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祖辉：改革开放四十年与我的“三农”研究回顾

【编者按】

      今年是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今年以来，我省学者纷纷撰文，以亲历者的身份，回顾其参与浙江改革开放四十年有关领域研究的情况，从学术研究的视角展现浙江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发展历程和辉煌成就。经作者本人同意，本公众号近期将刊发部分学者的回忆文章，作为对浙江改革开放四十年的致敬和纪念。本期刊发的是浙江大学教授黄祖辉的《改革开放四十年与我的“三农”研究回顾》一文。

今年正好是中国改革开放的40周年，而始于1978年的中国改革首先是从农村开始的，因此，今年也是中国农村改革的40周年。回顾自己40年来焦距浙江和中国 “三农”问题的研究经历，深感中国“三农”问题的重要和解决“三农”的艰难。我的第一篇“三农”文章是在1978年我大学一年级期间与几位同学一起撰写的《应重视国营农场的经营管理》的篇幅不长的文章。这篇文章与其说是我学了一点理论知识后，对当时的国营农场经营管理体制的弊端提出一些看法，勿宁说是我在黑龙江农场知青生活九年后的感悟。没想到这篇相当稚气的文章竟然得到了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先生的重视和推荐，进而发表在了1978年第12期的《经济研究》杂志上。从那篇处女作的发表算起到现在，我对中国“三农”问题的研究，基本上和中国农村改革发展的历程一样，也已整整四十年。

在上世纪的八十年代，我国的改革处于起步阶段，当时占主导的改革议题和领域集中在农业与农村领域，当时的中国“三农”问题研究的热点主要涉及农村家庭承包制、农产品价格放开和农产品购销体制的改革、粮食生产与发展战略、农业劳动力的转移、农村工业化的发展与道路、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等问题。在这一期间，“三农”研究者在国内占了主导地位，大家都是非常富有激情和少有顾虑。本人在那段时期有两项研究成果至今仍较有意义和价值。一项是对浙江省粮食发展战略的研究。由我和叶晓云等1985年撰写的《关于浙江省粮食发展战略的探讨》一文，由于提出了浙江粮食战略应从“完全自给”向“基本自给、大进大出”战略转变的观点，冲击了当时传统的粮食战略思路，引起了不小的争论。当时我还在读研究生，竟然也被看成是“不重视粮食生产”的人物之一，承受了不小的压力。现在看来，这一观点并没有错，浙江事实上后来还成了全国第一个粮食市场化改革与放开的省份。现在想来，无非在于当时提出新观点的时机和条件可能还不是很成熟。但我始终觉得，这恰恰应该是一个研究者所应该坚持做的事情。

另一项研究是我和顾益康、徐加的《农村工业化，城市化与农民市民化》的研究。该项研究成果不仅被发表在1989年第3期的《经济研究》上，而且还被评为“纪念中国农村改革十周年”的优秀论文。该项研究成果的主要贡献是：在当时我国农村工业(乡镇企业)发展和农业劳动力转移的“三就地”思路占主导的背景下，我们揭示了与“城市病”相对应的“农村病”问题，提出了农村工业化应与城市化协调发展的观点，尤其是提出了进城农业劳动力“市民化”的概念以及包括户籍制度改革在内的一系列政策建议。这些观点和政策主张在当时并没有被引起高度重视和被采纳，因为尽管中国农村工业化和劳动力转移的这种模式具有粗放化和低端化的特点，但实际上仍是当时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重要支撑。实践表明，一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和新世纪以来，随着中央高层关于统筹城乡发展、科学发展观和城乡一体化发展思想的明确提出，我们当时所提出的这些观点和政策建议才开始纳入高层的视野，才逐渐成为社会的主流共识。值得欣慰的是，这项成果在2007年被评定为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突出学术贡献奖。

进入上世纪九十年代后，中国改革的重点进一步由农村转向城市，由微观转向宏观，尤其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中国掀起了新一轮的改革和发展浪潮。从当时的“三农”问题研究看，重点和热点问题比较集中在农业产业化经营与发展、土地流转与规模经营、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农业发展与农民增收等问题。在这一时期初，我继续着农业劳动力转移问题的研究，代表性的作品是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1992)上的《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该文的主要贡献是测定并分解了乡镇企业的资本积累和创新(内涵)对农业劳动力的不同吸纳程度，揭示了我国乡镇企业吸纳大量农业劳动力的基本机理，即主要是依靠外延发展的吸纳，而不是内涵发展的吸纳，这实际上揭示了中国农村工业粗放型增长的特点。1992年底，受浙江大学包氏基金的资助，我以高级访问学者的身份赴瑞典农业大学经济系，开始了为期一年的进修与合作研究，期间，我对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颇感兴趣，进而在国外比较系统地研读了新制度经济学。回国后，将自己的“三农”问题研究重点放在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和方法对中国农业组织、农村经济改革与发展中的应用上，试图对中国的转型与发展提供新的分析视角和更好的解释力。这一期间，形成了一系列相关性成果，如：《中国横店集团产权制度构造的启示》(1995)、《家庭农业：有效的农业组织管理结构》(1996)、《公司加农户：农业组织的一种创新》(1997)、《当前我国农户家庭经营中的交易途径与合约方式》(1998)、《农地产权结构与我国的家庭农业》(1998)、《论农户家庭承包制与土地适度规模经营》(1999)、《农民合作：变革态势与启示》(2000)等等。我觉得，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不仅是研究转型问题和“三农”问题的重要工具，而且也是现代管理学的重要基础，通过这一理论和方法的不断应用，新制度经济学会获得进一步的应用价值。

进入新世纪以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统筹发展、和谐发展、科学发展和城乡一体化发展的理念开始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导性基调。这段时期来的中国“三农”问题的研究热点与重点主要涉及：加入WTO及其对中国农业发展的影响；农村税费制度改革，农民增收与收入差别；新农村建设和美丽乡村建设进而乡村振兴战略；现代农业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农产品质量安全；农村土地制度与集体产权制度；城乡社保制度以及农民工市民化等。在这一时期中，有两件事情记忆犹新，一是农业税费制度的改革。当时我是浙江省政协委员，在2002年的省“两会”上，我和徐立幼教授、陶勤楠教授等提出取消农业税的议案，由于税制改革的权限限制，这一提案尽管得到了省里的同意，但没有获得国家税务总局的同意，为此，浙江省只能实行农业税的暂停征收。之后，在2003年的全国“两会”上继续提交这一提案，并且得到了中央的同意，农业税这一千年皇粮国税就此得到终止。二是农民合作组织的立法。农民合作组织本是农业家庭经营不可或缺的产业组织，但由于我国农民合作组织发展的历史曲折和异化，改革后社会上一度存在“谈合色变”的倾向，农民合作组织的再发展始终名不正言不顺。为此，在与台州市农业局商谈后，我出面邀请了8位来自美国、加拿大、德国、荷兰、瑞典的专家学者，于2004年5月12日在台州举行了“农民合作组织制度建设和立法”国际研讨会，为合作社的立法与法人地位提供依据，并且促成了2005年1月《浙江农民专业合作社条例》在全国的率先出台。

这一期间，我还承担了一些有关“三农”问题的国家项目，如：“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理论、思路与对策”(2004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我国土地制度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研究”(2006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农业产业组织体系与农民合作社发展”(2014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等，我的研究重点也开始更关注中国农业农村发展中的宏观问题。尽管这一期间出了不少成果，但仍然不很满意，比如，如何通过建立一个比较清晰的分析框架，从理论上对中国的“三农”问题进行系统的梳理，进而进行深入的分析和把握，并提出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思路与政策框架，还是有不少难度。此外，自从在1999年底建立了浙江大学“农业现代化与农村发展研究中心”(CARD)这一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和2006年建立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以来，我的“三农”问题研究中明显增多了有关“三农”政策与对策方面的研究，有不少对策研究建议，如：《重视城市化对新农村建设的引领和两者的互动共进》(2010)，《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构建亟需相关制度创新》(2013)，《打赢我国十三五扶贫攻坚战的对策建议》(2016)，《科学把握乡村振兴战略的内在逻辑与建设目标》(2018)等，得到了中央高层和省政府领导的重视和批示。

浙江省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发展很快的一个省份，浙江省的改革与发展历程在一定程度上是中国改革与发展的一个缩影。浙江的空间面积并不大，仅10万平方公里，户籍人口却已达五千多万，还有两千多万的外来人口，浙江的自然资源称不上丰裕，是“七山、一水、二分田”，但浙江的改革发展却始终走在了全国前列。我觉得，浙江发展的基本经验就是依靠体制与机制的不断创新。浙江可以说是一个研究改革、研究转型、研究“三农”的富矿。我有幸长期生活和工作在浙江，比较多地参与和见证了浙江农村的改革开放与发展历程，这种经历是我研究“三农”问题的源泉和财富。它使我领悟到：中国的“三农”问题，既是一个任何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尤其是二元经济结构转型过程中所面临的普遍性问题，但对中国而言，又是一个在中国独特的城乡二元结构环境中所存在的特殊性问题，是一个涉及9亿左右农村户籍人口权益改善与发展的问题，它并不是一个区域局部性的问题，而是一个与整个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甚至于与整个国际经济与政治格局都关联的问题。研究与解决中国的“三农”问题还任重道远，还需不断的努力和探索。

(部分照片由浙大农业现代与农村发展研究中心提供)

黄祖辉 ，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专长是农业经济与农村发展，产业组织与制度研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浙江大学农业现代化与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卡特)主任，浙江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求是”特聘教授。兼任浙江省政府咨询委员会首席专家、中国农村合作经济管理研究会副理事长、中国农业经济学会常务理事、农业部软科学委员会委员、浙江省农业经济学会名誉会长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