张仁寿：我对温州模式的跟踪研究

【编者按】

    今年是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今年以来，我省学者纷纷撰文，以亲历者的身份，回顾其参与浙江改革开放四十年有关领域研究的情况，从学术研究的视角展现浙江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发展历程和辉煌成就。经作者本人同意，本公众号近期将刊发部分学者的回忆文章，作为对浙江改革开放四十年的致敬和纪念。本期刊发的是浙江工商大学原校长、张仁寿教授的《我对温州模式的跟踪研究》一文。

我出生于乐清农村，直到22岁离开家乡上大学，是一个土生土长的温州人。在中国改革开放时代，温州模式从无到有，从形成、发展到创新，我有幸成为一位观察者、研究者、纪录者和见证人。岁月如流，转眼之间我已进入花甲之年，但在改革开放40周年这个特殊时刻，回想自己在温州进行经济调研、研究温州模式的往事，依然历历在目，亦不免有所感慨。限于篇幅，本文侧重回顾总结如下问题：我缘何对温州模式研究情有独钟？跟踪研究的一些亲身经历；主要心得体会与理论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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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缘何对温州模式研究情有独钟？

  我开始留意温州农村经济的发展变化在1978年七八月份，即在我读大学第一年的暑假。其时，作为中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的标志性事件、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尚未召开。当我以一位研究人员身份开始对温州模式进行调研时，则是近七年之后的1985年3月了。此后30多年，我对温州模式一直留意观察跟踪研究，尽管在不同阶段所投入的科研时间和精力很不相同。那么，我缘何对温州模式研究情有独钟呢？ 

基于我的经济学专业背景

1977年恢复高考后，我幸运地被杭州大学政治系录取，成为77级大学生一员。1980年政治系分为经济系和哲学系，由学生自主选择专业，我选择了经济系，从此经济学也就成了自己的终身专业。我为了减轻家庭负担，能够挣一点读大学费用，在同村老乡、时任乐清县柳市财税所所长张仁昭的热情帮助下，曾利用1978年、1979年暑期勤工助学，分别在柳市粮管所和相距柳市不远的万家粮管所，担任农业税“助征”员（即协助税务部门从农民上交国库的公粮中代征农业税），每次“助征”时间40天左右，可获得70余元收入，扣除打工期间的生活开支，大约有45元可节余下来。这两次临时性的“助征”所在地，都属于温州农村商品经济的最早萌发地和温州模式的重要发祥地。它使我有机会看到在改革开放启动时，温州农民犹如“春江水暖鸭先知”，致力于发展家庭工商业的最初景象。如1978年暑假，我看到柳市镇上买卖粗陋的低压电器开关和小五金等产品的小店铺（柜台），就已有二三十家了，而第二年暑假再到柳市时，我发现类似小店铺（柜台）已多达七八十家。当时还是大二学生的我，对这些 “新生事物”感到很好奇，并朦胧地意识到商品市场的供求关系正在发生新变化，原先铁板一块的计划控制系统开始有所松动了。

我本科毕业后，紧接着到福建师范大学读政治经济学专业研究生。在大学学习这七年，对我的知识结构、思想认识、研究方法，特别是对我后来跟踪研究温州模式，影响最大的有两个人。一位就是革命导师、伟大的思想家卡尔.马克思。我在本科期间就比较系统地学习过《资本论》、西方经济思想史等必修课，读研期间的研究方向是“《资本论》与社会主义经济”，不仅需要反复研读《资本论》，还要认真阅读《剩余价值理论》等，马克思博大精深的思想和思辨优美的文字都让我入迷。那时国内大学的经济系，一部《资本论》几乎包打了天下，像《工业经济学》《农业经济学》和《商业经济学》等，不过是将《资本论》的一些原理套用到部门经济实务上去而已。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及其侧重分析生产关系的科学抽象法，对我后来进行温州模式研究具有潜移默化的深刻影响。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对温州模式中有关所有制结构变化、家庭经营与个体工商户发展、雇工经营与私人企业发展、分配关系变化与收入差距等问题的观察思考以及发表的论著，都明显留有“马克思经济学”的印记。

另一位对我影响极大的，则是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他目光敏锐，观察入微，学贯中西，表达深入浅出，文字行云流水。我在读本科期间，就认真拜读过先生的《江村经济》《乡土中国》等名著，也曾想改专业报考社会学研究生并为此花了一二年时间准备。他的著作没有故弄玄虚的理论，而是紧密结合实际，是真学问也有大学问。1980年代初中期，他从苏南到苏中再到苏北，深入研究农村经济和小城镇问题所发表的论著，对我也有极大吸引力并深受启发。我在1984年底研究生毕业时之所以决然选择到浙江省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工作，就是因为看重在研究单位工作比在大学教书有更多的时间和机会进行实地调研——显然，这是我长期受到费先生一生“志在富民”，始终关注重大现实经济问题，“行行重行行”深入实地调查开展学术研究的路径与方法影响的结果，受益于先生真知灼见的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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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切关乎我的出身背景及青少年时期经历

  我的家乡为乐清市城东街道（原乐清县慎海公社）珠垟村，地处半山区，世代为农。在我的青少年时期，村庄环境闭塞，交通十分不便，经济非常落后。我在珠垟村小学及其附设初中班完成了小学和初中教育，1974年1月从乐清中学高中毕业后又回到珠垟村务农，后在村小当代课教师两个月。1974年9月，我成为慎海中学的民办教师，当每月领到27元工资的时候，常常与同事一起去学校所在地的牛鼻洞村“街上”（不过有几家十分简陋的小商店、饮食店而已）吃一碗海鲜面，喝一瓶啤酒，花钱没几角，打牙祭罢了。

我在上大学前，过的是与当地大多数农民差不多的贫困生活。而今遥想青少年时期，给我留下的最深刻记忆，莫过于那种饥肠辘辘的饥饿感觉了。这种亲身经历，使我对农民的生存状态感同身受，天然地怀有同理心、同情心。1980年代中期我在温州调查时，也曾经常听到当地农民不解地问：“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但几十年来政府既不能解决我们农民的就业问题，也不能解决我们农民的吃饭问题。现在我们靠自力更生发展家庭工商业，赚点小钱，依法纳税，这有什么不好呢？为什么说这是走资本主义道路，非要打击我们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呢？”他们心有余悸，顾虑重重，有的还会追问：“政策会不会变啊？会不会秋后算账将来抓我们整我们，没收我们的财产啊？”农民兄弟提出的这些问题，实实在在又相当敏感，但对我这个农民儿子触动很大。如对这些农民最为关切的问题置若罔闻，或刻意加以回避，不是科学研究的态度，在感情上自己更是难以接受。我虽人微言轻，但觉得也有一份责任与义务对温州改革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进行分析探讨，在理论上力所能及地做出回答，为温州改革摇旗呐喊。这种想为农民说话的朴素感情和表达冲动，直接联系着我的出身背景及青少年时期的成长经历，构成我研究温州模式很重要的内在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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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模式所具有的强大吸引力

我到浙江省社科院工作后，开始选择的课题是“小城镇经济研究”，这也是受费孝通先生的启发，因为他在1983年就提出了“小城镇，大问题”的著名论断。其时，温州以小城镇为依托的农村商品经济已相当活跃，名声鹊起。1985年3月，浙江省社科联副主席李荫森同志带队去温州调研，随行人员有《探索》(《浙江社会科学》的前身)副主编施国光、吴凤钢和我三人。我们到乐清、瑞安、永嘉、苍南、平阳等县市当时商品经济最活跃的一批小城镇调研，参观家庭企业和专业市场，与基层干部、个体户、购销员、务农人员等进行座谈。我一路看一路想，大开眼界，激动兴奋。原来，在我离开家乡读大学这七年，温州经济变化已经如此巨大，真可谓“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这次调研回来不到两个月，《解放日报》1985年5月12日头版发表了《乡镇工业看苏南 家庭工业看浙南 温州三十三万人从事家庭工业》的报道，并配发了“本报评论员”文章《温州的启示》，第一次在党报上公开使用“温州模式”这一术语。此后，温州模式不胫而走，逐渐名闻遐迩。

我在《温州模式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1月版）一书前言中这样写道：“1985年春天，我们踏上了温州这块土地。从那以后，温州农村独特、丰富、深刻的变革，像巨大的磁石，有力地吸引了我们。”同时，温州广大老百姓和干部“敢为天下先”的改革精神和探索勇气，也强烈地鼓舞了我，给我以激情和力量。在我的职业生涯中，先后主持过大大小小的研究课题不下20项，但取得研究成果最多、自认为有点价值的，首推“温州模式研究”。今天在撰写此文的过程中，我仍然对故乡温州这一方改革创新热土，对广大父老乡亲的开拓创新精神、所创造的辉煌业绩和丰富经验，怀着一颗钦佩和感恩的心！

上述三个方面，即是我对温州模式研究情有独钟的缘由。抚今追昔，仿佛感到这是一种命运的选择与安排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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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模式跟踪研究经历的一些“大事”

  1985年3月我从温州调研回来后不久，省社科院专门为我安排了一场“温州经济考察报告会”，参加对象为全院教职工，包括全体院领导和高级职称人员。报告会持续了两个多小时，与会人员聚精会神，认真地听我这个 “初生牛犊”讲温州调研的见闻与体会，反响十分热烈。这也可见当时理论界对独树一帜的温州经济发展道路的关注之一斑。

不久，我结合温州调研所得，撰写了《家庭工业刍议》（刊于《探索》1985年第3期），这是我研究温州模式发表的第一篇文章。与此同时，我立即将“小城镇经济研究”课题搁置起来，而转向温州模式研究。1986年1月，我牵头申报的“温州模式研究”课题被列为省社科院重点课题，资助经费6000元，这属于当时院内资助强度较大的课题了。

从1985年初到1988年8月，是我集中全部精力研究温州模式的阶段。其时，中国经济改革的重点刚从农村转向城市，全国上下思想解放，改革热情十分高涨，政界、学界都十分关注温州模式，到温州考察访问的省部级以上领导干部和专家学者络绎不绝。如此大环境无形中对我以及课题组成员也有很大激励作用。那几年，我每年三四次去温州调研，对家庭工业、合伙企业、私人企业、雇工经营、商品流通、专业市场、要素市场发育、小城镇建设、农业发展、贫困地区开发状况，以及温州模式发展引起的产业结构、城乡关系、运行机制、生产关系等方面的变化及其带来的新问题，都作了较深入全面的调查；与温州各级干部、个体户、供销员、农民企业家、务农者、国营企业职工、教师等各方面人士，也进行了广泛的座谈讨论，获得了大量第一手材料；单独或合作发表了40多篇调研报告和论文。1986年，“温州经济综合研究系列论文”获得浙江省社科院年度优秀科研成果特等奖。随着调研资料和初步研究成果的积累，我和课题组骨干成员李红从1986年下半年开始合作撰写专著《温州模式研究》。当时没有电脑，完成书稿要手写和誊抄二三遍，直到1988年1月才将定稿交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8年9月以后，省社科院选派我去设在杭州商学院的商业部英语培训中心学习英语两个学期，等到总算通过了“国家英语水平考试”，因为要公派我去瑞士留学，1989年9月我便又到北京语言学院学习德语两个学期。此时，社会上对温州模式的评价也从基本肯定转向基本否定，即使是持肯定态度的专家学者，这时也不大好公开发声了。当时，交稿一年半多的《温州模式研究》尚未出版。因温州模式有“性质”、“主义”、“道路”和“方向”等敏感问题之争，该书是否出版也就变得复杂起来。于是，出版社将书稿发回省社科院，要求组织专家对书稿进行审读并提出意见。其时，我已在北京语言学院学习德语，省社科院给我来信，大意是说：专家审读后认为，虽然该书涉及到温州所有制结构、雇工经营、分配关系变化等敏感问题，并在理论上充分肯定了温州模式的作用与现实意义，但探讨分析问题基本做到了实事求是，没说什么特别出格的话，建议予以出版。同时，省社科院个别领导和该书责任编辑也不忘对我善意提醒：由于该书旗帜鲜明地支持肯定温州模式，正式出版后可能会带来一些麻烦，要冒一定风险。他们问我：作为作者，对此书出版有什么态度，是否同意出版？我根据自己对温州模式研究的心得体会，对温州农民的乡土感情和已经花费的研究心血，毫不犹豫地用“文责自负，希望早日出版”加以答复。最终，该书于1990年1月得以面世。

《温州模式研究》是我作为第一作者的第一本研究性著作，也是理论界第一部比较系统地研究温州模式的代表性著作。该书充分肯定了温州模式在商品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比较客观全面地评价了温州模式的功能与意义，在一些敏感问题上，理论联系实际态度鲜明地作了回答。该书出版以后，一直受到理论界的好评，其引用率属于同类著作最高者之一。1992年1月，它被省社科院评为1990年度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1992年春天邓小平视察南方谈话的发表及当年秋天党的十四大召开，迅速打开了中国改革开放新局面。在这样的大背景下， 1993年初《温州模式研究》又荣获浙江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那时，全省社科奖每两年评一次，每届一等奖总共只有5项，竞争之激烈可想而知。依我理解，浙江省人民政府之所以将一等奖颁给此书，与其说是对其质量的充分肯定，不如说是对独立研究、理论探索的热情鼓励，也是为了对温州模式表示肯定支持。让我不无感慨的是，大到国家、民族的命运，小到一个人、一本书的命运，与“政治”的关系总是如此密切！

在研究温州模式过程中，我也积极参与了一些重要的理论研讨活动，并陪同理论界一些权威人士到温州考察访问。在此择要记述几例：

（1）参加了浙江省委政研室温州经济调查组。1985年7月，我受省委政研室委派，在柳市等地蹲点调研了一个多月，为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王芳同志到温州考察“打前站”，撰写并提交了一些调研报告。当年8月王芳书记来温州考察，后来署名发表了《温州农村商品经济发展的调查》(《红旗》1986年第3期)，充分肯定了温州的实践与探索，极大地支持、鼓舞了温州广大干部和群众。

（2）深度参与了反响强烈的两次温州模式理论研讨活动。一次是 1986年6月14日至19日由浙江省社科院经济所、温州市委政研室和温州市农委联合主办的“温州农村经济模式理论研讨会”。我担任研讨会筹备工作负责人和秘书组组长。该研讨会原定规模控制在100人以内，但因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要求参会的热情很高，只好放宽到130余人。在会前和会议期间，《温州日报》每天报道会议有关情况，也多次对我进行了采访报道，刊发了《省社科院“温州模式研究”课题组长张仁寿介绍：理论界对温州模式研究的情况》(1986年6月17日)、《小人物做大文章——记省社科院张仁寿及其同伴》(1986年6月28日)等文章；会后，全国有几十家报刊对此次研讨会情况进行深度报道。另一次是1987年6月27日至7月2日由《农民日报》编辑部、浙江省农研室、温州市农委联合主办的“温州经济发展对话”活动。我应邀全程参加。这次活动没有固定的会议地点，理论界专家学者在温州一路考察调研，就地与温州农民企业家、专业大户、基层干部进行座谈交流。活动结束后，当时颇具影响力的《农民日报》以《温州对话录》为题，从1987年8月4日至8日连载了“对话”活动的主要观点，在全国产生了很大影响。

（3）陪同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温州农村调查组”考察。1986年3月初，所长董辅礽、副所长赵人伟率领经济研究所10多位研究人员到温州考察，我全程陪同调研参加讨论。对我来说，这也是一次难得的交流学习机会。调查组回到北京后，撰写了长达两万多字的考察报告《温州农村商品经济考察与中国农村现代化道路探索》，发表在顶级期刊《经济研究》1986年第6期上，在经济学界影响很大。后来，董辅礽先生还用英文单独出版了研究温州经济改革的专著：《市场的力量》。

这里有必要顺带述及一下：在董辅礽所长一行在温州调研期间，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教授恰巧也在温州考察(2月27日到3月6日，历时九天)，且都下榻在雪山宾馆。因此之故，早餐时间，我就能偶尔见到仰慕已久的费老，当时他已76岁，满头银发，风度翩翩。我曾拜读过他不少著作，能够亲眼目睹这位社会学大家的风采，又是第一次，心中自然十分欣喜。费老回到杭州后，省政府安排他在浙江省人民大会堂为省级机关干部作了一场“温州行”大型学术报告，偌大的主会场座无虚席，他一口气讲了两个半小时，我亦有幸在现场聆听。先生气定神闲，娓娓道来，条分缕析，不时对温州模式与苏南模式作比较分析，其目光之锐利、知识之渊博、见解之独到，无不让人折服。会后，以这次演讲内容为基础加以整理修改，先生发表了《小商品 大市场》(《浙江学刊》1986年第3期)，复又以《温州行》为题分上中下三篇在《瞭望》周刊(1986年19、20、21期)连续刊出，在全国产生了巨大影响。在文中，费孝通先生对温州模式作了充分肯定：“无论是苏南模式，还是温州模式或群众创造的其他模式，评价它们的唯一标准应当是视其是否促进了社会生产力发展，是否提高了人民大众的生活水平。这些模式在中国历史上乃至人类发展史上都是古来所无的。唯其如此，方显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特色；唯其如此，才需要我们对伴随这些新事物一同出现的新问题进行科学的认识。” 当年陪同先生一起访问温州、时任江苏省委政研室主任朱通华先生后来如此评论：“这一鲜明观点的提出，在当时的中国政治、经济界是绝对领先的。”(参见《陪同费孝通温州行》，《新民晚报》2005年11月29日)如今，研究温州模式的论著可谓汗牛充栋，而费先生这篇《小商品 大市场》无疑属于这个领域最为经典的论文了。

（4）陪同胡绳院长赴温州考察。1987年3月，时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的胡绳先生要到温州考察，省社科院领导让我一起陪同。胡绳院长在温州考察的时间大约六七天。他温和宽厚，平易近人，一路上看得仔细，听得认真，但说话不多，很少发表对温州模式的看法。作为理论界的一位权威，他专程赴温州考察有什么目的，带着什么任务，我不得而知也不好发问。当时有一个重要背景是：1987年1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当前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若干问题的通知》，这场“斗争”正在开展之中。在杭州临别前夕，先生在下榻的西湖国宾馆，给每一个陪同人员都用毛笔写诗相赠，送给我的是：“新柳遥看已带烟，玉兰花放草芊芊。老来不减少年兴，楼外楼头好醉眠。” 这最后两句，或许也是他当时心境的一种写照吧！

我在1988年1月向出版社提交了《温州模式研究》书稿后，从当年9月到1992年7月，先在国内学习英语、德语，后到瑞士圣加仑大学作访问学者两年，有四年时间基本中断了温州模式研究工作。回国以后，我的工作岗位、工作单位都有变动，但关心关注温州模式发展变化的情怀没有变，跟踪研究温州模式的兴趣仍然在，但也不可能再像1980年代中期那样“全力以赴”了。1993年以来，我单独发表了一些相关论文，按其发表先后主要有：《温州模式与市场经济》(《农业经济问题》1993年第10期)、《温州模式：企业、市场与政府职能的新变化》(《浙江学刊》1994年第3期)、《从温州的经验看民营企业的技术进步》(《中国农村经济》1994年第12期)、《沿海农村经济发展模式与区域文化的比较》(《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95年第2期)、《依靠民间与市场力量推动的城镇化：温州的经验》(《中国农村经济》1999年第1期)、《民营企业需要再创新》(《中国农村经济》2000年第8期)、《农民进城动力探析》(《中国农村经济》2001年第3期)、《温州模式：盛名之下，其实难副？》(《浙江学刊》2004年第2期)，《温州模式：中国市场化改革的开路先锋》(《中华读书报》2008年7月30日。此文同时收入连晓鸣编：《浙江现象与浙江学术：浙江改革开放30周年回顾与展望》光明日报出版社2008年12月版)，等等。这些论文大部分发表在一级期刊上，其中多数被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全文转载，有的则被中国社会科学院要报《领导参阅》摘登，其中二篇还获得省部级优秀科研成果奖，应该说具有一定的影响。

2011年，温州市决策咨询委员会领导找我商量，希望我能主持承担“科学发展的温州模式创新研究”课题，我感到自己行政管理工作已是忙忙碌碌，故婉言谢绝。不久他们再次对我说，这是温州市委主要领导的意见，希望我能帮忙牵头承担。我感到盛情难却，只好请同事陈剩勇教授、张旭昆教授（他们俩和我都是温州市决咨委成员）等一起组成课题组予以承担，后经过比较深入的实地调研和课题组内部的多次研讨，最终形成了两万多字的同名研究报告，通过专家评审后，提供给温州市委、市政府及有关领导作决策参考。对于此研究报告的有关观点，后文将会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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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模式跟踪研究的心得体会

我在长期跟踪观察研究温州模式过程中，也收获了一些心得体会和理论认识。考虑到本文篇幅已经够长，这里仅择要作些概述。

关于温州模式的研究对象

温州模式研究，研究什么？对于研究者来说，是需要界定研究对象、做到心中有数的。到1986年前，理论界最初认可的“温州模式”，就其内涵而言，不过是“温州农村经济发展模式”的简称而已，研究对象也局限于农村经济。我最初研究温州模式，也曾经大致作如是观，这从《论温州农村经济发展模式的意义》（《探索》1986年第3期）一文的标题就可看出。

在现实经济发展中，由于城乡之间、农村经济与城市经济客观上是紧密联系的，不久我就意识到，温州模式其实是一种覆盖城乡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因此需要从城乡联系与相结合的视角进行研究。随着调研的深入，我进一步认识到，任何地区的现实经济发展总是在一定经济体制下的发展，而任何区域经济体制也是建立在其经济发展格局和水平之上的。因此，温州模式不仅是一种经济发展模式，而且也是一种经济体制模式。对温州模式的研究，要同时关注“发展模式”与“体制模式”两个方面，还要重视两者的相互结合与匹配，这与改革初期发展模式和体制模式的“双重转型”要求也是相吻合的。因为不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就不可能实现发展模式转型，所以关注温州模式的制度变迁也就显得顺理成章了。对此，我在《温州模式研究》一书中已经有所关注；在《温州模式对经济体制改革的向导意义》（《农业经济问题》1986年第9期）、《温州模式：企业、市场与政府职能的新变化》、《民营企业需要再创新》等论文中则有比较集中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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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温州模式的意义

  温州模式，起初是相对于苏南模式而言的，且主要是从农村工业化模式角度提出来的。从文献查询结果看，最早应该是我对两者进行了比较分析。在《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86年第2期上，我发表了《苏南、温州农村工业化模式的比较》。该文在比较分析苏南、温州农村工业化模式的不同特点、成因的基础上，探讨了两者 “对于振兴农村经济的作用”，最后得出了“几点启示”。启示之一是：“农村工业的发展是振兴农村经济的最重要力量。但是，由于各地社会经济条件千差万别、发展不平衡、基础不同，农村工业化必须从实际出发，扬长避短，因地制宜地选择不同的模式。这是两个模式提供的最基本的启示。把苏南模式照搬到温州，或把温州模式套用到苏南，都是行不通的。只有从实际出发，选择发展农村工业的不同模式，才能振兴农村经济，加快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

在我后来对温州模式的研究中，一直将其看成是发展模式与体制模式的有机结合，因此认为温州模式的成功经验、精髓和灵魂，可以抽象概括为“民营化、市场化”六个字。对此，我在《温州模式：中国市场化改革的开路先锋》一文中有比较集中的表达： “这六个字的内涵是十分丰富的。民营化，关系到社会所有制结构、企业产权制度、利益分配关系、经济决策和动力结构等；市场化，涉及到市场主体培育、经济决策信息结构改变、经济运行调节机制乃至整个社会资源配置方式的转变等。从温州30年的改革发展实践看，它通过不断深化民营化改革，大力发展了以私营为主的各种民营经济，有效地调整了社会所有制结构、企业产权结构和利益分配结构，从而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内在动力和活力；通过不断深化市场化程度，促进了经济运行方式和调节机制的转变，从而提高了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当然，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过程中，民营化与市场化两者之间不是可以相互分割和孤立的，而是相互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温州正是由于率先不断推进民营化与市场化相结合的改革，在微观经济领域实现了民营企业与市场机制的有效结合，从而既推动了传统计划体制的深刻转型，也带来了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

温州模式的形成、发展和创新，为中国市场化改革和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十分宝贵的实践经验和理论启示。概括起来，温州模式的意义主要在于：第一，它是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后，民间市场主体最早发育成长的摇篮，是市场经济的重要发祥地。第二，它是在实践中大胆突破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积极探索创新市场体制的先行者，是市场化改革的开路先锋。前者着眼于发展模式，后者则侧重于体制模式。不过，这种区分是相对的，因为两者在现实中总是相互交织相辅相成的。

2003年10月11日，我在温州市委、市政府举办的“首届世界温州人大会”上，曾以《温州的贡献》为题发表演讲， 将“温州的贡献”概括为以下八个方面：一是在于使人们看到了民间的力量；二是在于使人们看到了市场的力量；三是在于使人们看到了社会分工的力量；四是在于使人们看到了观念变革的重要性；五是在于使人们看到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干预的有限边界；六是在于创造了一种可供选择的经济模式；七是在于把市场经济的种子撒向全国各地；八是在于昭示了走向现代化的艰难和希望。我这样概括“温州的贡献”，其实不过是“关于温州模式的意义”的另一种表达而已。这些看法，敝帚自珍，似也经得起时间的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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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温州模式面临的主要问题

  温州模式是实践中形成和不断演化的，它不可能是完美无缺的。我在《温州模式：盛名之下，其实难副？》一文中曾指出：温州模式目前遇到的最大问题不是“私人产品”的生产问题或者所谓技术创新问题，而是“公共产品”的供给不足问题。这个“公共产品”，主要是指制度供给问题，是政府经济管理体制的系统创新问题。换言之，是制度创新陷于式微。

2014年4月4日，在温州市人民大会堂举行的“世界温州人与温州发展”报告会上，我应邀发表了题为《温州发展亟需加强公共品供给》的演讲。这次演讲就其内容来说，很大程度上是基于2011年我主持承担的“科学发展的温州模式创新研究”课题成果，得出的主要结论有：

（1）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曾经一马当先、独树一帜并创造了辉煌成就的温州模式，自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由于制度创新的止步不前，已经使得制度效率大大降低，突出表现在政府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上。

（2）导致温州模式危机的深层原因，在于公共品供给严重不足，供给效率低下。

（3）温州模式能否创新，温州发展的根本出路，都在于能否深入推进政府管理体制的改革创新，促进制度性、物质性、服务性等公共品供给的全面改善，从而推进区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今后一个时期，推进温州模式创新，促进温州发展，必须将创新重点从经济体制转移到政府管理体制和社会管理体制；从过去以民营化、市场化为主要特征的微观经济体制创新，扩展为涵盖经济、社会和政府的整体性转型。

不难发现，上述三点结论也是密切联系的。这次演讲，无论从现场反应还是会后网上报道看，反响之热烈都出乎我的意料。而今，时间一晃又过去了四年多，但自认为这些看法并没有过时，它们应该仍是今后推进温州模式创新需要着力解决的主要问题。

结束语

中国幅员辽阔，各地情况千差万别，在实践中探索符合自身条件的不同发展道路，形成各具特色的“苏南模式”、“温州模式”和“珠江模式”等是很正常的现象。在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前，虽然对苏南模式、珠江模式等也有过一些不同看法，但对温州模式的质疑、批评和指责无疑是最多也最猛烈的，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在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回眸温州模式的形成、发展与创新的历程，首先要归功于从实际出发，“敢为天下先”大胆突破、开拓创新和进行创造性实践的温州广大老百姓和干部。但是我也看到，理论界许多专家学者对温州模式的肯定支持，为温州改革发展的奔走呼号，确实也起到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可以设想，如果没有理论上的肯定支持，不时处在意识形态争论风口浪尖上的温州模式，很可能早就遭遇严酷打击、被彻底扼杀的命运了。

肯定支持温州模式的专家学者多得无法统计，但可以列举一些代表性人物：北京的，有费孝通、杜润生、马洪、胡绳、董辅礽、林子力、吴象、赵人伟、戴园晨、马家驹、王小强、白南生、王贵宸、孙越生等；上海的，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有袁恩桢、杨建文、陶友之、顾存伟等；省城杭州的，八九十年代主要有方民生、李云河、顾益康、郑志耿、刘吉瑞、陆立军、李红、林坚、陈湘舸和我本人等，90年代中后期以来则有史晋川、陈剩勇、赵伟、金祥荣、罗卫东和我本人等；温州本土的，有郑达炯、马津龙、李仁续、洪振宁、叶正猛等学者型官员和朱康对、张一力、谢健等教授。他们在对温州经济进行深入的实地调研之后，都曾发表过有影响的论著或观点，以理论勇气和真知灼见肯定温州模式及其创新，为完善温州模式献计献策。而专家学者们也从对温州十分生动丰富、不断变革创新实践的调研中，获得了理论研究的丰富材料和推动理论创新的“活水源头”——这可以说是温州以特有方式对他们的一种“馈赠”吧！

张仁寿

教授，曾任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浙江工商大学校长等职。现为浙江省人民政府咨询委员会委员，同时兼任杭州市、温州市、嘉兴市、衢州市等咨询委员会委员。1993年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别津贴，1997年入选“浙江省151人才工程”，2003年被评为浙江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科技人员。主要研究领域为区域经济、产业经济、农村经济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