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与信息化部原总工程师朱宏任谈“十三五”工业发展将向何处去

21.01.2016  00:43

  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视察时,“新常态”作为治国理政的一个方略第一次被提出。2014年11月,在北京举行的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开幕式上,习近平总书记详细阐释了新常态的一些重要理念。同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又从投资、消费、出口等9个方面系统地阐释了新常态的相关问题。

  应该说,新常态这一概念,经过从提出到认识的过程,在当下的经济范畴中,在大众的心中已经逐渐固化。不可否认,这一概念是对中国工业发展经济转型阶段的一个最好的概括。从近几年的经济发展轨迹来看,新常态有三个突出的特点:第一是速度,进入新常态后,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第二是结构,中国在经济发展中将更加注重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和优化提高;第三是动力,经济增长从消费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

  那么,新常态之下,工业运行将经历怎样的新轨迹?面临哪些新挑战?在针对工业经济发展提出的供给侧改革政策之下,工业发展又将进行怎样的道路选择?近日,在以“工业发展”为主题的论坛上,记者采访了工业与信息化部原总工程师朱宏任。

  记者:您认为我国工业经济从何时开始逐渐进入下调企稳阶段?

  朱宏任:从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之后,中国的经济增长逐渐进入一个调整期。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是在不断建立一个新的稳态过程——工业经济增长从高速向中高速转移,速度逐步趋于稳态。除了工业增长速度以外,工业效率、工业实现利润也呈现了由高速转向中高速,进而与增长速度相适应的过程。

  中国的工业在转轨之前,更多体现出来的是规模型或者规模数量效益型,规模大了利润就高。在中国工业不断由高速向中高速转移的过程中,工业利润的增长已经进入下调并逐渐平稳的阶段。

  记者:近些年,我国在工业结构调整方面取得了哪些成就?

  朱宏任:从工业结构来看,2015年,工业结构调整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绩。

  首先,工业增长已经开始着眼于内升动力的培育。国家层面和各级政府层面都加大了技术改造的力度。从国家层面来说,2015年中央专项资金投入577亿元,带动了9620亿元的投资,达到将近17倍。其中有一些老工业基地对技术改造的投入力度更大。像广东省通过实施一系列的相关政策,使得全省的技改增速接近70%,带动了整个工业投资增速实现了20%以上的增长。

  其次,加快淘汰落后产能、化解过剩产能工作也取得重要进展。事实上,淘汰落后和化解过剩产能已经持续推动了若干年。河北省在这个过程中一直担当大任,在淘汰过剩产能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从全国的层面来看,仅去年就淘汰落后过剩产能炼铁达1300万吨、炼钢达1700万吨。还有就是加大新产品的开发力度。电解铝产能一度过剩,随着应用范围和使用量的不断扩大,高铁出口一部分产品到国外,同时国内的电解铝消费量也逐渐增长,去年底电解铝的产能利用率达到80%以上,缓解过剩产能取得成效。这个事情的本身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些重要的启示:我们在淘汰落后、压缩过剩的同时,积极开发新的应用,实际上也是对于结构调整的重要举措。

  再次,在传统产业加快调整的同时,新兴产业的发展也出现了一些好的势头:去年1月至11月,高技术产能增加了10.4%;新能源汽车、工业机器人、高端服务器等产业呈现成倍增长的趋势。

  记者:您认为当前工业经济发展将面临哪些方面的挑战?

  朱宏任:在“十三五”时期,工业增长速度、工业结构调整和工业动力转换取得进展的同时,工业增长也将面临一些新的挑战。

  第一,工业增长的势头偏弱。 新常态下工业增长要从高速转向中高速,但增长却出现大幅度下滑。从当前的情况看,在增长动力没有实现更加可靠、更加有利转换的情况下,工业探底、寻底的过程可能还要持续一段时间。

  第二,产能过剩的矛盾进一步凸显。刚刚发布的《2015工业发展报告》显示,在制造业的各个行业里面都出现了产能过剩的情况,产能过剩的结果直接导致生产滑坡、价格下跌、效益减少甚至亏损。从产能来看,一般国际上认为79%到83%是一个产能合理利用的范围。而从现在的情况看,产生过剩比较突出的,像原材料行业、能源原材料行业,包括原油、煤炭、钢铁、水泥、玻璃等行业的产能利用率都不足75%,这种情况直接影响产量。2015年前三季度,一些重要基础原材料产业的产量不增反降,粗钢产量下降2.1%,水泥产量下降近5%。从价格来看,一些重要的基础原材料出厂价格连续下跌,并且下跌的幅度还很大。从效益来看,一些重点行业,特别是基础原材料行业的利润总额呈下降的趋势,拉动了整个工业利润的增幅呈下降态势。钢铁行业销售利润率在2015年三季度仅为0.05%,钢坯的产量一度跌落每吨低于1500元,而螺纹钢每吨的价格曾一度在1800元左右。这是实实在在的现实,也是进入“十三五”时期工业运行面临的最为严重的挑战。

  第三,创新水平急需提升。被商业管理界公认为“竞争战略之父”的迈克尔·波特认为,一个国家国际竞争力的塑造,要经过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创新驱动来不断升级。而我国目前应该是进入到了创新驱动的阶段。经过“十二五”时期的发展,国家的创新能力不断增强,但是支持新常态的水平还亟待提升,产业自主创新的体系尚未真正建立,核心技术对外依存度较高,成果转化环节薄弱,领军人才缺乏。

  第四,消费供需亟待耦合。新常态下,个性化、多样化的需求大幅度提升,但我国工业制造业却缺少自己的独立设计和品牌市场,这些都是目前中国工业的一个短板。统计数据显示,2016年,我国居民消费将超过1万亿元,而目前的工业水平却满足不了正在不断提升的个性化、多样化的居民消费需求。这也是造成国内消费不断外流的一个原因,是新常态下需要高度关注的问题。

  另外,资源环境问题严重突出,制度改革需要深化。目前,反映在生态污染和产能过剩等方面的问题,纠其根源是和体制机制息息相关的。

  记者:近日,中央提出以供给侧改革解决工业发展所面临的诸多问题,加快经济结构转型。对此,您怎么看?

  朱宏任:2015年11月10日召开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实现整体跃升。

  供给学派是上世纪70年代在美国兴起的一个经济学流派,强调经济的供给方面,认为生产的增长决定于劳动力和资本等生产要素的供给和有效利用。在供给学派基础上发展出新供给主义,主张通过放松供给约束,解除供给抑制,让新供给创造新需求,才能提升经济的潜在增长率。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强调在供给角度实施结构优化、增加有效供给的中长期视野的宏观调控。我们所提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同于西方经济学中的供给学派,也不是里根学派、撒切尔主义的翻版。供给学派强调的紧缩、减税,特别是像撒切尔反复强调的私有化,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

  中央当前提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国家适应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的综合国力竞争新形势的主动选择,是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必然要求。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强调适度扩大需求的同时,更加着力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以及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的提升。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绝不是不要制造业,而是更加充分认识到制造业是强国之基、立国之本,是不可放松的。与此同时,再加强提升第三产业所占的经济比重。

  记者:在新常态下,推进供给侧改革应该更加强调哪些内容?

  朱宏任:就工业领域来说,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应该从六个方面给予更多的关注:一是更加重视夯实增长的基础;二是更加重视化解过剩产能;三是更加重视推进创新引领;四是更加重视加快改革步伐;五是更加重视构建绿色模式;六是更加重视带动消费升级。而更重要的是,在全部的改革过程中,不能忽视体制机制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