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交70年没有请客吃饭 只留下这张西湖边的合影
上周，宋大伯给快报85100000热线来电：我86岁了，我有一张老照片，是1948年在西湖边拍的。当年，我在西湖边碰到以前的发小，就一起在西湖边拍了这张照片。如果快报有兴趣，可以到我家来看。我年纪大，走不动了。
下午，我来到宋大伯家，一位肤色红润的大伯开了门，虽然有些发福，但两眼透着机灵，说话思路清晰。
宋大伯名叫宋新良，1932年出生在萧山临浦。
“照片中的发小跟我同年，当时他家就住我家对面……”宋大伯边说边打开一只铁盒子，里面是一本记事本，一张泛黄的四寸黑白照片夹在当中。照片中，两个小伙并排合影，宋大伯扶着一辆写着“德盛厂”几个字的自行车，左边那个穿长袍、围围巾，梳着油光光二分头的就是发小。照片背景是一幢白色洋楼和一座粗矮的白塔。
宋大伯说，拍照片的位置是西湖边的三公园附近，那座白色洋楼是西湖饭店，就是现在凯悦酒店的位置，旁边的白色矮塔，根据上世纪30年代出版的《西湖导游录》记载，是“北伐战争阵亡将士纪念塔”，设计者是国立艺专(中国美院前身)的老师，纪念塔在上世纪60年代杭州旧城改造中拆除。
小时候，宋大伯邻居家有个与他同年的发小，叫钟吾良，两人经常一起玩。那时，宋大伯的父母在临浦开了间裁缝店，家境还算不错，但家里5个兄弟，也只供得起他上学。发小钟吾良因为家里条件不好，只念了一年书就辍学了。
“他经常来我家里吃饭的！”宋大伯说。
抗战胜利那年，宋大伯到萧山中学继续念书，钟吾良去闻家堰(闻堰)的一家木材厂做学徒，两人从此失去联系。
1947年，宋大伯来到杭州，在一家叫“德盛厂”的米厂当学徒，因会断文识字，老板就叫他负责收账，还把厂里唯一一辆自行车借给他骑。宋大伯说，那时杭州大概有十几家米厂，另有100多家米店分布杭城，米厂好比是粮食的批发商，米店就是窗口零售单位，一家米店大概每次会向米厂要十担米，一担米大约是现在的150斤，每斤1毛6分钱，每次大米送到米店后，两三天能卖完，这时米厂收账的学徒就要到米店去收账。
为什么要等米卖完了才去收账？
宋大伯说，那时候米店没什么流动资金，都是把米卖掉后才有钱来付粮款的。
1948年3月的一天，乍暖还寒，宋大伯收完账，沿着湖滨路往金衙庄方向骑车回米厂。“那时湖滨的骑楼就很热闹，一路上能看到张小泉、毛源昌这些老字号……”宋大伯说，当他骑到湖滨三公园，现在西湖音乐喷泉的位置时，发现一个穿长马褂的背影很熟悉，骑过他身旁时，他认出，这是发小钟吾良。
“吾良！”
“新良！”
两人分别三年后，在西湖边意外相聚。
其时，钟吾良也到杭州工作了，在解放路一家文具店当学徒，那天休息，就来西湖边耍子儿。
钟吾良看到宋大伯骑着自行车，连声夸赞，“他说我读过书就是不一样，杭州城里才几辆自行车，我就骑了一辆！”宋大伯说，当时，他看到西湖边有个照相摊，自己口袋里正好有收账收来的钱，决定先预支一点，跟小钟拍张合影，当场叫人各洗两张出来，一人一张。
于是，就有了这张西湖边发小的合影。
从那以后，宋大伯和钟吾良经常联系，“他有时来米厂看我，我经常收完账去他那里坐坐，买点文具。”
1949年后，宋大伯的事业发展顺利，他先被杭州市税务局江干分局录用，后又成为杭州市财贸委组织科的一名干事。发小钟吾良的文具店也与其他单位合并，成立了杭州文化用品公司，小钟也是坐办公室的。聊到这里，客厅走进来一位两鬓花白的奶奶，她是宋大伯的老伴，姓曹，她打断了正和我聊得热烈的宋大伯，“接下去是不是该我登场了？”曹阿姨说完，和宋大伯一起笑了起来……
原来，1958年，发小钟吾良把自己部门的一个女同事介绍给了宋大伯，那个女同事就是现在我面前的曹阿姨！
宋大伯今年85岁了，他说，小钟是他小时候的好邻居、好朋友，也是他的媒人，但他们相互间从没请客吃饭，互赠礼物，只是隔一段时间打个电话问个好。“古人说，君子之交淡如水，相比那些礼尚往来，我们的情义才是最重要的……”
宋大伯说，2008年的一天，他接到小钟孩子的电话，才知道小钟不久前心肌梗死去世了，“他就这样离开了，就像我们相处的那样，平平静静。”宋大伯说，这张老照片过去70年了，他会时不时翻出来看看，想想发小钟吾良，想想当年一起在杭州当学徒的青春时光。
记者蒋大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