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界网红写《考古四记》 浙江宋墓有哪些说头?

30.01.2018  15:21

  “17长卷代表着墓主人身份的文书,卷成一轴,放入金属容器中,完全蜡封,泡在水银里,就这样一直从南宋到了现代,纸张保存如新的一般。2005年的一场盗墓,打破了这座沉睡数百年的浙南宋墓的宁静,盗洞却只有一个小孔。那么盗墓者又是如何钻进去的呢?后来案子一破才知道,原来盗墓者身高只有1米47……

  1月29日,在中国丝绸博物馆·晓风书屋举办的《考古四记》新书分享会上,开场作者郑嘉励讲述的一段武义徐谓礼墓被盗始末,一下子便抓住了在场诸人的兴趣。这位考古界网红,是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曾因一句“我是一个考古工作者,上班也就等于上坟”的段子而为许多人熟知。

  此次,在这本不久前上市的新书中,郑嘉励以兼具学术韵味与田野气息的笔触,将一位考古工作者多年的心路历程和发现之旅,清晰而完整地呈现了出来。

  朱熹家族子孙上坟需数日 江南真的无族葬吗?

  什么叫族葬?用郑嘉励的话来说,就是同曾祖父、三代人或三代以上家族成员的合葬墓地,即可称“族葬”。

  中国传统家族社会,崇尚生前聚族而居,死后聚族而葬,即所谓“生同室,死同穴”的理想。加上儒家孝道等伦理观念的影响,聚族而葬或夫妻合葬在原则上应当是较为普遍的一种葬制。

  在《考古四记》一书中,位于金华市武义县东明招山的吕祖谦家族墓地,就是族葬的一个典型例子。据明人所编的《宋东莱吕成公外录》载,明招山墓地有“坟九十六处”,形成了一片大型的南宋家族墓地。

  然而,在江南之地,更多的却是“不走寻常路”的墓葬。

  南宋理学家朱熹便是其中一个很明显的例子。朱熹的祖父朱森,墓在福建政和县莲花峰下,祖母程氏,墓在政和将溪铁炉岭。朱熹的父亲朱松,初葬崇安县(今武夷山市)五夫里,后改葬崇安上梅里,朱熹生母祝氏墓,在建阳县天湖之阳。朱熹的祖父母、父母均未完成夫妻合葬。此外,朱熹夫妇墓与其几个儿子的墓又分散在建阳县多处。

  因此,世人调侃,朱熹的后世子孙清明上坟时,没个小半个月就走不完这些地方的。

  此外,开始时提到的徐谓礼墓同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印证这一观点。

  据历史资料记载,徐谓礼夫妻墓是“葬于长安乡祖陇之侧”,但在实际的考古工作中发现,徐谓礼没有葬在徐家祖坟的旁边。其父徐邦宪墓与他的墓之间的直线距离约有五里远。

  由此可见,“父子合葬”的理念,在实际中并没有真正执行。

  那么,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造成这么多南方士大夫放弃族葬,甚至都没有把父母合葬在一起呢?

  “江南无族葬,一方面因为江南‘卑湿之地’,气候、地貌条件与中原迥异,难以实施族葬。”郑嘉励说,南方地势低洼,且多山地,少有大片空旷、干燥的地域供家族同葬,为了使先人不至于葬到水洼处,逢年过节还能登高望远,缅怀故人,江南人家往往只能将家族之人分散安葬。

  而江南无族葬的另一重要原因,在郑嘉励看来,则是“形势派”风水在当时的影响,使得江南人在下葬先人时都各自追求独立墓地,从而寻求最佳的风水。

  南宋的风水择址到底是怎么回事?

  江南风水,主要有江西的“形势派”与福建的“理气派”,其中形势派又是其中绝对主流。

  “墓地择址,讲究背后有靠山,左边有青龙,右边有白虎,前面还要有条长流水。”在当天的分享会上,郑嘉励用所坐的靠背沙发比划给众人看。他说,这是大环境里的择址,而从小环境来说,像温州的椅子坟、冲绳的龟甲坟其实都是类似的建造原理。

  郑嘉励说,在南宋堪舆(风水)家看来,背风、向阳、面水、藏风、纳气的“怀抱地”,适合建墓。“这与现代的水利专家选择水库位置的方式是高度重合的,因此很多古墓便往往是在水库旁发现的。

  像朱熹家族这样,为了追求风水,父母、手足四散分离而葬的行为,给儒家合葬伦理造成困扰,也常为后世诟病。

  一位名叫方大琮的南宋文人在与友人的信中就说到了这一点。在他看来,像埋葬于明招山的吕祖谦家族墓地才是儒家所谓的“昭穆想从”的族坟墓,符合儒家礼制。

  在此之外,他却又认为吕祖谦家族的人普遍短寿,吕祖谦本人45岁就去世了,原因正在于家人全葬在明招山,将山挖得太空的缘故。

  这样一种矛盾的心态,正说明了当时南宋士大夫既有着追求族葬的愿望,又时常被世俗的祸福观念、风水之说所困扰,徘徊于礼俗之间的一种心境。

  “一个优秀的考古领队 也能胜任村长

  除了那些考古“正文”,在《考古四记》中,也可以看到作为考古学家的郑嘉励抒情文艺的一面。

  正如他在书中所说:“其实这些年,我主要从事大范围流动作业的抢救性考古发掘,铁路、高速公路修建到哪里,我们就追随到哪里……”从1995年进入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工作至今,他一直从事着浙江地区的宋元考古、瓷窑址考古的发掘研究,踏遍了浙江的山山水水,也见识过不少浙江乡间的奇人异事。

  考古,既是器物的溯源,更是人文风土的片羽拾遗。

  这本书里,有慈眉善目、长着一口整齐好牙的聋哑摆渡人。“天气渐渐冷了,我见他独守江边,烤一堆火,抱成一团。然而,一有客人来,无论本地人外地人,他立马起身,容光焕发,满脸堆笑,转眼好像换了一个人。” 寥寥几笔,浙南山区里,这个默默渡过考古队一程又一程的老人,脱去了神秘,读来却颇多世事慨叹。

  这本书里,有考古时遇到过的一个个经历各不相同的房东。“我读过很多宋人墓志,作为人生的盖棺论定,墓志通常以最多的篇幅,描述志主的美德——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然而,再完美的人生,归宿依然是死亡。人生最后的美德,是围绕死亡书写的。”在经历一位房东父亲过世时的丧礼后,对于村中人面对死亡的心态,郑嘉励考古之余,也考究着遗落在乡间的“事死”古风。

  这本书里,还有隐没乡间、终身未娶的博物馆点校奇人。这位“丁先生今年83岁了,正坐在藤椅上,阅读刚改版的花花绿绿的《文史知识》。见我们来了,起身,抽着‘双叶’牌香烟”,但为人倔强,“他的定稿,绝不允许别人动一字”。

  郑嘉励说,考古的时候,踩到了村民的青苗,要和他们解释、商议赔偿;开始挖掘工作,要招募考古民工,又成一大难题,与村民们的琐碎沟通皆成日常。

  因此,在郑嘉励看来,考古学家长期在乡间地头练就的这身专业之外的本事,已“可以胜任街道主任,也能胜任一个村长的工作。

  “一个考古领队,他并不像电视上所描述的那样,是一个纯粹的科学探索者,其实他在其中扮演着科学家、人文学者,一个野行者,一个探险家,还有一个包工头。”郑嘉励说,多年考古,积淀下的不仅是专业上的收获,还有诸多对社会、对人生的感悟。

  而这片塞不进考古报告和学术论文里的考古学家的文艺心,这次都装在《考古四记》里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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