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诚法师：用行动弥补中国佛教的需求和不足
编者按 ：法显大师被誉为“民族脊梁”。他不顾年事已高，毅然西行求法仅是他生平事迹之表象，他对中国佛教更深层次的影响在于他对当时佛教状况的准确判断。在纪念法显西渡斯里兰卡1600周年学术研讨会上，学诚法师以《法显大师对当今佛教的启迪》为题做主旨发言。学诚法师结合法显大师所处时代以及当时中国佛教发展状况，客观分析了法显大师西行求法的非常之处。学诚法师指出：法显大师翻译经典数量或许并不突出，但法显大师能够意识到当时中国佛教的需求和不足，并用行动去实现和弥补，这最令后人感佩。
学诚法师
不顾年事已高，毅然西行求法的法显大师被誉为“民族脊梁”，大师虽然生活在距今千余年前的东晋时期，但他对当时佛教状况的准确判断、建立教法的宏深大愿、西行求法的坚勇志行及其对中国佛教产生的影响，对于我们审视当今佛教面临的问题，探寻佛教复兴的契机，亦有着莫大的启迪。下面分两个方面对此进行概要阐述。
补律典之阙，稳固佛教生存根本
佛法的住世与弘扬，僧团发挥着根本性的作用。但如果没有佛陀所制定的戒律的摄持，僧团就不可能稳定地存在，更不可能获得长久的发展。正如元照律师所说：“佛法二宝，并假僧弘。僧宝所存，非戒不立。”遗憾的是，在此之前，尽管有许多西域诸国来的僧人翻译各种各样的经典，但律典的翻译却非常罕见。直到曹魏嘉平二年，始有天竺僧人昙摩迦罗翻译出《僧祇戒心》，汉地才开始有了戒律。但在此之后，对戒律的翻译仍显凋零。东晋道安大师因应当时佛教僧团发展的需要，根据戒律的精神及当时僧团的实际状况，制定了僧尼规范三例作为僧团应遵循的法度。尽管这三例僧尼规范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僧团的管理，但对于需要长期稳定发展的中国佛教来说，还是远远不够。
法显大师正是生活在这样的时代环境下。据《出三藏记集》卷十五《法显传》中记载，大师“志行明洁，仪轨整肃”，针对当时佛教经典翻译在戒律方面的缺失，他忧心忡忡，“常慨经律舛阙，誓志寻求”。正是这样一种为佛教担忧的心情，促使大师发起了西行求法的誓愿。
种种因缘和合，大师于后秦弘始元年，与慧景等四僧结伴，矢志西行求法，途中又遇智严等五僧，前后共十人。然而，在随后漫长而又艰辛的求法岁月中，一同结伴西行的僧人，有的半路而归，有的客死他乡，有的留居他国，最后唯有大师一人坚持走完了这条漫漫求法之路。在经历无数的磨难之后，历时十四年，大师终于满载而归，于东晋义熙八年从海路返回祖国，实现了西行誓愿。在返回后的第四年，即东晋义熙十二年，大师受到庐山慧远大师的邀请，前往扬州道场寺，与佛陀跋陀罗一起翻译大众部四十卷的《摩诃僧祇律》。
在大师出发前往西域的第二年，即后秦弘始三年，鸠摩罗什大师便来到长安，在随后十三年的时间里，罗什大师总共翻译380余卷佛经。因当时佛教需求使然，罗什大师亦极重视戒律的翻译，在来长安之后的第三年，便与弗若多罗开始翻译萨婆多部六十一卷本《十诵律》，并于弘始八年翻译完成。此外，法显大师归国前夕的弘始十五年，北天竺僧人佛陀耶舍译出了另外一部重要律典，即昙无德部《四分律》。另外，大师归国十年后，即刘宋景平元年，他从师子国带回的《弥沙塞律》，即弥沙塞部的《五分律》，也由佛陀什与智胜共同译出。
这样一来，短短二十年间，印度佛教上座部的五部加上大众部共六部戒律中就有四部翻译完成，极大地填补了中国佛教戒律残缺不全的状况，这也为随后南北朝时期佛教走向良性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值得注意的是，在四部律典里面，有两部都与法显大师有直接的关联，一部是《摩诃僧祇律》，一部是《弥沙塞律》。前者是大师从天竺取得，并亲自参与翻译的；后者是大师从师子国取得，由他人翻译的。在唐代以前，《摩诃僧祇律》在北方影响甚巨，《十诵律》则在江南较普及。
法显大师对于汉地佛教戒律兴盛所做出的贡献，将被后人永远铭记。这不单单是因为大师从天竺和师子国取来了两部重要的律典，并参与了其中一部的翻译，更重要的是大师那种对佛教的忧患意识、“舍我其谁”的责任感以及对时代需求的高度敏感性。正是这样的精神和智慧，让大师在人生花甲之年，尚能做出西行求法如此重大的决定，从而为中国佛教的发展做出了关键性的贡献。
纠义理之偏，开启佛法兴盛源泉
法显大师西行求得的戒律，对于僧团能够健康存活于汉地，从而使佛教在中土扎根起到了莫大的促进作用，但大师对中国佛教的贡献还不止此。大师求得并翻译的《大般涅槃经》与《杂阿毗昙心论》，对于当时佛教界义理上的偏失，亦发挥了有益的弥补作用，同时也为开启一个崭新的佛教义理时代，埋下了很好的伏笔。
总体来看，在唐朝之前，中国佛教受天竺及西域诸国的影响，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是受小乘佛教影响的阶段，主要是在东汉中后期，此时印度大乘佛教尚未大兴；第二是受印度大乘中观派影响的阶段，主要是在魏晋时期，此时印度大乘佛教中观宗已经兴起；第三是受印度大乘瑜伽行派影响的阶段，主要是在南北朝及隋唐初期，此时印度大乘佛教瑜伽行派已经兴起。值得注意的是，在第二与第三个阶段之间，也就是大约在四世纪末至五世纪初，中国佛教的发展经历了一个过渡阶段。在这个过渡阶段，从佛教僧团的组织形式上看，正由零散的组织向有序的组织过渡；从佛教义理上看，正由大乘中观派向大乘瑜伽行派过渡。而法显大师西行求法的时期，正处在这个转折的关键时期。
正如上面所说，大师所抉择的历史使命——求取并翻译律典，与当时时代对佛教的要求紧密契合，并如其所愿地为中国僧团的生存与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而在佛教义理方面，大师西行所求得并翻译的经论，如《大般涅槃经》与《杂阿毗昙心论》，也对当时的佛教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并对后来的佛教义理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为什么大师会如此重视这两部经典呢？这也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因为此时印度佛教大乘瑜伽行派尚未兴盛，而大乘中观派的第一个兴盛时期已经过去。在当时对大乘教理的研学相对冷寂的时期，大师所翻译的这些经典有怎样的影响呢？《大般涅槃经》的翻译，直接启发了道生大师“众生皆有佛性”、“一阐提亦能成佛”等佛性论思想的提出，从而促使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