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非遗工作难度之大就像在“跟时间赛跑” 王淼用自己的“痴”完成对它的冠名

　　浙医二院滨江院区，刚做完针灸的省文化厅非物质遗产保护处处长王淼，在家人帮助下摘下红色绒帽，坐上“四肢联动康复训练器”，开玩笑说这是他的“健身房”，一般病人1天做1500次四肢联动，他要做4000次，暂离工作岗位这件事让他“精神压力有点大”。

　　去年10月29日，长年超负荷的工作击垮了王淼本就羸弱的身体，他在会议室晕厥摔倒，在重症监护室中昏迷了近两个小时，随后住院。身体的“休止键”在那一刻被按下，而在此之前，文化厅的值班保安是用王淼离开办公楼的时间估摸是否已经“过了零点”的。

　　王淼的老领导曾跟他说，一个人一辈子做好几件事甚至一件事都是很不容易的。这句话，王淼记忆深刻，后来他也常跟人说起这句话，还会加上一句“做文化的人通常都有一种痴，对事业热爱的人都有一种痴”。

　　在浙江，有个人几乎完成了对非遗工作的冠名，那就是王淼，他被叫做“王非遗”，从西湖申遗到大运河申遗，都有他的身影。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浙江9项上榜位居全国之首；在2006年至2014年的4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浙江实现国遗申报全国四连冠，总计入选217项；浙江形成了非遗普查“浙江模式”、非遗保护“浙江经验”等，并领跑全国步入文化馆、图书馆、博物馆、非遗馆“四馆”时代……

　　这样的成绩单很难相信是这个清瘦并略显孱弱的人和他的团队一同交出的。上世纪80年代，王淼的脊椎损伤，行动不便，连提笔写字都十分吃力。但他与他的团队完成了一个壮举——摸清浙江省的非遗家底。

　　2006年，浙江首创非遗普查模式，摸清家底后按图索骥地进行非遗保护工作，是浙江非遗能够领先全国的原因之一。这次普查，算是摸清了浙江非遗的全部家底，全省共上报非遗普查线索271.9万条，实地调查非遗项目15.63万项，走访民间艺人13.37万人次，收集相关实物资料2.3万余件，调查文字记录1032.1万字，录音记录4525.7小时，汇编普查资料3260余册。

　　在部署工作之初，王淼说：“给你们3个月时间，你们想怎么弄就怎么弄，不设框框。3个月后我们来汇总。”

　　三个月后，一场会议在余杭开了三天两夜，王淼和20多个相关市县非遗干部和专家一起头脑风暴，最终他拍板道：“我觉得宁波的方向是对的，就按这个来。”这个思路叫作“村查线索、乡查项目、县做申报文本”，从最简单的线索开始，发动最基层的广大群众，破开了非遗普查的瓶颈。

　　随后在省文化厅的7个会议和35个文件的推动下，浙江展开了轰轰烈烈的非遗普查运动。

　　“他每天回家后，经常要看书读报到一两点钟，家里被他的剪报资料和书堆满了，他比较喜欢看经济类的新闻，经常会想着怎么把那些点子用在非遗上。”戏称自己“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的王淼爱人袁园告诉记者，王淼的工作生活似乎总是难以分家。省文化厅的非遗工作每年都有一个切入点，从2012年的“传统节日”到2013年的“美丽非遗”，再至2014年的“濒危剧种”，这些点子没准也有读书剪报的功劳。

　　“世界上最远的距离：说与做。我们的责任是，缩短愿景与使命、理想与现实、思考与行动、说与做的距离。事业无止境，探索无止境。”这是王淼记录自己非遗工作的书《风生水起》的卷首语。

　　而他向来也是雷厉风行的，他说，“非遗工作真的是在跟时间赛跑。都说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这些非遗传承人就是这一行的状元啊。但是因为时代不同，他们的技艺面临着失传。还有一些虽然传承下来了，但传下来的东西已经和历史上的描述相差很远了。比如东阳傩戏，现在表演就是大头娃娃，可以前的傩戏哪里只有这些？我心里急啊。很有可能我们拖一分钟，一个戏就没了，或者不完整了。不加班加点，怎么跑得过时间呢？”

　　他瞅了瞅一旁的医生说，“医院是救死扶伤的，而我们事实上也是救死扶伤，对文化多样性、文化生态的救死扶伤。”

　　虽然这回他“跑”到力尽，但他说出院后自己不会把“跑”变成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