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组织面临“领头人”接续难题 民间公益谁来接棒

19.12.2014  12:34

  几个月前,宁波海曙白云庄社区磨了7年多的“公益豆浆”磨不动了。

  “公益豆浆”名叫“五豆坊”,2007年,50多年党龄的老党员许宝玉和3名队员成立磨豆浆志愿者服务小组,为居民磨制由黄豆、青豆、黑豆、豌豆和花生作为材料的五豆浆,只收原料成本价,并免费送给社区高龄老人和五保户。

  可今年,许宝玉确诊患了帕金森病,其余几名队员年纪太大、身体不佳,也干不动了,8月,“五豆坊”停业。

  民间公益组织面临消亡,并非个案。

  宁波仅海曙区就有1200多家靠热心人士发起的民间公益组织,而因“领头人”年岁渐长、精力不济等多种原因,不少公益组织陷入存亡危机。据不完全统计,海曙区仅南门街道就有十余家社会组织消失,放在宁波全市,这个数据将更大。

  今天的社会管理,越来越注重社会组织的作用。这些分散在基层的社会组织,已成为党委、政府实施社会管理的左膀右臂。但民间公益传承为何这么难?如何才能稳稳接棒?这是全社会面临的一个新课题。

  “断档”的公益传承人

  90岁的王亚萍身体大不如前了,但让她放不下的是自己创办的“王亚萍青少年希望书屋”,她每天都要坚持来打理一番。

  王亚萍爱读书,2002年在柳锦社区创办了公益书屋,免费对外开放。

  “草根类”的社会组织中,领头人往往是公益项目的灵魂。“看到不错的书,我就掏钱买下来,放到书屋里,大家一起分享阅读。”王亚萍说道。这个不足20平方米的书屋,就靠着她一个人的“财力”,慢慢积累起丰厚的藏书,如今已经有8000余册,超过大部分的社区图书馆,借书累计超8万人次。

  领头人的“号召力”是民间公益的优势所在。组建时,凭着领头人的个人魅力,或是因相同的兴趣爱好,几个人走到一起,一个公益项目往往可以瞬间成形,而同时这又是其最大的缺陷。

  “一旦领头人出了问题,直接影响整个团队的发展,而且很难找到可以相匹配或者有同等影响力的接班人。”南门街道社会组织联合会的相关负责人举了个例子,他们曾有个社区文娱团体,领头人自掏腰包承担了许多活动经费,舞蹈也是她一力排演,后来她无暇经营,剩下的队员没有一个可以撑起场面,团体因此分解。而像“五豆坊”项目,每天早上4时起来磨豆浆,仅这个条件就很难找到合适的接班人。

  这几年,王亚萍眼睛花了,体力弱了。老人说:“终有一天,我会无力经营书屋,就想着把藏书留给社区,可没有合适的人继承打理,又不放心!”或者,到时候她只能把书全部捐掉,那书屋也就不复存在了。

  数据显示,海曙区的1000多家公益组织里,很多组织组建时间不短,长的十多年,短的也有七八年,积累了不少影响力,有的还成为全市的“金牌公益组织”。但约四成组织的领头人年龄超过65岁,面临传承人“断档”的危机。

  自发的民间传承“接力”

  停业的几个月内,“五豆坊”内部经历了一场艰难的大换血。

  “本想一关了事,可居民呼声太高。”社区干部告诉记者,“五豆坊”一停业,几乎每天都有居民找上门。中信白云小区的张月香说,除了去女儿女婿家住的那几天,其余时间她每天都要去喝豆浆,已经5年了。

  草根类公益组织虽然人数不多,可影响力不小,没法说关就关。

  “老班底的模式靠几个人的长年坚守,如今行不通了,我们试着发挥全社区的力量。”社区和居民商量出了一个折中的办法:重新组阁公益团队。

  新团队由社区老年协会成员和一位专职社区委员组成,16名成员,一个月30天,一个人平均每月轮到两次,专职委员负责排班和团队管理,还制作了值班表。上个月底,新鲜人马上任的“五豆坊”重新开业了。

  “五豆坊”新老交接依靠众人力量,而另一个公益团队“恒爱编织站”则试图引进制度、规则,变成公益企业。

  在牡丹社区“恒爱编织站”里,40位编织者手中的毛线飞快转动,有人专门负责质量把关,有人专门担当打样师,一切显得有条不紊。手套完工后,编织者可以拿到相应报酬,就像企业的“生产线”。

  编织站的项目刚开始也只是三五个人自发编织爱心毛衣,送给孤童。可同样即将步入七旬的创始人严婉贞总觉得,仅靠她的热情,公益很难走得长远,她开始谋划传承。

  “企业可以聘经理人管理,经营上百年,民间公益同样可以。”严婉贞说道,如今,编织站开始聘请编织员,大多是下岗职工,织好的毛衣、手套由企业认购、商场寄卖等方式积累公益基金,用来发放工资,而认购的爱心织物则捐赠给福利院和孤残儿童等,实现双重公益。

  如今,编织站已发动了爱心企业参与建设,每个编织站投入12.5万元的种子资金,可帮助15名编织员每年获得人均1万元的额外生活补助。按照设想,3年后,全市将建立公益编织站50家至100家。小公益不但实现传承,还能做大做强。

  政府“购买”公益专职岗

  资源整合?还是企业化引导?海曙区政府也在探索最合适的道路。

  最近,52岁的王雅琴正式成为第一个拿工资的公益“领头人”,她负责的是“北斗心灵生命关怀社”,专为老人提供临终关怀。项目的管理、运作、组织活动等由她一手操办,每年大约能拿到一万多元工资。

  这份工资,来自政府花钱“购买”公益岗位。有了稳定收入来源,王雅琴就可以安心做公益了。

  “义务打工毕竟难以维持,容易让项目后继无人。”几年前,王雅琴就开始做公益项目,曾创办为单亲妈妈服务的“月亮妈妈”公益团队。可是一边要上班,一边要干公益,精力有限,项目慢慢停止。而另一个公益团队“星星的孩子”负责人冯东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他管理着300多名自闭症儿童家长组成的QQ群,但他的本职工作是一名公务员。他只能在下了班、照顾完女儿后才能着手处理互助会的事务,难免力不从心。

  海曙社会组织服务中心主任裘丽萍认为,民间公益难以传承,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领头人才的匮乏,政府要解决的就是如何帮公益组织找到稳定的领头人。

  去年,海曙成立了宁波首个公益组织发展基金会,共有资金300万元,专门扶持民间公益团队,目前已经为200多个公益项目提供资金支持,但是,这笔经费只能用来开支活动所需,不能用于人头费。今年,海曙试行公益岗位购买,由政府出资向社会招聘一批符合条件的工作人员,再分派到合适的社会组织岗位上,每个岗位可以获得一笔经费补贴。

  目前海曙正在通过这种方式,替北斗心灵生命关怀社、“星星的孩子”家长互助会、恒爱编织站等3个公益社会组织招揽公益人才。

  “负责一个项目的公益人才年薪不超过5万元,但也会让一个人同时负责两个项目,根据实际情况给予报酬,岗位将实行坐班制。”裘丽萍认为,这可能会成为未来解决社会组织领头人问题的主要途径。“我们也在考虑,对于一些具有一定规模和影响力的社会组织,未来可以给予他们适当的行政管理费,增强市民参与社会组织的积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