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理论学术研究观点要览（上）

    哲学篇

　　强调共产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魂

　　警惕以非意识形态化方式“创新”马哲

　　有学者提出，之所以强调共产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魂，针对的是一段时间以来出现的试图以非意识形态化的方式“创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倾向。纠正这一偏向，不仅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能否健康发展，而且关系到科学看待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理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有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作为共产主义思想体系这一点这些年被淡化了，而作为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基础的哲学，则更是长期疏远了共产主义。这种疏远尽管在某些方面是出于误解，从而把共产主义视为只是一个与哲学没有什么关系的政治概念，但从根本上说，则是用非意识形态化的观点解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必然结果。

　　正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

　　反对文化虚无主义防止保守主义思潮沉渣泛起

　　有学者提出，目前在中国大地上，传统文化研究和宣传热潮高涨，儒学重新成为显学。这使得有些理论工作者感到迷茫，意识形态领域陷于两难：似乎强调坚持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就是贬低以儒学为主导的中国传统文化，反之，则应把马克思主义请下指导地位的“神坛”，重走历史上尊孔读经、以儒治国的老路。这种非此即彼、冰炭不可同炉的看法，理论上是错误的，实践上是有害的。有学者指出，不要抽象地争论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尤其是非历史主义地争论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高下优劣。应该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处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反对蔑视以儒学为主导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文化虚无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可以从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中得到思想资源、智慧和启发，但也要防止以高扬传统文化为旗帜，反对马克思主义、拒斥西方先进文化的保守主义思潮的沉渣泛起。

　　当前主流意识形态地位稳步提升

　　非主流意识形态逐渐失去影响力

　　有学者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主流意识形态的地位和影响力稳步提升，处于明显的优势和主导地位：主流意识形态的公信力和认同度提高了，这种公信力和认同度来自于党中央推行的一系列治党治国治军举措；主流意识形态的引导力和掌控力增强了，多年来与主流意识形态挑战争锋的新自由主义、社会民主主义、普世价值论、西方宪政论、历史虚无主义等非主流意识形态影响力下降；国际上的“中国崩溃论”、“中国失败论”等渐趋式微，“中国威胁论”、“中国争霸论”尽管有所抬头，但由于中国推行和平共赢的外交政策，这些论调也难以赢得多数人认同；主流意识形态的开放性和包容性拓展了，充分展现了主流意识形态的博大自信和蓬勃生命力。有学者认为，非主流意识形态在时代大潮淘洗和实践检验中逐渐失去影响力，同时呈现出新的特点和态势，继续以变化了的内容和方式持续挑战主流意识形态。学者们认为，当前是巩固和创新主流意识形态的大好时期，要在新的实践中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

　　破除“西方制度迷信”

　　防范抵制文化霸权

　　学者们认为，“颜色革命”与文化霸权同属西方和平演变战略之下，已成为资本主义强国推行新霸权主义的基本手段，其根本目的在于改变特定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或政权组成。有学者认为，各国国情、政情、民情等不同，照搬西方的发展道路与政治制度模式，不仅不能达到社会变革的目的和民主的期望，反而会导致国家的乱局，必须在观念上“去西方化”，破除“西方制度迷信”，探索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与制度模式。有学者认为，全球正处在大动荡、大变革时期，如果发展中国家不小心掉入“颜色革命”的陷阱，整个社会将会为此付出巨大代价。防范“颜色革命”、抵制文化霸权、防止和平演变，是社会主义国家和所有期望全球化进步的人民的共同任务。

　　（作者李建国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研究员）

　　政治学篇

　　国家治理现代化取得了成就

　　国家治理体系现代性仍不足

　　有学者指出，国家治理能力是国家治理体系运行的结果。经过近两年的全面深化改革，我国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具体包括治理理念现代化、顶层设计系统化、重点领域制度化和治理技术多样化。但是，我国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性依然不够，具体包括：国家治理体系的有效性不高、国家治理能力建设仍然滞后、虚拟网络空间正在对我国的社会稳定和政治安全提出严峻挑战。有研究者强调中国推行以“国家治理”为核心的改革，应该体现如下特点：第一，以国家整体绩效为立场，关注国家总体竞争力和国家治理的有效性；第二，以现实问题为导向，把法治化视为改革的核心内容，更加强调国家的自主性、统一性和权威性建设；第三，以现代文明价值理念和规则为标准，改造国家治理体系，贯彻公平正义、民主协商原则，实现依法治国。

　　依法治国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质性步骤

　　落实依法治国必须正确处理党和法的关系问题

　　有学者指出，依法治国是中共由革命党转向执政党的一个重要标志，也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质性步骤。民主与法治不可分割，必须整体推进，没有民主不可能有真正的法治，法治最终是为民主服务的，法治根本的作用还是保障公民的权利。许多学者指出，在中国的现实环境下，贯彻落实依法治国首先必须彻底解决党和法的关系问题。党的领导并不排斥依法治国，依法治国恰好体现了党的领导。依法治国是党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党必须自觉地接受宪法和法律的规范，自觉地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

　　政府与其他治理主体构建合作共治机制

　　政府向购买公共服务职能转变基本路径

　　有学者指出，政府职能转变的目标和任务是建设有限、有为、有责、有能和有效的现代政府，并构建政府与其他治理主体的合作共治机制。政府职能转变有三重使命：第一，实施政府的自我革命，减少和简化政府权力，以放权实现简政，以减权促进增效，以简权促成繁荣。第二，改革和调整行政管理体系的内在权力结构和权力关系，以优权催化优能，以督权推进履职，以限权达成归位。第三，政府治理现代化取向要求政府与企业、政府与社会的结构性共治。有学者指出，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服务是转变政府职能、创新政府治理方式和推进社会事业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是优化公共服务供给机制的重要路径，其主要任务在于建构公共服务社会企业的竞争性关系、完善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服务的制度机制、强化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服务过程中各主体的能力以及建设理性的社会信任。

　　协商民主在政治现实和政治理论中深化

　　协商民主实践为中国特色民主提供契机

　　有研究者认为协商民主是中国建构现代国家过程中所形成的重要政治创造，内生于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成长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探索，不仅为中国革命胜利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立下了汗马功劳，而且为超大规模国家的平稳转型、有序发展以及有效治理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有学者指出协商民主成为理论界和党政部门的关注热点，一是因为协商民主本身的重要性，二是协商民主比较切合中国的国情。对话、磋商、讨论、听证、交流、沟通、审议、辩论、争论等协商民主的各种形式，其实都是公民参与政治生活的重要渠道以及决策科学化民主化不可或缺的环节。

　　（作者张宁为北京大学国家治理协同创新中心助理研究员）

　　经济学篇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注重结构优化

　　开启经济恢复增长动力的新周期

　　有学者认为，供给侧改革的目的是侧重于企业微观机制的重构，提高要素和资源优化配置，进而提高经济效率。有学者认为，供给侧改革意味着中国将实行新计划经济，即：所有的生产都会按照消费需求进行，未来的每一件产品，在生产之前都知道它的消费者是谁，并且知道这件产品的标准是怎么样的。也有学者认为，供给侧改革不是回到计划经济，而是要在市场发挥资源配置决定性作用的基础上，实现直接调控与间接调控的有机结合。有学者认为，供给侧改革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而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需要供给和需求两侧的互相衔接与良好配合。还有学者认为，从注重需求侧到强调供给侧，明确供需两端同时发力，这是决策层对未来宏观调控政策达成的重要共识，这将有助于开启中国经济恢复增长动力的新周期。

　　发展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

　　探索符合经济规律的制度

　　有学者认为，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研究经济关系及其运行规律的科学，是观察和分析经济社会的望远镜和显微镜。有学者认为，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发展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重在掌握和遵循经济规律。经济规律有多个层次的内容，遵循经济发展规律应掌握和遵循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经济规律，如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发展状况的规律和生产力自身发展的规律；要掌握和遵循几个社会形态中存在的经济规律，如商品经济规律、市场配置资源的规律；更要研究掌握和遵循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特有规律。有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要保持和增强生命力，必须研究这些经济社会发展变化情况，必须科学回答当代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一系列问题，必须增强自己的有用性和解释力。要汲取和借鉴包括西方经济学在内的各门学科一切可以借鉴的东西，从更广阔的视野审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和教学，努力跟上实践发展的步伐。有学者认为，提高经济治理能力、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离不开科学的制度保障。完善制度，使制度安排符合经济规律，就要用好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我们遵循规律治理经济提供了体制基础，也提供了相应制度安排。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政治经济学研究成果起到了重要作用。

　　实施精准扶贫方略

　　遏制贫困代际传递

　　有学者认为，扶贫首先要找准扶贫脱贫的最佳路径，实施精准扶贫，首先应解决“扶持谁”的问题。实施精准扶贫，必须以改革创新投融资体制机制为动力，多渠道、多手段、多方式加大扶贫投入。要努力提高扶贫资源的配置效率。有学者认为，实现物质脱贫首先要精神脱贫，只有具备想脱贫、想致富的信念、追求和勇气，才能把理想变为现实。还有学者认为，用教育有效遏制贫困代际传递，治穷先治愚，扶贫先扶智，教育扶贫是扶贫开发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从根本上实现贫困人口脱贫致富、遏制贫困代际传递的重要途径。

　　落实“一带一路”

　　推动双向开放

　　有学者认为，随着“一带一路”建设，中国已逐步成为资本净输出国家，这对双向对外开放提出更高要求。有学者认为，把“一带一路”、亚投行、自贸区等战略规划落实到位，就要继续转变我们的对外贸易发展方式，从“大进大出”到“优进优出”，从供给侧改革入手，在对外出口领域改变需求减弱的现状，以优秀的产品撬动别国的购买欲望，优化我们对外出口的产业结构；一方面我们在利用外资上不会再“来者不拒”，另一方面则是我们还是要给外资吃“定心丸”，积极提供各种服务，有方向地欢迎和鼓励外资进入。

　　（作者孙咏梅为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院副教授）

　　社会学篇

　　将社会治理与社会建设结合起来

　　从一元管理到社会治理转型仍难

　　有学者指出，中国社会学界的研究，在理论上继续深化的同时，开始将社会治理与社会建设结合起来，将社会服务与社会行动结合起来，逐渐走上了理论联系实际的道路。但研究同时也指出，中国社会组织还很少，尤其是在中西部地区，政府与社会之间的界限，还很难分清。甚至于很多社会组织还不够成熟，难以承担其本应承担的职责。这就是说，从社会管理的一元管理，到社会治理的多元治理之间的转型，在理论上易于说明，但在实践中却实难进步。

　　中小城市空壳化消解户籍政策配置效力

　　城市新二元结构埋下社会治理风险种子

　　研究指出，最近几年，一方面政府加大了户籍制度的改革，另外一方面也推进了居住证制度的实施，甚至于在积分落户方面，各地政府也出台了多项规定。但在将城市区别为超大城市、特大城市、大城市、中等城市和小城市而分类施策时，却也使绝大多数就业于百万人口以上城市的流动人口尤其是农民工的落户需求与政策供给之间出现错配。政府希望通过政策性导引，让农民工就近就地落户转变为城里人，并让他们在中小城市购物买房拉动消费，但中小城市产业空壳化趋势所形成的市场推力，却消解了政府政策配置的效力。毕竟，绝大多数流动人口主要看重的是就业的收入。如果大城市、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的收入远远高于中小城市，农民工就不可能回流到家乡。因此，东部经济发达地区仍然会成为年轻的、学历较高的、具有创新精神的劳动力的流入地。在这种情况下，传统的城乡二元结构，就变相形成城市户籍人口与外来人口的新二元结构。而这个二元结构，又在区位分布上形成城市中心区与城乡结合部的张力，给未来的社会治理埋下风险的种子。所以，在户籍制度改革仅仅限于将暂住证升级为居住证，并让居住证承担积分职能的情况下，农民工市民化的重点就取决于地方政府包容性社会政策的配置力度。

　　中等收入群体庞大而不定型

　　消费社会牵引出供给侧改革

　　学术界在近期研究中，经常使用的热词有中产阶层、中等收入群体、社会中间层等，其表达的内涵基本一致。这就是说，中国正在形成一个非常庞大但也不成熟的中产阶层。在阶层结构的转变中，中国的消费结构也从原有的模仿式排浪型转变为个性化、多样化。因为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迅速变化导致了消费结构的迅速变化，但消费品的生产与供给市场却依然如故，所以，其一方面抑制了需求端的改革，另外一方面将庞大的内需转变为外需，导致中产阶层与先富阶层发展出了出国旅游与购物旅游。在中国社会从工业社会转变为后工业社会的过程中，只有认识到消费社会的来临及其影响，才能够适应这一重大转型而发展出供给侧改革，并解决当前消费领域存在的诸多问题。

　　城乡收入差距趋于缩小

　　居民收入差距趋于扩大

　　虽然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基尼系数缓慢下降，近期达到0.471左右。但学术界提出的基于抽样调查得到的基尼系数却依然高高在上，个别数据甚至高于0.5。大家在讨论中得到的一个基本结论是：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的确有缩小的趋势，但收入最高20%人口与收入最低20%人口之间的差距，依然缺少有效的缩小机制。另外，学术界的研究还发现：城市内部常住人口之间的收入差距有扩大趋势，农村内部常住人口的收入差距也有扩大趋势。所以，应该在经济治理和社会治理上，密切关注导致收入差距扩大的新问题。一些改革仍然走的是“增量改革”的老路，在解决老问题的同时，又增加了新问题，没有起到二次分配缩小收入差距的功能。

　　（作者张翼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

　　伦理学篇

　　在国际视野下看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关注文化传统的内在价值和综合继承

　　中华传统文化影响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也影响着中国未来的发展。有学者指出，我们要在现代国际大视野下关注中华传统文化的现代化问题。国际视野下的中国道路，有两种视野，一个是横向的国际视野。一个是纵向的历史视野。这两种视野激励我们在现代化道路上不断前行。一路走来，中华文明之所以能源远流长，最重要的正是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这块基石。因此，承托优秀文化传统是中华民族永远不可卸脱的文化使命。传承优秀传统文化不是对其中某种或某几种文化元素的传承。任何关于传统文化的认识和理解都不仅要遵循文明与文化相互发明、相互印证的历史辩证法原则，而且要关注文化传统自身的内在价值取向和精神品格。

　　核心价值观公民认同研究深化认同机理和具体途径不断拓展

　　从社会认同的角度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落实，是2015年伦理学界的关注点。有学者认为，核心价值观的形成以公民的自我认同、群体认同和国家认同为基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机理包含着外在机理与内在机理。而外在机理包括大众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发认同机理、凝练认同机理、倡导认同机理和颁布认同机理四个部分。而针对实践中核心价值体系政治认同边缘化的危机，有学者从价值自觉的角度，对解决核心价值体系政治认同问题的具体路径进行分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得到公众的认同，必须在理论上进行科学的建构和阐释，在现实性上说服公众，在实践中印证价值理念，在价值认同中实现“物质利益激励、优越制度推进、官员示范引领”三大机制齐头并进的作用。同时，在价值认同主客体互动的过程中，尤其要紧紧抓住“人”的因素，加强主体自身的美德培育，以公民德性内化和守望获得认同。

　　道德可充任社会关系的调节器德治在社会治理中有相应地位

　　继2014年社会治理问题在社会学界、政治学界的讨论之后，今年伦理学界讨论道德治理在社会治理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方式。伦理学者认为，道德是国家社会治理体系的构成性要素，影响着国家社会治理的各个维度。在价值层面，道德制约着治理理念的形成，推动着“权力本位”的破除；在制度层面，道德是一种有别于成文法规或“显性制度”的“隐性制度”，影响着显性制度的建构；在行动层面，道德为社会治理提供了“善”的治理主体，创设了良好的价值环境，增强了社会凝聚力，提供了必要的道德监督。有学者提出，道德治理同所有的社会治理一样，都离不开现实的社会关系，尤其是要映照现实的伦理关系。社会治理是通过协调社会关系，减少甚至避免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冲突，促进合作，进而通过制度安排，保证每个国家成员都能获得社会合作所带来的合理利益，从而实现国家的持续稳定与不断发展。而道德作为主要的社会治理力量，可充任社会关系调节器的作用。

　　气候问题是一个道德和价值问题

　　汲取中国伦理思想治理环境问题

　　随着雾霾天气以及其他环境问题的日益突出，人们对气候问题的关注与日俱增。有学者强调，气候问题是人的问题，是一个价值和道德问题。气候变化应该是自然的自我更新过程。但当代的气候急剧变化不是自然现象，而是人为过度活动造成的。需要我们改变“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重建价值观，以天地为上，把人看作天地的一部分，从而遏制造成气候变化的原始动因。儒家在以天地为本源的价值观基础上所提出的天地与人一家的观念，特别强调人对天地万物和保护物种的道德责任。我们今天思考气候变化与全球责任问题时，应该认真汲取。

　　（作者郭清香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伦理学与道德建设研究中心副教授）

来源：《北京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