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长春：敦煌本武后抄经规模新探

　　唐高宗咸亨元年（670）九月甲申，武后生母卫国夫人杨氏薨。在武后的主导下，唐王朝给予了杨氏崇高礼遇，不仅先后赠鲁国夫人和太原王妃，并在下葬时命京官文武九品以上及外命妇，送葬至便桥宿次。此后，武后还主导了追福活动。因为杨氏和武后都崇信佛教，所以追福活动多与佛教有关，如舍宅为寺、瑞锦造像、出资写经等。其中“出资写经”，主要是抄写《金刚经》和《法华经》。并且因为这些抄经以及武后抄经发愿文在敦煌藏经洞中存有50余件，故我们对这项活动了解得更为详细。这批写经已经得到了中外很多学者的关注，其中藤枝晃先生和赵和平先生的成果最为引人注目。但仍存有一些可以继续探索的问题，比如，武后抄经的规模，之前几乎不存在异议，毕竟在武后发愿文中都明确提及了“敬造《妙法莲华经》三千部”和“敬造《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三千部”。不过，这一看似毫无疑义的问题似乎还不能遽下定论。

　　抄经时长及参与抄经人员的规模

　　根据抄经可知，抄经的组织场所是太原寺。太原寺本是武后母堂兄杨恭仁之宅，在杨氏去世后被武后舍为佛寺。连同在该寺组织的大规模抄经，都是武后采取的同一追福活动的不同环节。武后还将玄奘高足慧立等调入太原寺，让他们主持抄经活动；并先后命虞世南之子虞昶和阎立德之子阎玄道任监官；此外，武后还曾亲自撰写了两份抄经发愿文，文中抒发了自己对亡父亡母的追思，情感真切，启功先生认为“文词巧丽，与书相称，俱当时之首选”。所以，不难看出，武后对组织此次抄经极为重视。

　　敦煌本抄经中最早的一件是“咸亨二年（671）五月廿二日”抄写的《法华经》卷三（S.5319），但抄经活动可能在咸亨元年杨夫人去世不久之后便开始了。诸本之中，时代最晚的是仪凤二年（677）五月廿一日抄写的S.3094《法华经》卷一，故可知抄写年代相跨至少七年。且因为这还只是残存下来的部分写本，所以“七年”很有可能还只是抄经时长的最小值。再考虑到每个月份的抄经都有，似乎可以认为抄经活动全年都在进行。

　　参与抄经的人员来自门下省、秘书省、弘文馆、左春坊等机构，甚至还有一些民间的经生，涉及范围很大。其中诸如秘书省就设有楷书手80人、门下省有书令史22人等，理论上他们都有机会参与抄经，即使他们不会同时都被征调，加上从各个机构以及民间经生等处调集的人手，抄经人员也应有数十人之多。关于抄经人员规模，可以略举一佐证。唐太宗贞观十三年（639）曾为五品以上官员及诸州刺史颁赐一卷本的《佛遗教经》。根据《唐六典》记载，可大致估算出五品以上官员数量在1500人左右；加上各州刺史（360州），数量不超过2000人。所以颁赐的《佛遗教经》规模也不会超过2000卷，而动用的抄经人员为10人。抄写3000部8卷本的《金刚经》和1卷本的《法华经》，则规模多达24000卷，故人数在数十人之多，应该是可信的。所以从持续时间之长、调动人员之广泛，可以看出这次抄经规模甚大、规格甚高。

　　那么，如此持续了7年以上、调用了大量人手的抄经活动，都是在完成武后最初发愿所抄《法华经》和《金刚经》各三千部的任务吗？从武后建明堂、造功德堂大像等规模更加浩大的工程都是一年中完成来看，同是作为皇家工程的抄经活动虽政治象征意义与前二者不能同日而语，但也不太可能拖延至七八年或者更长时间。

　　从抄写速度看抄经规模

　　将抄经规模进行量化处理，也许会有助于我们对这个问题的理解。赵青山早些时候已经尝试将抄经进行量化分析。他认为宫廷抄经书手每天可以抄写2.9万字，但这一估算似乎略有夸大。因为即使是熟练的抄手，每分钟可以书写楷书20—30字（如果考虑到抄经使用正楷繁体字，鲜有连笔，所以2—3秒钟写一字的速度已经是非常快了），一小时书写量为1200—1800字，所以若是每天可以完成2.9万字，那么需要经生连续不停歇地抄写16—24个小时。这显然不太可能。尽管如此，赵青山先生的讨论，也提示抄写速度可以成为讨论抄经规模的一个突破口。

　　如果7年抄3000部，则一年之中只需抄写430部左右。这次抄经可能调动了数十人的团队，如果以43人计，那么每人每年所要承担的任务为《法华经》和《金刚经》各10部；具体到字数则约75万字（《法华经》7万字左右，《金刚经》5000字左右）。按照隋唐时期的休沐制度，一年假期40天左右，即使按照一年工作300天计，则每天的工作量仅为2500字左右。按照上文对抄写速度的估计，2500字则仅需两个小时左右即可完成。这个工作量是很小的。如果抄经时间超过7年，这个工作量无疑会更小。

　 　从抄经分配看抄经规模

　　还可以继续思考一个问题，即武后发愿抄写的“三千部”佛典的分配问题。当然一些显贵有可能获得部分写卷，但从敦煌寺院保存大量宫廷写经来看，应该有相当数量的写经是分配到了寺院。那么，哪些寺院才有资格获得皇家抄经呢？敦煌保存的宫廷写经《金刚经》至少12部，《法华经》各卷多者也有9卷（卷三），而677年之前，敦煌（包括寿昌县等周边）的寺院不到10所，主要有：仙岩寺、阿育王寺、永晖寺、崇教寺、永安寺、灵图寺等；如果不含寿昌县等周边寺院则数量会更少。事实上，在唐高宗以后，敦煌新设立了诸如大云寺、龙兴寺、开元寺等官寺，至788年，敦煌寺院亦不过才12所。

　　这种对比说明当时敦煌可能每所寺院都得到了赐经，并且有些寺院可能得到了不止一部。考虑到这尚且只是敦煌藏经洞残存下的经卷，历史时期敦煌一地得到的宫廷写经应当会更多。这当然不会是敦煌一地的特有现象。根据比武后抄经稍早数年完成的《法苑珠林》（668年撰成），唐高宗时期，天下佛寺有4000余所。所以如果上述按寺分配的推测无误，那么7年间所抄写卷也要远超3000卷。

　　综合考虑，武后抄经发愿文中虽然明确言及抄经规模为3000部，但是实际抄经规模要超过3000部。如果要对实际规模给出一个估算，那么笔者倾向于认为很有可能是每年抄写3000部佛经。如是，7年则会抄21000部佛经，天下每所寺院合得5部左右。一年3000部佛经，平均一天的工作量是10部、75万字，如有100人同时抄经，则每人每天工作4—7个小时左右即可完成任务；如是50人，则人均需要8—14个小时，工作强度甚大。所以从工作的进度和强度要求来看，抄经团队不太可能低于50人，也不太可能高于100人。

　　　（作者：裴长春  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转自《中国社会科学报》2021年4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