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勇良:我和浙江所有制改革

03.01.2019  22:21


【编者按】


今年是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今年以来,我省学者纷纷撰文,以亲历者的身份,回顾其参与浙江改革开放四十年有关领域研究的情况,从学术研究的视角展现浙江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发展历程和辉煌成就。经作者本人同意,本公众号近期将刊发部分学者的回忆文章,作为对浙江改革开放四十年的致敬和纪念。本期刊发的是浙江省信息化发展研究院首席专家 卓勇良 教授的 我和浙江所有制改革 一文。



楼永良1996年在中天集团第一次股东大会上被推选为董事长时,不禁想起了刚当总经理时的窘迫和艰辛。他当时卖掉一辆好车,买回两辆桑塔纳,各配两位驾驶员;驾驶员休息,楼永良不休息,连轴转地跑客户、跑项目、跑工地。2017年,楼任董事长的中天集团已是中国最大的民营建筑企业,销售收入按2017年平均汇率计算达136.3亿美元,已能跻身全球业界著名的ENR“全球工程承包商TOP 250”的第24位。

浙江是全国所有制改革进展最快的省份。1978年,浙江集体工业产值比重列当时全国各省份首位;2004年,根据省统计局2005年统计公报,非公有制经济增加值已占全省GDP的71.5%。

01

对船大包干


我于1980年进入省政府调查研究室工作,这是当时与省政府办公厅同一个党组的研究机构。省政府的一位副秘书长王濯非任主任,副主任是从金华地委宣传部长任上调来的杨子毅。王秘书长“文革”中任新华通讯社浙江分社社长,是中央了解浙江情况一个非常重要的岗位;杨主任1949年在庆祝杭州解放的大会上,与谭震林同坐台上。这两位抗战时期参加工作的老领导,和蔼可亲,为人正直,领导能力很强,文字水平一流。他们当时可以说是手帮手地带着我,是我职业生涯中最早的两位“贵人”。

我正是跟随着王秘书长和杨主任,第一次接触到了浙江的所有制问题。我这人愚钝,工人家庭,新闻专业,缺少专业背景,当时哪知道什么所有制。

1980年下半年,我跟随王秘书长进行渔业调研。我们来到乐清县,时任温州地区分管农口工作的副专员王权,风风火火地赶来。王专员敞开着上衣,穿着布鞋,像极了一位游击队长。

在听取汇报当中,我第一次听到了关于渔业生产责任制的一个词:“对船大包干”。因为机帆船出洋作业都是两只船一起捕捞的,所以叫对船。当时省里尚未放开农业联产承包责任制,即俗称的“大包干”,所以我们这个调查组也较难表态支持。当时大家在讨论中,觉得还是采取一种不提倡、不支持、不反对的做法比较好。后来在这次调研的基础上,召开了改革开放以来的全省首次渔业工作会议。

到了第二年,我听到王秘书长与另一位领导聊天时说,省委的一位副秘书长批评这次会议保守,不支持对船大包干。从王秘书长的口气中,他似乎有点觉得委屈。我当时也不太清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内心深处有点替王秘书长打抱不平。一则我有点像是王秘书长的秘书,跟随时间长了,思想认识难免比较一致;二则这毕竟也不是王秘书长能说了算的。

实际工作中,“对船大包干”于1981年开始在一些地方实行,取得了较好效果。如当时的镇海县大榭渔村,有6对机帆船从事外海捕捞作业,1981年9月实行对船大包干,1984年捕捞产业25.8万担(当年的计量单位),比1983年增长14.5%,劳均收入达到3000元左右,大大高于当时国营工厂的工人。更重要的是,这4年间没有发生过触礁、沉船、失火、伤亡等原本令人担心的事,连续4年被评为市、县级先进单位。

而且,对船大包干也并未影响渔船间的相互救助等重大海难事故。如1983年冬汛期间,一个洋面上有两条机帆船的舵机同时失灵,处境十分危险。刚好大榭渔村的船正在附近,立即向这两条船靠拢,把这两条船安全拖回港口,避免了一起重大事故。

所有制改革是浙江民营经济发展的前奏,也是改革开放以来,浙江制度变迁的一条主线。就浙江所有制改革而言,在这40年间,或可说有三种主要类型。一是存量型改革,即原本的国有与集体所有制企业的改革转型;二是增量型改革,即非公有制企业快速发展;三是建构型改革,即推进股份化和建设现代企业治理结构。还有一种很重要的所有制,我个人称之为创业所有制,这是自英国光荣革命以来的现代经济增长所形成的一种所有制,尤其是信息经济加快发展以来,如马云的阿里巴巴等。

02

姗姗来迟的浙江农业责任制改革


浙江直到1982年8月,才允许全面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我1982年春按杨子毅主任要求,去杭州大学路的省图书馆查阅各省实行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状况,发现除上海外,浙江也仍未全面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我把这一状况向杨主任汇报,他要我别向其他人透露。

关于浙江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滞后的状况表明,在浙江这样一个改革领先的省份,也并不是任何一项改革,都能走在全国前列,浙江也有其无奈。然而,人民的选择终将冲破历史前进的障碍,经济体制终将按照人民的意愿而形成。

按高尚全老师的说法,浙江是联产承包制的发源地。1956年夏,浙江全省实现了初级合作化,但当时许多农民勉强入社,对土地和家具入股等在思想上有抵触,加上经营管理不善,生产“大呼隆”挫伤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出现了“队长乱派工,社员磨洋工,出工一条龙、干活一窝蜂,好看不管用,一天只半工”状况。针对这种情况,浙江一些地方开始尝试包产到户的经营方式。

1956年9月,永嘉县委召开“千人大会”,提出“多点试验,包产到户”,几个月内有24%的高级社实行包产到户。当时温州地区有一千多个社、17万社员实行包产到户,占入社户数的15%。不过到1957年,包产到户受到全面打压,积极提倡包产到户的原永嘉县委副书记李永河受到处分。

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李永河任省农村政策研究副主任,他办公室就与我单位同一条走廊。这是一位平易近人的长者,偶尔相遇,看到他脸上总是挂着微笑。路过他办公室时,总是看到他在办公桌前奋笔疾书,似乎总有写不完的文章。

包产到户在浙江一直顽强地存在着。1975、1976年期间,永嘉县77%的生产队土地到户,1/3的山场到户。作为一种准包产到户的形式,浙江民间时不时会出现分小小队的倾向,当然也同样遭到了政府的打压。“文革”中,我从我们家糊板壁的旧报纸上看到批判分“小小队”的文章。我很奇怪,这分“小小队”是咋回事,居然如此之坏。

1978年以后,浙江农村的广大农民也和全国一样,强烈要求实行包产到户。但当时的浙江省委认为,包产到户主要是适合于经济不发达地方,而浙江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因此从这一实际出发,不宜全面实行包产到户。

然而浙江农村的包产到户之风却越刮越烈,一些地方出现了干部和农民严重的“顶牛”事件。1980年11月上旬,原遂昌县联溪公社党委决定实行包产到户,但随即被地、县、区党委“纠正”。1981年7月,浙江省委政策研究室主办的《浙江通讯》,刊登了奉化县葛岙公社党委书记的一篇文章《我们是怎样由“堵”到“导”的 》,透露了当时农村基层领导的思想矛盾。

去年十月间,中原、孙家塔、沙东头三个大队的23个生产队,根据中央《1980》75号文件的精神,搞了春花作物联产到劳责任制,盼望公社党委给予支持。当时我从地委党校学习回来,却认为是“越轨”行动,急忙组织力量,分组下队,决心要把它纠正过来。

……(由于)说服无效,我采取限制措施。一不供应农药化肥,二不贷给生产资金。同时指定干部下队坐镇,限期纠正,但还是没有效果。这些大队普遍采取明纠暗不不纠的办法对付我们。还有的队尝到甜头以后,又在酝酿水稻联产到劳,我们感到越搞越被动。

关于浙江能不能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问题,终于在1982年8月召开的省委农村工作会议上得到解决。就在这次会议上,省委充分听从各方面意见,提出了发展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四条原则。至1982年底,全省农村98%以上的农户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

然而起初,浙江少数基层干部并不适应。我当时去临安昌化镇调研。晚饭后,我和几位乡镇干部一起坐在镇政府院子里乘凉。昌化溪畔的夏晚,星空璀璨,银河闪烁;凉风习习,溪水潺潺,我们惬意地坐在院子里聊天。乡镇干部向我这个省里来的小干部抱怨,难以理解省委关于全面实施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决定,认为这种做法并不适合昌化实际,很难做群众的工作。至今仍记得其中一位30来岁女干部,向我说了一大堆比较激烈的意见。

现在回顾觉得,姗姗来迟的浙江农村改革告诉我们,什么是实事求是。实事求是的根本一条,就是尊重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意愿。党和政府对于客观实际的主观理解,由于种种原因,有时并不完全正确反映客观实际。在党和政府看来是客观实际的东西,而从民间的角度看,有时可能并不是真正的客观实际。“民为贵,社稷次之”,民间社会自有其内在的客观规律。只有时刻把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切实尊重民间选择,才能真正做到实事求是。 

03

率先推进乡镇企业改制


乡镇集体企业发展是浙江20世纪80年代的光荣,乡镇集体企业改制是浙江20世纪90年代的骄傲。

浙江乡镇集体企业发展可以追溯到1958年。尽管我不赞成“大跃进”,但并不妨碍我客观地指出“大跃进”对浙江现代经济增长的某种启蒙作用。浙江农村在这一期间,办起了一大批农产品加工、机械修理、建材、竹木加工等“五小”工厂。日后不少乡镇企业即是由此而来。

三年自然灾害”过去后,省委省政府也感觉到了发展农村工业的重要性。现在我能找到的关于省委支持乡镇企业发展的最早文件,是1964年5月,中共浙江省委给中央的一份报告。这份报告总结提出了平阳县城西公社发展社办企业的经验,指出对于公社化初期盲目发展公社企业,进行整顿是必要的,但不应当为了避免错误就不再发展公社(大队)经济。

浙江乡镇集体企业发展高潮是1985年。1984年,浙江粮食产量达到创纪录的1817.2万吨,比1978年猛增23.9%。农业大丰收显然是一个重要的促进剂,浙江乡镇企业数1985年比上年猛增20%多,且以乡镇企业为主体的全省集体工业产值比上年猛增57.6%。

这真是一个激情燃烧的岁月。我1986年在绍兴县调查看到,地基刚刚打好,围墙和地坪尚未做好,机器已经轰鸣,产品已经出厂。当时位于104国道边的绍兴一家纺织厂,厂长在当地十分有名,他开心地讲着他的创业故事,一颗印子,三间半破房子,一个七毛钱的银行折子,就是他办这家当时已有数百工人工厂的全部资本。

企业体制机制中的若干问题逐渐严重。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我在调查中发现,浙江乡镇工业出现了活力下降问题,而引起这些问题的首先是财务方面的问题。一是工资分配比重过大,二是税收比重上升,三是利息占净产值比重上升更快。而在工资、税收和利息的三重挤压下,企业分配中用于生产的部分逐渐减少。由此导致固定资产投资下降,以及举债经营。据我典型调查,乡镇工业投资中,企业自有资金大致仅占24%。

我当时在桐乡调查,目睹乡镇企业的厂长经理与国有企业一样缺少相应的自主权。那些厂长经理抱怨,不仅的一个小项目需要乡镇政府审批同意,而且职工奖金福利等也须乡镇政府同意。我亲眼看到一位乡镇领导拿着一些表格要求企业负责人抓紧填报。而在这些企业内部,事无巨细都要厂长经理审批。我坐在厂长办公室时,不断有人来要求签字。

当时在实际工作中,为了搞活乡镇企业想了不少办法。我上世纪90年代在鄞县调查,他们介绍了一种叫“动产经营,不动产租赁”的办法。当时不少地方想了不少办法,甚至有虚拟产权的做法。然而这个办法,那个办法,到了最后都不顶用。

乡镇集体企业改制问题已经十分紧迫。1992年9月,时任省长沈祖伦考察了台州、温州两个地区的股份合作企业,听取了当地汇报。沈祖伦认为,股份合作企业的发展是一种很值得重视的客观趋势。

1992年12月,乘着邓小平南方谈话的东风,省政府发出了《关于全力推进乡镇企业大发展大提高的通知》,其中第三条指出,“进一步完善企业经营机制”。提出乡镇企业必须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进一步深化改革,完善和转换经营机制,组织新的优势,增强企业活力。

正是在这一状况下,乡镇企业的产权制度改革,已在各地悄然展开。正是在这一形势之下,省委省政府下发了一系列重要文件。1994年9月,省政府召开常务会议,讨论了农村股份合作制的几个具体问题。当时最重要的一份文件,是省委省政府两办的《关于进一步完善乡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这份文件对产权制度改革中的公开公正、方式方法、资产权益等,作出了非常具体的规定。自此,浙江乡镇集体企业改制在杭嘉湖、宁绍舟等地,如火如荼地展开。

到1997年,全省乡村集体企业改制企业有5万多家,改制面86%,其中组建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3945家。到1998年末,全省90%以上的乡村集体企业完成了改制工作,当然在转换经营机制工作方面,据估计只有一半左右企业做得较好。不过即使如此,1997年末,浙江乡镇企业的各项主要指标已全面超过江苏。

这里必须交代一个很重要的背景,可以看出这一超越对于浙江经济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浙江经济在民国时期,或可说是一种“异地上市”模式,即浙江企业家及浙江资本,主要是在上海展开经营活动。1947年,浙江工厂资本仅为上海的6.1%,江苏的16.7%。如此一个发展水平很低的浙江省,终于后来居上了。

04

率先推进国企改革


我童年时曾在我爸的钳工桌下玩耍。宁波变压器厂创办于1958年,是当时宁波最好的国营工厂之一。终于有一天,我爸的学徒李伏定来杭州找我。他说“阿大,我下岗了”。我是家里老大,他们都这样称呼我。看着他茫然若失的眼神,我很难受。但我一介书生帮不了他,只能宽慰地说,不要急,或许是你人生的新转折呢。

关于国企当时的体制,我印象最深刻的是1985年,在时任省委副书记吴敏达主持召开的一个座谈会上。多家企业说,当时他们的办公室卖废报纸、食堂卖肉骨头收入的钱,也须经有关部门批准才能使用。这令参会者既惊讶,也不奇怪。因为按规定,公家的钱当然不能随意支出,天经地义的呀。然而,这令企业寸步难行也是事实。

浙江国有企业主要是依靠地方资金发展起来的。虽然占全省经济比重较低,但主要经济指标居全国较前位次。1998年,根据省统计局资料,浙江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2330户,总资产2348.8亿元,列全国第12位。另据省国资局资料,全省国有企业8878户,总资产3838.7亿元,列全国第7位,利润总额43.2亿元,列全国第4位。

长期来,浙江国有企业发展迅速,支持和促进了各种非国有企业的发展。然而也“牺牲”了自己,毕竟他们是无法与非国有企业竞争的。从1978-1998年的20年间,浙江国有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10.2%,高于全国1.5个百分点;资产总额平均每年增长约18%,高于全国1个多百分点,在全省改革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积极作用。

浙江国有企业当时正在逐渐陷入困境。如杭州市丝绸控股集团公司,帐面净资产7亿元(包括40%的土地,按评估价20%计算),实际有效资产仅4900万元(尚未提取各种人员费用),而全公司尚有在职职工2万人,离退休人员2.2万人。再如,杭州市纺织化纤公司当时只能卖地自救,已出让土地625.9亩,市区内成片的地块,大致只剩下青春路上的家电市场,当时资产总额38.8亿元,负债26.6亿元,如果扣除应提留、剥离的部分,帐面净资产仅约9亿元(不包括土地)。我当时研究发现,就经营效益比较而言,个体私营高于集体,集体高于国有,而国有企业则大面积亏损。

省委省政府当时的态度非常鲜明,就是积极推进改革。自从中央1984年10月发布《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以来,我省一直没有放松国企改革进展。1992年6月,省委省政府提出了《关于进一步加快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指出企业改革的核心是转换经营机制,要落实各项企业自主权,进行扩大股份制试点,选择一批“小、穷、亏”企业进行租赁、拍卖和破产的试点。

1995和1996年,省委常委和副省长每人分别联系两家试点企业,了解情况、解决问题,推进试点。我当时为配合一位省委副书记所抓的试点企业,专程去黄岩调研。1996至1998年,省政府进一步出台了一系列文件。到1998年底,全省国有企业改制面已接近70%。

然而坦率说吧,当时的所谓改制,主要采取的是各种承包、虚拟产权、职工参股等做法,都难以在根本上解决国企问题。中国体改研究会的口述历史也表明,当时全国的国企亏损面不仅没有减少,反而逐渐增加。当然,浙江情况稍好一些,但局面亦在恶化之中。

正是在这一状况下,国企产权改革问题终于被浙江党委政府列入议事日程。1999年省体改办按省委省政府要求,成立国有企业改革课题组,我是调研报告的主要执笔人,并由我向时任省委秘书长王国平汇报。我当时是第一次向那么大的领导面对面作正式汇报,紧张得气也喘不过来。

到1999年6月底止,全省国有工业和流通企业共5966户,已改制4456户,改制面74.7%。在已改制的企业中:股份有限公司300余户,其中上市公司37家;股份合作企业1209家;中外合资1644家;破产国有企业310家,拍卖、兼并、合并和分立企业927家。根据当时对上海、福建、江西、江苏、安徽和山东6个省市的调查,我省国有企业改革进度较快。这样到新世纪初,全省基本完成了国企改革。

当时主要采取了“四个一批”的做法。一是破产清算一批,二是关停歇业一批,三是转让出售一批,四是实施联合重组一批。当时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必须解决“钱从哪里来,人往哪里去”这两个问题。

钱从那里来”,我们建议采用以下几条途径筹集资金。一是将上市公司国有股权,部分或全部退出;二是把国家投资已建成的基础设施出让部分股权;三是下决心把国有土地资源利用好,借鉴国内外经验,操作好土地一级市场,放开搞活土地二级市场,公开出让土地使用权筹集资金;四是充分利用国家现有银行提取呆坏帐准备金百分之一的政策,支持国有企业改革。

人往哪里去”,主张对国有资产全部退出的国有企业职工,给予一定数额的一次性补偿,改变其身份。现在回头看,实在是非常无奈,实在是迫不得已。改革成本事实上有相当一部分是直接由一部分职工群众承担了,他们中的少数人因此而陷入困境,甚至少数职工时至今日仍留有当年改制阴影。稿子写到这里,我禁不住泪流满面,真心希望中国的发展,再也不要产生这种让人民群众直接承担的成本了。

我这些年来一直在反思改革过程。那种打破“铁饭碗”的说法,严格而言是缺少人文关怀的。作为政府来说,怎么可以去打破别人的饭碗呢?尽管我们的目的是在此基础上建立新体制的“金饭碗”,然而对作为捧“饭碗”的每一个活生生的人而言,似乎不应这么生硬,应该有一点温度。

我一直和我爸学徒李伏定保持联系。他从宁波变压器厂下岗后,开始做钢材生意,日子慢慢好了起来。前年他说上海一家企业30多万年薪聘他,他没去。他说自己辛苦了那么多年,应该享受人生了。他去年很高兴地和我说,“阿大,你10多年前说的真准,真的是新的人生啊!”我哪有这么高水平,还不是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好。 

05

走在全国前列的民营经济


1981年3月,瑞安县金后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然而这个人均只有0.28亩耕地的村庄,即使这些田地全是金矿,或许一次性可以分几个子儿,但以后怎么办?因为有开采价值的每吨金矿的含量,通常不过0.3至0.5克,且矿脉是有一定宽度厚度的。当时,作为村支部书记的金文育与17名党员聚在一起,进行了3天讨论,提出用废塑料再生加工,生产塑料编织丝。一家民营企业就这样诞生了。

改革开放前夕,浙江这个曾经的富裕省份,城乡居民的日子都有一点艰难。乐清柳市镇1983年被打击的胡金林,初中毕业后去神农架找活路,没想到日子比老家还苦。1991年1月,我在义乌小商品市场采访,个体摊主何海美说,过年没钱,摘下结婚时的窗帘给孩子做新衣。这可不是好莱坞大片“音乐之声”里的浪漫故事啊!

并非温州农民不想办集体企业,实在因为集体企业是办不好的。1990年末,我与温州平阳县城南的经编厂老板一起长聊,他们当年他们都是集体企业的职工,但那些企业都垮了。更何况如金后村这样,是拿了自已身家性命创办企业,只许成功,根本经不起失败。

正是在这样情况下,形成了我所谓的从不得不然,到自然而然,再到深以为然的浙江民营经济发展之路。

不得不然可以有四方面意思。一是农民别无选择,不创业就难以较好生存;二是政府别无选择,如果阻碍陷于如此无奈困境中的农民创业,就将愧对我们共产党人的“初心”;三是区域经济别无选择,持续较高的边际收益的强烈正反馈,农民欲罢不休,政府尝到甜头;四是发展战略别无选择,正的外部性形成积极的正反馈,促使浙江冲破传统发展思路束缚,率先实施一系列重大发展战略。

瑞安金后村解放30年来,进过13次工作队,大家都被“资本主义”“地下工厂”的罪名吓怕了。金文育在会上激昂地说,“如果合伙办厂是资本主义,这个资本主义的头就是我,责任由我来负”。当把体制决定权授予农民时,他们一定会选择一种最棒的体制模式,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完全是一种自然而然的过程。

自然而然——最简化财产关系。当农民利用自己少量剩余产品创办企业时,他们自然而然地选择产权关系简单明了的直接经营体制。当然,这被称之为私有化,长期是个贬义词,但有必要如此贬损吗?大自然具有删繁就简的神奇功能,经济社会体制亦以简为美。完全不需要在创业主体与可怜巴巴的少量生产资料之间,再设立一个所谓“集体”的中间环节。

自然而然——最小化交易成本。任何产权层级,均将以交易成本的形式而体现。资产直接支配,盈亏全属自己,全无委托——代理费用,符合“如无必要,勿增实体”的奥卡姆剃刀的原理,从而达到交易成本最小化目的。而交易成本的最小,也等于增长或发展约束的最小,构成了产出最大化的基本前提。

自然而然——最大化激励因素。人们总是对于这样一种行为具有更大的积极性和活力,即直接掌握更多信息,直接操控整个过程,直接决定自己行为的成果的分配。当浙江农民处于起步阶段时,创业规模均较小,客观上具有这种“直接”的可能,而个体私营的体制进一步决定了这种“直接”的实现,从而形成了较高的投入—产出水平,在浙江南北体制竞赛中胜出。

以历史时序而言,浙江民营经济发展有三个比较重要的转折点。一是1986年2月,时任省委书记的王芳,在《红旗》杂志发表温州经济调查报告,充分肯定了温州个体私营经济的地位和作用。二是1988年法律上增加了允许个体私营经济的条款,浙江一批带“红帽子”企业摘帽,非公有制工业产值迅猛增长。三是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后,省委省政府相继发布关于发展个体私营经济的3个文件,进一步加快了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

从当年不得不然走来的民营经济已经具有重要地位。不仅撑起了浙江经济的恢宏大厦,亦将深以为然地成为一条走向未来的宽阔大道。 

06

浙江所有制改革的历史脉络与主要举措


浙江发展的伟力深深扎根于广大人民群众之中。这显然与党的十九大提出的“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及“坚持人民当家作主”高度吻合,也是浙江发展的活力源泉。概括来看,浙江改革开放40年的所有制改革,具有四个标志性的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是城镇集体企业发展较快,大致是改革开放前后至1982年。1978年,城镇集体工业产值占全省工业总产值的22.6%,农村集体工业占16.1%,国有企业占61.3%。到1982年,城镇集体工业占全省工业的比重,仍高达22.4%。

第二阶段是以农村集体企业为主,大致是1982年至1992年。1982年,农村集体工业产值占全省集体工业的比重达到51.9%;1988年,农村集体工业产值比重在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后开始逐渐下降。

第三阶段是非公有制企业迅猛发展,大致是1992年至今。这一年,全省非公有制工业产值达到96.3亿元,随后迅猛增长。1992至1998年,非公有制工业产值的年均名义增长速度高达71.1%。1998年,非公有制工业产值首次超过集体工业产值,占浙江工业总产值的比重,高达45.1%。

这其中或又可整理形成一个与之并行的第四阶段,即股份制和现代企业制度加快推进。截止2018年4月底,全省已有境内上市公司349家,列全国首位。浙江当下原本意义上的私营企业,现绝大多数是股份制企业。

由上可知,浙江所有制改革具有三个重要的理论特点:一是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的主流企业制度形式;二是以过渡性制度形式推进快速的渐进式的所有制改革;三是在生产力发展中推进所有制改革。

纵观改革开放40年,省委省政府在积极推进所有制改革方面,可以归纳为以下四个方面的重要举措。

第一,解放思想,促进和支持基层与群众的创业创新。改革开放初期,浙江经济发展水平很低,省委省政府破除各种禁锢,支持群众和基层的首创精神,实现了浙江经济在较低水平下的突破式进展。

第二,着力引导,多层面推进集体与国有企业改制。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初开始,在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和积极引导下,一场持续近10年、以产权制度改革为核心,全国领先的企业改制在全省深入展开。

第三,积极支持,大力发展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这是省委省政府长期的行为主线。改革开放初期,这方面的政策主张以政策条款形式,开始出现在若干文件之中。1979年8月,在省委《关于发展城镇街道集体所有制企事业的规定》的文件中,首次出现了“个体”字样。1989至2008年,省委省政府进一步专题发布了这方面的5个文件。

第四,战略重视,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成为“八八战略”的首条。2003年5月,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同志来当时的浙江省体改办调研。办领导汇报时提出了八个“率先”,其中第一条就是率先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当年7月,习书记提出了“八八战略”,其中第一条即是,“进一步发挥浙江的体制机制优势,大力推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战略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首的中共浙江省委,充分从实际出发,尊重群众首创,张扬民间活力,增强发展动力的战略思想,为浙江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奠定了战略基础。 

回顾这40年风云激荡的所有制改革,深深感受到了群众与基层的创造性活力之伟大,深深感受到了历届省委省政府长期不懈努力之艰辛。展望未来,相信全省人民将紧紧团结在以习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加快“两个高水平”建设,把浙江建设得更加美丽富有。

照片的摄影与图表制作:卓勇良


卓勇良

浙江省信息化发展研究院首席专家、教授,浙江省发展和改革研究所前所长,研究员。中国体改研究会理事、特约研究员。长期从事浙江区域经济发展、浙江制度变迁、浙江精神等方面的学术研究。2010年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2012年被浙江省人社厅评为二级专家,多次获省部级学术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