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杭州经济增长动力之变
经济增长动力从长期看，可分解为劳动力、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这三个要素供给所决定的经济增长能力被称为潜在生产能力，即经济增长的最大能力与速度。潜在经济生产能力要变为现实的生产能力和速度，则取决于短期内由消费、投资和出口构成的有效需求。因此，经济增速及其动力变化，一方面取决于长期潜在生产能力的大小及其变化，另一方面，取决于短期因素中的有效需求变化。把长期供给和短期需求相关因素相结合，可以看出各个阶段杭州经济发展动力演变的特点。
要对经济增长动力分析，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如何理解现在的状态，其驱动因素是什么？传导机制是怎样？未来将要发生的变化？本文以1978-2010年、“十二五”时期和即将到来的“十三五”为时间纬度，较为系统地分析研究了杭州市经济增长动力的阶段性特征及其演变趋势，以揭示和把握新常态下的杭州“十三五”经济稳定发展的主要驱动力。
一、 1978-2010 年杭州经济增长动力分析
纵观杭州改革开放32年来经济发展的历程，基本上和我国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消解、市场经济的逐步形成的过程相复合。杭州市针对不同时期经济发展中最突出的问题，通过制度变革，培育新的增长动力的螺旋式上升过程，走出了从农村到城市、从企业微观到市场宏观、从对内到对外的政策渐进式改革道路。
（一）制度改革是关键动力。
杭州经济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周期， 每个周期约十年左右，都是在前一阶段经济增长下滑后通过制度改革重拾升势。（见图1）
第一阶段是改革开放初期（1978-1989），该时期是对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改革时期。国家实施放权让利改革，农业打破公有制，民营经济参与经济发展，为九十年代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了框架。这一时期杭州GDP年均增长12.5%，尤其是1983-1987年，连续五年保持两位数增长。但该时期经济波动剧烈，增速最高值和最低值相差25.8个百分点。经济增长动力与各项改革举措密切关联。
第二阶段是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形成期（1990-2001），市场对经济的主导作用逐渐增强。邓小平南巡讲话后，私有化和创业热浪涌现，乡镇企业异军突起，经济的大幅增长进一步鼓励了外国直接投资。该阶段是改革开放以来年度增长的最高增速，年均增长16.0%。但受亚洲金融危机等因素影响，经济增长从1997年开始下滑。
第三阶段是市场经济逐步完善期（2002-2010）。加入世贸组织使得全球经济向中国出口开放；在放开外国对华投资限制的大环境下，杭州以土地、劳动力、环境等综合商务成本等优势，形成以出口为导向的制造业发展模式。这一时期随着市场机制逐渐完善，经济波动性减少，GDP年均增长13.1%。
图 1 ： 1978 年以来杭州经济发展三个阶段
（二）要素投入是主要保障。
改革开放创造了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制度红利的同时，大量的要素投入为经济增长提供了主要动力。一是充足的劳动力供给和总抚养比稳步降低为经济增长提供了持续的人口红利。1982-2010年，杭州市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数从367.72万人增加到692.49万人，以年均11.6万人的速度增加。充足的劳动力供给和以劳动者受教育程度为载体的人力资本积累，对杭州市劳动密集型产业作出了突出贡献。与此同时，城市吸纳了大量农业劳动者，低生产率的第一产业向高生产率二、三产业流动，形成了资源要素的重新配置，全要素劳动生产率得以提高。这一时期，杭州市总抚养比〔注，公式：（老龄人口+未成年人口）/劳动力人口〕从1982年的43.2下降到2010年的25.6。处于低位的人口抚养比，使储蓄率处于高位，保证了储蓄资本转化为经济发展所需的资本投入。二是资本投入大幅提高，推动经济快速增长。劳动力市场的充足，保持和增加了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巨大份额。而同时期外商投资的高速增长，对杭州市的经济增长也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1985-2010年的26年间，杭州市共吸收外商直接投资254.55亿美元，年均增长高达26.8%。外商投资同时带来的技术、管理和市场，具有更高的资源配置效率，是比货币资本更为重要的因素。三是能源消费不断增加。仅从2001-2010年，规上工业企业能源消耗从990万吨标煤增长至2175万吨标煤，能源总量增长1.2倍。其中，热力增长4.7倍，电力增长2.4倍，柴油增长1.2倍，焦炭增长1.0倍。
（三）三大需求是重要推力。
在此期间，杭州市从短缺经济过渡到供给充分型经济，并以消费、投资和出口为三驾马车的社会总需求，逐渐成为经济短期增长波动的重要力量。1992年以前是典型的内需拉动型。改革初期，基建投资迅猛增长，固定资产投资在1980、1984和1985年分别增长27.1%、45.1%和54.6%。该时期投资年均增长16.7%。随着人民收入迅速提高，社会商品供给丰富，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年均增长18.6%。这一时期可供出口的产品相对较少。1992-2010年形成了投资和外需共同拉动的格局。杭州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23.3%，外贸出口年均增长31.5%，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年均增长15.7%。投资和出口增速远快于零售额增长。特别是加入WTO 后，杭州对外贸易开始快速增长。外贸进出口翻倍时间缩短，从100亿美元到200亿美元用了5年时间，从200亿美元到400亿美元用了4年时间。外贸依存度在从2001年的59.6%上升至2006年的90.1%，达到历史高位。从投资、消费拉动到投资、出口拉动的阶段性轮动，推动经济稳定较快增长。
二、“十二五”期间杭州经济增长动力转换
进入“十二五”，各项制度改革、要素投入、全球化、人口红利所提供的供给动力在减弱，金融危机后全球需求收缩调整使得需求因素的影响经济出现短期波动。杭州经济出现了增速换档和结构转型特征，增长动力也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变化。
（一）从供给动力看：由要素投入转为科技创新。
2012年国家统计局首次公布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数下降，传统意义上的对劳动年龄人口的定义是15-64岁，调整为15-59岁，且呈下降，凸显了全国范围内人口结构变动趋势，充裕的劳动力供给结束。人口对经济的传导机制为：劳动年龄人口达到峰值后，工资上涨加快，则劳动密集型产业优势趋弱。同时年龄偏大的劳动力占总人口比例上升，影响了总体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总抚养比的提高、储蓄率的下降，进而又影响投资率。资本存量增速放缓，导致了潜在增长率的下降。（见图2）
紧接着在2013年《政府工作报告》中，第一次使用“潜在增长率”这个概念，要求经济增速要与之适应。这也意味着，国家从宏观层面认为，当前经济面临的增长减速是由于供给层面的潜在增长率下降的自然结果，而不是需求因素冲击所致。金融危机后的外需萎缩只是加剧了经济放缓趋势而已。从近年“克强”经济的宏观政策来看，大量稳增长措施均从供给层面拉动经济增长，如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城镇化和户籍改革、加快混合所有制发展、实施定向降准，启用PSL 工具等。
“十二五”期间，杭州经济增长趋势和全国相似，支撑经济增长的传统要素减弱，能源需求矛盾凸显，劳动力和生态环境制约加强，潜在经济增长动能下降。近年杭州构建适应创新发展的体制机制，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努力使经济增长从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科技创新能力显著增强，创新能力不断提升。供给层面释放出越来越多推动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正能量”。2013年，全社会研究和发展活动经费支出占地区生产总值的2.98%，虽低于北京6.1%，深圳4.0%、上海3.6%，但也已经接近于发达国家3%的平均水平，专利发明位列全国省会城市第一、副省级城市第二，经济发展的创新驱动模式已具雏形。
图 2 ：杭州市 1980-2050 年劳动力人口和总抚养比变化图
注：2010年后数据为按现行生育政策进行预测。
（二）从需求动力看：从规模扩张转向内涵提升。
1、从外需方面看，服务贸易和“走出去”成为开放发展新趋势。世界银行公布，中国在出口产品中的进口零件比重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60%下降到2014年的35%左右，也就是说，经过近20年在全球市场中参与竞争，企业适应市场竞争的能力增强，涌现了一大批高效供应商。通过出口提高国内产品竞争力，改造产品技术水平仍然是杭州跻身发达经济体的快捷道。从近年来看，“入世”以来形成的出口导向型经济正发生变化，货物贸易进出口额占GDP的比重已经从2010年的59.6%逐年下降至2014年的45.4%，而服务贸易发展良好，杭州市以打造“最具价值服务外包城市”为主线，2014年服务贸易进出口额达135.5亿美元，占对外贸易额的16.6%，该比重与上海的27%，香港地区的28%，新加坡的30%逐步接近。从“走出去”看，杭州2011-2014年累计境外投资额达到52.23亿美元。随着国家“一带一路”战略规划的部署和实施，对外投资进一步加速。伴随着技术、资本、人才全方位输出，杭州市正形成新一轮对外开放发展格局。
2、从内需方面看：满足更高层次消费需求成为消费转型新特征。2014年，杭州市消费率在39.1%，消费对经济增长基础作用增强。同时，“十二五”期间居民消费升级换代明显，杭州市民用汽车拥有量从2010年底的124.31万辆增加218.40万辆，增长75.7%。交通通信、教育文化娱乐和医疗保健消费支出占总支出三成左右。伴随着传统消费模式的更新换代，以定制型、个性化、多样化的新型消费模式渐成主流。2014年，杭州市居民网络消费总额899.55亿元，增长38.5%。互联网思维使传统产业的在线化和数据化，正悄然改变消费模式， “双十一”期间，阿里巴巴当日交易额突破570亿元，阿里移动端成交额达到243亿元，成为世界第一移动电商。
3、从投资需求看：民间投资成为结构调整生力军。“十二五”期间，投资仍然是经济稳定增长的重要基础，前四年杭州市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16.9%，快于零售额增速3.0个百分点，快于出口增速8.3个百分点。其中民间投资支撑作用明显，2014年，民间投资占投资总额比重达57.6%，增长20.1%，快于“十二五”期间投资增速3.2个百分点。随着“新36条”加快落地实施，民间投资准入限制放宽，“玻璃门”、“弹簧门”和“旋转门”进一步破除，投资后劲将有望增强。
（三）从产业动力看：信息经济和二、三产深度融合正在形成。
2012年，杭州市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比超过50%，是浙江省首个步入服务经济城市。2014年末，三产从业人员占46%，超过二产从业人员2.2个百分点，增加值占比达到55.1%，“十二五”期间三产比重将提升10个百分点左右，比“十一五”加快5.5个百分点左右。产业结构的根本的变动，发生在产业内部，“十二五”期间，互联网的应用促使制造业和服务业呈现融合互动，相生相伴态势，推动经济结构从产品经济到服务经济转型，由制造化向服务化、数字化、现代化的生产体系转化。2013年经济普查显示，作为创业主体的小微企业的信息化应用已经非常普及，杭州市规上小微法人96.6%的企业使用了信息化相关技术进行生产管理，54.4%的企业有专职从事信息技术工作人员。以对本企业的宣传和广告为例，32.5%的小微企业拥有独立网站，12.9%的企业借助搜索引擎，18.5%企业通过电子商务平台，另有13.9%的企业建立了微博、博客。2014年，杭州市将信息（智慧）经济列为杭州市委市政府一号工程，信息产业发展得到有力推动。2015年1季度，杭州市信息经济增加值占GDP比重达22.1%，增长28.2%，其中电子商务增长48.7%，物联网增长30.5%，互联网金融增长110.6%，数字内容增长36.0%。
（四）从体制动力看：由政府、市场主导转向市场决定为主。
在改革进程中形成的中国特色发展型政府，无疑对经济增长做出了积极贡献。经济学家张五常就认为，地方政府竞争是“最有效的制度”。但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证经验告诉我们，政府主导型增长模式显然存在问题，也就是在市场经济体制形成时期一直存在的宏观经济“一抓就死，一放就过”的顽疾根源。杭州市场化改革进程一直走在全国前列，民营经济发达，非公比重占比六成左右。“十二五”以来，杭州取消和下放大量行政审批权限，全面推进“四张清单一张网”改革，构建服务型政府。相继出台“杭改十条”和“杭法十条”，进一步深化体制机制改革。2014年市级部门行政审批精简70.8%。连续被评服务型政府、大陆最佳商业城市、公共服务满意城市等，这些荣誉称号也预示着杭州将进一步在市场化改革中取得巨大发展动力。
三、“十三五”期间杭州经济增长的新旧动力转换将进一步加快
按照上述分析思路，使用ARIMA模型对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出口增速、劳动力增速、实引外资增速、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民间投资占全部投资比重、发明专利授权量增速等关键指标进行预测。根据历史数据的特征，将自回归项定为1，移动平均项数定为1，时间序列成为平稳时所做的差分次数定为1。从模型统计变量看，多数指标的决定系数均在0.65以上，拟合程度相对较好。预测结果显示，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小幅回落，出口增速低位增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稳定，劳动力总量增速下降，外商直接投资增速小幅波动，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提升，民间投资占比提高，发明专利授权量稳步增加。
从供给角度看，劳动力总量和外商直接投资增速将出现一定下滑，说明依靠要素规模扩张促进经济增长难以为继。从需求角度看，投资、出口增速出现回落，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大体稳定，说明消费对经济增长的相对贡献趋于上升。从产业角度看，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比将继续提升，说明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将进一步增强；从市场化角度看，民间投资占比和发明专利授权量提高，说明科技创新对经济增长的驱动力将得到加强。这些情况表明，“十三五”期间，动力转换的趋势将进一步加快。
四、“十三五”经济稳定增长动力思考
对“十三五”经济稳定发展动力的基本判断是：旨在提高潜在增长率的一系列改革，可以带来显著的改革红利；而旨在平衡需求结构的再平衡改革，则有利于经济稳定，也可以带来改革红利。调结构、重创新、促改革，将是“十三五”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
（一）调结构，促平衡。
资本产出率在长期增长后，全要素生产率大幅下降，结构风险随之加剧。这种风险在“十三五”期间必须有效得到控制。这就需要：
一要紧抓“窗口期”。 “十三五”是最为关键的窗口期，虽然传统意义上的人口红利结束，但根据研究，这一时期，劳动力人口减少幅度不大，且人口抚养比提高较为缓慢，到2020年后，人口结构才会呈加速度变化。（如图2所示）这就为杭州结构调整赢得极为重要的窗口期。
二要继续深化产业结构升级。产业结构调整的内容包括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和高级化。围绕这两方面，紧跟国际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步伐，抓住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孕育给杭州经济带来的新契机，推动科技、生产方式、产业组织、管理模式的创新，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带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同时，要加快产业兼并和重组步伐，加速推进传统产业的改造和设备投资，大力扶持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扩展新的增长空间。
三要继续优化需求结构。我们应该注重内需尤其是消费需求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引擎作用，坚持实施扩大内需战略，着力调整优化需求结构，增强消费需求拉动力。构建和扩大消费需求的长效机制，营造良好的消费环境，面临的任务极其艰巨，如：增加企业分红，用分红补充养老保险；增强居民消费预期；优化社会信用环境，提高市场监管能力；放宽市场准入门槛，大力培育信息消费、养老服务、医疗健康、旅游度假等新热点。
四要继续优化投资结构。优化投资结构，是以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为构筑目标，是科学发展观的具体落实。杭州要立足于“一基地四中心”的定位，充分利用已经拥有的比较优势，加快与国家战略对接。积极引导民间投资、大项目投资，持续投资结构的改善。
（二）重创新，促发展。
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以新加坡为例批评“东亚模式”，认为新加坡发展是靠要素投入，没有生产率提高来支撑，判断随着人口红利结束，其增长必然要终结。新加坡政府认识到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重要性，就把这个复杂而拗口的指标设为国家目标，提出每年提高2%的要求。从某种程度上讲，对中国未来经济持悲观论、崩溃论的意见和当年克鲁格曼对新加坡的论点相似。但英国《经济学人》杂志认为，尽管部分制造业撤离中国进入老挝、越南等国家，大部分都是低端制造业，由于中国崛起形成的庞大的国内市场和日趋完善的基础设施建设，反而是进一步巩固了以中国为核心的东亚制造业中心地位。从杭州情况来看，以创新来提高生产率已经初具雏形。“一号工程”的提出，旨在于提高杭州全要素生产率，进而提高潜在增长速度。具体说：
一要抓住创建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契机，推动人人创新，万众创业。“十三五”期间，杭州要坚持走创新驱动和内生增长之路，鼓励创业带动就业；努力形成“万众创业”、“人人创新”的新局面；积极鼓励广大企业实现产业组织方式、商业模式的创新；创造更好的环境，成长出更多的创新型企业。
二要围绕产业进行技术创新。加快建设各种孵化器、加速器、中试基地，为科技成果产业化创造更便利条件。
三要支持人才创业。继续深入开展“131”中青年人才培养计划、高技能人才“815”培训倍增工程等各类人才计划，不断优化人才创业环境，加快建设各类孵化器和创业园区，不断完善配套政策，使各类人才在杭州能各显其能，各展所长。其外，还要创造人力资本积累和流动的制度环境。
四要培养产业工人队伍。随着劳动力人口的登达峰值，人口红利将面临拐点，不仅缺专家，更缺工人。我们要围绕杭州产业布局，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加快培养大量的专业技术人才和产业工人。
（三）谋破题，促改革。
观察世界上长期停滞在中等收入阶段的国家，最终束缚经济增长大都是体制方面的原因。从“十三五”来看，最根本途径只有一个，就是推进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改革。杭州的市场化改革已走在全国前列，一个服务型政府正在积极构建之中，民营经济也有充分发展。但在政府职权比较集中的领域，要进一步简政放权，要继续发挥市场的决定作用。要按照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到2020年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目标要求，加快体制改革步伐。杭州要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放开用活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管住用好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充分释放体制机制创新红利，从经济中高速向质量中高速发展。充分发挥杭州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优势，加快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着力优化国有企业股权结构，全面推进股权多元化。建立健全现代企业制度，规范法人治理结构。建立有利于提高劳动报酬的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减轻中低收入群体税收负担，加快形成经济增长、公平分配和社会和谐的良性互动。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建立各部门行政审批事项目录清单制度，并向社会公开，在清单之外的，一律不得设置行政审批事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