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年龄人口负增长下的变化与挑战

06.11.2014  13:58

     

  浙江从1970年代开始生育率逐渐走低,然而长期的低生育率水平必然影响劳动力市场,使得劳动年龄人口供应趋于下降,同时还加速了劳动年龄人口的老化,影响劳动力供给的结构。2011年劳动年龄人口数量达到峰值,为4169.4万人,随后不论是劳动年龄人口总量还是比重均开始下降,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时代结束。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基础上的预测显示,未来30年全省16-64岁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将以年均0.6个百分点的速度快速下降,预计至2040年下降到60%左右,回到建国初期的水平。在劳动力资源下降的重大转折时期,分析研究劳动力市场的内在结构和变化,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寻找新的源点,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劳动年龄人口总量的变化   

  浙江作为劳动力资源较为丰富的省份,自进入老龄化社会以来,已然走过十几年的历程。上世纪70年代末实行的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人口老龄化,从而对劳动力市场中的劳动力供给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2000年至2010年,随着我省经济的快速发展,吸引了大量的外来务工人员。省外流入人口数量大,年龄结构相对较年轻,使得十年中16-64岁劳动年龄人口[1]从3300.3万人增至4155.5万人,增幅达25.9%,明显快于全部常住人口16.4%的增幅,进而推动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在人口老龄化的背景下,仍能够持续提高,达到76.3%,比2000年上升近6个百分点。 

  随着建国后两次“婴儿潮”出生的人口逐渐步入老年以及外来人口回流等影响,近几年16-64岁劳动年龄段人口增长速度明显递减,劳动年龄人口总量和比重均在2011年达到顶峰:2011年,全省16-64岁劳动年龄人口为4169.4万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为76.3%;2012年开始减少,幅度不大,比2011年减少1.7万人,占比下降0.2个百分点;但2013年一下就比上年减少6.9万人,占比又下降0.4个百分点,且还在继续下降。也就是说,浙江的劳动力市场发生了“符号”的变化,即过去劳动年龄人口是正增长,从2012年开始,就是负增长,绝对数在减少。 

表1  2000-2013年部分年份常住人口数、劳动年龄人口数及占比

年份

常住人口(万人)

16-64岁年龄段人口(万人)

劳动年龄段人口占比(%)

2000

4679.9

3300.3

70.5

2010

5446.5

4155.5

76.3

2011

5463.0

4169.4

76.3

2012

5477.0

4167.7

76.1

2013

5498.0

4160.8

75.7

      从历次人口普查数据来看,这是自1964年第二次人口普查以来,16-64岁的劳动年龄人口比重首次出现下降,每年新进入劳动年龄人口的规模逐年下降,而退出劳动年龄人口的人数不断增加。这对于依靠大量外来劳动力“支撑”的浙江人口来说,是非常值得关注的人口结构的重大转折。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基础上的预测显示,未来30年全省16-64岁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将以年均0.6个百分点的速度快速下降,预计至2040年下降到60%左右,回到建国初期的水平。 

图1   浙江16-64岁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发展趋势图  

             

   二、劳动年龄人口结构的变化   

  我省劳动力供给总量已出现拐点是不争的事实,在劳动力供给缓慢下降的同时,其内部年龄结构、城乡流动、以及劳动者素质等方面也逐渐发生微妙的变化,对整个社会的就业形势和经济的持续发展产生长远而深刻的影响。 

  (一)青壮年劳动力数量攀至顶峰,年轻劳动力出现下降趋势 

  进入2010年以来,我省人口老龄化进程明显加快。2013年,全省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时多了55.4万人,占比上升0.92个百分点。人口老龄化不仅意味着老年人口的比重和规模不断增大,同时也意味着劳动年龄人口中高年龄组劳动力人口比重和规模的不断上升。从表2来看,2013年51-64岁高年龄组劳动力人口达933.2万人,比2010年人口普查时多了67.2万人;而16-24岁年轻劳动力出现较大幅度下降,为658.8万人,比2010年减少135.3万人;25-50岁青壮年劳动力人口在2013年达到高点,为2568.8万人。随着劳动年龄人口内部年轻组和老年组出现此消彼长的现象,可以预见25-50岁劳动年龄人口也将呈现出下降的趋势。该年龄组别的劳动力人口不仅体力和精力都比较充沛,同时也具有一定的知识储备,属于就业市场的中坚力量。若25-50岁劳动年龄人口持续减少,必将对劳动力供给产生巨大影响。 

表2        2000-2013年部分年份分年龄段人口数

单位:万人

年份

16-24岁

25-50岁

51-64岁

2000

648.9

2121.6

529.8

2010

794.1

2495.4

866.0

2011

761.0

2518.2

890.2

2012

704.9

2568.8

894.0

2013

658.8

2568.8

933.2

        (二)农村劳动力老化严重,剩余劳动力转移有限 

  经过多年来大规模的劳动力城乡流动,当前我省农村的实际人口老龄化水平已经超过了城镇地区。农村不仅老龄化的程度较高,而且老龄化速度较快,城乡老龄化差距逐步拉大。2010年,全省农村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达到13.0%,比城镇高5.9个百分点;与2000年相比,全省农村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提高2.4个百分点,而城镇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基本与2000年持平。 

图2      2000、2010年分城乡人口金字塔图  

 

     

  对比我省第五次和第六次人口普查分城乡的人口金字塔图,可以看到2010年城镇人口年龄结构虽然比2000年有所上移,但仍处于典型的“中间大、两头小”橄榄状,中青年人较多、老年人和少儿较少,当前劳动力供给充足,人口的社会负担相对较轻;反观2010农村人口金字塔,底部收缩,上部变宽,中位年龄快速上移,40岁以上农村人口占全部农村人口的比重超过一半,老年人口比重的升高及育龄人群比重的降低,将导致未来人口再生产趋势呈负增长,劳动后备力量持续减少。 

  在城乡二元经济发展过程中,农村劳动力的剩余为工业化提供了大量的、低廉的劳动力,农村和农业一直被称为城镇化、工业化发展所需劳动力的源源不断的“蓄水池”,但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城乡倒置明显,“蓄水池”的作用将难以继续发挥。从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来看,在农村 16-64 岁劳动年龄人口中,40岁以上劳动年龄人口约为841.3万人,占一半还多,这些人由于意愿和受教育程度等原因,很难在城市中找到匹配的工作;16-40岁农村劳动年龄人口有663.4万人,并出现逐年下降的趋势。按照目前的农业发展水平,每年仍需要500万左右的农业劳动力,无论从目前还是从未来城镇化发展趋势看,农村尚未转移并能够转移出去的剩余劳动力都是非常有限的。 

  (三)劳动者受教育程度大幅提高,但与京沪差距拉大 

  影响劳动者质量的重要因素之一就是其受教育水平。一般来说,劳动者质量与受教育程度呈正相关,受教育程度越高,劳动者的质量越高,反之,则越低。通过2000年及2010年两次人口普查数据来看,16-64岁劳动年龄人口受教育程度有了大幅提高,尤其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即大专及以上人口,下同)从2000年的142万人增加到2010年的495万人,占全部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从2000年的4.3%一跃为2010年11.9%。 

图3  2000年&2010年分教育程度劳动年龄人口占全部劳动年龄人口比重  

 

  与其它5个沿海经济发达省市(北京、上海、江苏、山东和广东)相比,浙江省劳动年龄段高学历人口数量仅略高于上海,但占劳动年龄段人口的比重已超越广东和山东,位居6省市中的第4位,进入全国中等偏上水平。 

  虽然新世纪以来浙江劳动力素质有了大幅提高,但与北京、上海这两个高学历人口集聚的直辖市相比,劳动年龄段的高学历人口占比差距仍不断拉大,分别从2000年的相差16.4、9.3个百分点,扩大到2010年相差24.4、13.6个百分点。这主要是浙江的外来劳动力人口文化素质较低造成的:2010年,浙江外来人口1182.4万人,占全部常住人口的21.7%。其中,大专及以上人口比重仅为4.0%,只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位居6省市的最后一位,也是31个省区市的最末位。 

表3      2010年全国及部分省市劳动年龄段高学历人口比较

 

劳动年龄人口(万人)

  高学历人口(万人)

占劳动年龄段人口比重(%)

全国

97453.6

11442.1

11.7

北京

1610.1

585.1

36.3

上海

1858.3

473.4

25.5

江苏

5896.9

820.3

13.9

山东

7031.4

812.4

11.6

广东

7795.6

867.3

11.1

浙江

4155.5

495.0

11.9

   三、应对劳动年龄人口负增长的建议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省经济高速增长,几乎每一个增长源泉都和充足的劳动力供给有关系,比如人力资本的贡献、低廉的劳动力成本以及劳动力从低生产率部门到高生产率部门的重新配置等等。2011年劳动力市场发生的转折,对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必然产生巨大的影响。如何在劳动力不再无限供给、人力成本持续上涨的环境下,找到新的竞争力源泉,本文有以下几点建议:  

  (一)加快生育政策改革,提升高等教育与产业结构的匹配度 

  由于年轻劳动力受教育年限较长,整体素质较高,在产业转型升级过程中扮演关键性角色。然而在今后的较长一段时间内,我省都将面临年轻劳动力快速下降和紧缺的现象,年轻劳动力的大幅减少或将成为未来产业转型升级的制约性因素。从这个意义上说,目前生育政策逐步放开正当其时,随着“单独二胎”生育政策的执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年轻劳动力供给的快速下降。政府应不断加快生育政策改革步伐,采取措施降低育儿成本,提高民众生育意愿。 

  同时,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就业矛盾依然突出,大学生“毕业即失业”现象相对普遍,高校的人才培养机制大多以教育为导向,造成专业设置与产业结构存在较大的背离;毕业生重理论,轻实践,岗位操作技能薄弱,与企业人才需求存在结构性偏差。未来的高等教育发展方向应顺应经济发展的需要,加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对高校毕业生需求的前瞻性研究,合理确定研究型教育与应用教育的发展规模,实现年轻高素质劳动力和产业结构的协调发展。 

  (二)提高农业产业化水平,开辟农村中老年劳动力的城镇化路径 

  农村老龄化快于城镇老龄化,除了会导致农村可转移劳动力的枯竭,一定程度上也会阻碍城镇化的进程和步伐。政府应着力推进农业科技创新,提升农业信息化和产业化水平,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解放更多的农村劳动力,稳定和增强劳动力供给;另外,还是要开辟一条农村中老年人的城镇化路径: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尽快消除户籍障碍,推进农村老年人口与城镇老年人口的社会保障一体化进程,包括基本医疗保险、社会养老保险、老年人福利与救助等基本公共服务的统一和衔接,使得中老年劳动力能够顺利进城并得到适当安置。并且,政府应加大对农村老年人口劳动就业能力的培训,在挖掘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同时适应城镇化的要求。 

  (三)以人口质量替代数量,加大成人继续教育和岗位技能培训 

  未来的劳动力市场,新进就业人数已经非常有限,更多地依赖于劳动者在现有岗位上的效率提升和自身素质的不断提高;与此同时,高素质的劳动者也是我省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支撑,是经济转型升级对人才资源的客观需求。政府在政策上应特别强调以人口质量替代数量的战略,加大对成人继续教育和岗位技能培训的公共投入,加强在职人员尤其是农村转移人口的职业培训,提高在职人员的岗位技能和文化素质,为产业结构调整积累必需的人力资本,以应对劳动力可能出现短缺的局面。 

     

                                                                                                                (人口就业处    赵静) 

 

  [1]在劳动力调查中,16 岁及以上的人口都被视作调查对象,但实际上老龄人口由于劳动能力下降,实际的劳动供给水平有限。因此,本文将16至64 岁的人口定义为劳动年龄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