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8岁龙英尔老人讲述：宁波革命者的爱情故事

　　龙英尔老人

　　1930年4月摄于上海的全家福。中为龙大道父亲龙治藩，右为龙大道，左为金翊群。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也是中共宁波地委成立90周年。

　　一个晴好明媚的日子，在海曙区后河小区椅子巷，88岁的龙英尔老人，抖抖索索地向记者拿出一沓她母亲的亲笔回忆录。

　　她的父亲龙大道，是中共“四大”代表，28岁担任中共浙江省委常委、浙江省委代理书记。他受过酷刑，越过狱，领导过上海工人武装起义。30岁那年，被枪杀于上海龙华。

　　她的母亲金翊群，16岁进入启明女中，在宁波地委书记杨眉山的介绍下入党，曾与龙大道一起参加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

　　父亲与母亲尘封的往事，也在焦黄破碎的扉页里，荡漾开来。(东南商报记者陈也喆/文通讯员方元/摄)

　　1928年1月，隆冬季节，寒风如剑。汉口码头，龙大道送怀孕的妻子金翊群踏上长江轮船。

　　那一年，龙大道27岁，金翊群18岁。

　　汽笛长鸣，轮船离岸，他目送轮船载着爱妻远去。她倚着栏杆，直到看不见码头上丈夫的人影，才返回船舱。

　　几天后，金翊群回到镇海澥浦老家。一路风尘，加上孕期反应，甚感乏力。

　　可是她一躺下，耳边就回荡起爱人的声音。临别那晚，他亲自为她整理行装，殷殷叮嘱“要多写信给我”。

　　他曾对她说：“小妹，革命者也是人，也有情爱。可是一切真正伟大的人物，无论古人今人，没有一个是因爱情而发狂的人。培根的话是对的，‘伟人的事业抑制了这种软弱的感情，即使心中有了爱，仍要约束它，使它不妨碍事业’。”

　　金翊群的母亲进了屋，递给她一封信。她一看是丈夫的，迫不及待地拆开：

　　“我的爱，你叫我的心怎样？你是没有时间写吗？或者是写不出来？叫我在孤独、寂寞、难过、痛苦之中，不仅寻不着安慰，反而增加我无限之思念……”

　　她的心酸楚了，回家以后光顾着沉浸在思念里，还没来得及跟爱人倾吐心声。她马上动笔，刚起了个头，母亲又送来一封，喃喃自语：“大道这孩子发疯了，刚寄来一封，怎么又是一封。”

　　金翊群欢欣地接过信：

　　“在一起时，无论如何总想不到别离的滋味，真不愿以后再有别离的一天，希望你十二万分地保重自己，这是我最不放心的……”

　　如胶似漆的小夫妻，谁也离不开谁，可是为了革命事业，他们只能压抑住心中的激情，分居两地，鸿雁传书。

　　革命者的情爱

　　丈母娘看女婿

　　1928年农历正月初四，金翊群生下一个男孩。

　　取什么名字好呢？

　　正在这时，龙大道来了一封信：“孩子就叫‘支雯’。支字四划，雯字十二划，希望你和孩子牢记‘四·一二’事件中牺牲的战士……”

　　在“四·一二”大屠杀中，龙大道被捕入狱，坐过老虎凳，生了一身烂疥疮，遭到精神与肉体的非人折磨。

　　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刻，他就指挥同志们轮流凿墙打洞。半个多月后，洞打通了。

　　最后，他们成功越狱，然而，还是有很多战友牺牲在酷刑之下。

　　他希望自己的孩子，牢记这个血海深仇。

　　那年2月底，孩子刚满月，龙大道第一次来到澥浦岳母家。

　　他穿着笔挺的藏青哔叽西装，戴一副金丝边眼镜，清爽利落的平头，满面春风。

　　“哪来的西装？”金翊群问他，她从没见过丈夫穿西装。

　　“向朋友借的，新女婿上门，当然要打扮一下。”

　　岳母眉开眼笑。女婿一到，桂圆炖蛋，猪油汤团，热情招待。

　　邻居在一旁打趣：“丈母娘看女婿，越看越中意。龙先生，你这个丈母娘待你比待自己孩子还亲呢！”

　　一句话惹起了岳母的心事。她不是正室，只生下金翊群一个女儿。翊群先在宁波启明女中读书，后去上海读书，参加了革命。乡间生出闲话，她跑到上海想把女儿叫回来，可是女儿的革命意志很坚决，还找了一个志同道合的女婿。女儿回来的时候，已经怀了他的骨肉。如今，她见到这个女婿时，直觉告诉她，这是一个正派的青年，为人忠厚，尊老爱妻。她决定信任女儿，信任眼前的女婿，不管别人怎么说。

　　几天后，龙大道与金翊群，抛下嗷嗷待哺的支雯，离开了家乡。

　　秘密联络点

　　那年4月下旬，龙大道奉命就任中共浙江省委工人部长。金翊群通过同乡高日升在杭州万春渔行当账房的关系，在隔壁的皇诰巷租了一间房子，高先生住楼下，他们夫妇俩住楼上。

　　高先生见龙大道温文尔雅，便问金翊群，丈夫是做什么工作的？

　　“他在中学里教书，是个教书匠。”她不慌不忙地介绍着。

　　在高先生眼里，龙大道的确书生气十足，他手不释卷，每天“工作”后回家，腋下总是夹着一叠报纸。

　　他一边吃饭，一边看报，有时候深更半夜，灯还亮着，像是在埋首备课。

　　有一天，金翊群对高先生说：“日升哥，我们有一些信件寄到这里，怕邮差找不到，要不寄到万春渔行，请你转交给我们吧。”

　　高日升毫不怀疑，满口答应。通讯联络的问题就这样解决了。

　　党内工作需要绝对保密，省委领导到这里开会、研究工作时，就在桌上放一副麻将牌。

　　他们谈话讨论的时候，金翊群一边烧茶水，一边用警惕的目光观察着外面的动静。

　　“四·一二”政变之后，杭州的党组织损失很大。龙大道采取个别联系的方式，到工人区开展活动，他还深入各个单位，发展了二十多位党员。

　　此后，龙大道担任了一段时间的省委代理书记。

　　1930年1月，他又被调回上海，担任上海总工会秘书长、党团书记。

　　他还把金翊群安排到虹口丝厂担任夜校教员，对她说：“丝厂工人十有八九是文盲，我们办夜校既是为了提高他们的文化，更为了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上课时，要联系他们悲惨的遭遇，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宣传革命的道理。比如教工人的‘工’字，可以打比方，工字上面一横是天，下面一横是地，中间一竖是人，工人是顶天立地的好汉，使他们明白工人团结起来就是力量。”

　　黄浦江边永别

　　金翊群又怀孕了，龙大道的工作却越来越忙，但他还是经常买一些新鲜水果和蔬菜，给她补身子。

　　金翊群产期将近，准备返回家乡澥浦。她走的那天，风霜严寒。

　　他为她裹好围巾，歉意地抚着她的脸：“真不巧，你每次做产，我总是不能陪你。希望你保重身体，产后我再把你接出来。给孩子起名‘英尔’吧，英特耐雄纳尔一定要实现。”

　　龙大道目送着爱妻的小舟远去。谁也没想到，黄浦江边这一别，竟成永诀。

　　1931年1月17日，龙大道在赴东方旅馆开会的途中被捕。敌人从17日开始，一连搜捕了4天，先后从东方旅馆、中山旅馆、华德路小学等处，逮捕了龙大道、何孟熊、林育南、柔石、殷夫、欧阳立安等32位同志。

　　龙大道被钉上最重的半步镣，一走路，背和腰就会佝偻起来，只能迈开半步。

　　囚室里，阴暗潮湿，寒气森森，他早已做好了牺牲的准备，只是还想再看一眼妻儿。

　　然而，他的愿望没有实现。

　　一封神秘的回信

　　金翊群生下孩子以后，天天盼着丈夫来，可是连一封信都没有。

　　她把信寄到与丈夫约定的地址，很久，那边才来了一封回信：

　　“大道同志有好多日子没来过，现在上海的生意很坏很坏，大道到最远最远的地方做生意去了，恐怕很久很久都不能回来，我们也正在打听他的消息，待有确切地址，马上会把你信转去，今后这地方也不要来信，我日内即将离开上海，到别处去做生意。”

　　收到那封神秘信不久，她又收到陌生人寄来的50块银元。她预感到不祥，这笔钱很可能是党组织在龙大道牺牲后给的安家费。

　　她丢下嗷嗷待哺的孩子，只身来到上海。掩护地下党的地方，早已人去楼空，她胡乱地在大街上走着，茫然地跳上一辆电车。

　　电车上，她惊喜地看到一个熟悉的面孔，正要上前打招呼，那人却压低鸭舌帽：“赶快离开上海。”

　　她这才意识到丈夫真的遇难了。过了许久，她才知道，1931年2月7日，龙大道等24位同志，在上海龙华英勇就义。

　　听到这个噩耗，她饱含着热泪，发誓要把两个孩子养育成人，继承丈夫的遗志。

　　1949年5月，宁波解放。金翊群把珍藏了近二十年的丈夫的信件与遗物交给了政府。

　　她与龙大道的爱情结晶支雯与英尔继承父亲遗志，如今，他们的孙辈们也早已长大，大多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走上了正义的道路。

　　(感谢宁波新四军历史研究会提供相关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