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地民间借贷出现跑路潮 温州熟人社会几近崩塌

19.01.2015  11:30

   “跑路”凶猛

  记者走访民间金融风险显性化的邯郸、府谷、苏州、桂林、柳州等地,债务人“跑路”风对当地经济社会造成很大冲击。

  广西来宾市上演的收债一幕,只是在近期各地债权方对付民间借贷“跑路”当事人的一个缩影。

  上证报记者走访民间金融风险显性化的邯郸、府谷、苏州、桂林、柳州等地,债务人“跑路”风对当地经济社会造成的冲击,不啻为一场金融地震。

  2014年7月底,邯郸本地大型房企金世纪地产董事长史虞豹“跑路”事发,当地民间地下融资的“冰山”浮出水面。上证报记者获知一份邯郸大量进行民间融资的企业名单,列举了包括卓峰、金世纪、华煌、中亚碳酸钙等在内的94家公司,承诺的年利息高达15%-60%,涵盖房地产、农牧、矿产等行业,其中不少公司涉及政府官员。邯郸市初步摸排涉及金额达93亿元。其中,仅金世纪一家,所涉集融资规模近34亿元、投资人约5000人。

  在广西,去年4月柳州大型民企正菱集团实际控制人廖荣纳夫妇跑路,现被国际刑警通缉。记者获得的数据显示,这家公司涉案资金超过100亿元,其中银行贷款70多亿元,民间借贷30多亿元,受害人多达2000余人。

  在湖南省的贫困县沅陵,一家名为飞天昌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的当地企业,全部资产不足1000万元,却从2013年起大肆以高息从民间累计集资1.05亿。2014年7月,企业主佘飞突然宣布企业亏损无法支付民间集资的本息。多位债权人告诉上证报记者,所借绝大多数资金不知去向,企业主佘飞采取离婚、烧账本做亏损假账等逃废债务。非法集资演变为金融诈骗,现在该企业欠民间债务本金7350万元,欠银行贷款、单位债款1000多万元。

  在四川,汇通担保跑路事件持续发酵,波及约100家担保、理财公司。7月7日,该公司实际控制人杨志刚、董事兼常务副总裁刘玉英集体失联,记者了解其涉及资金为100亿元。其后,该案引发更多的公司老板跑路。

  在福建,泉州港股公司诺奇股份老板丁辉7月携妻卷款2.28亿元后失联,引发当地鞋企和服装企业老板跑路成风。记者获得的一份名单显示,截至9月份,失信、失联的企业分别多达81家和18家。

  在江苏,苏州高仕投资公司11月因资金链断裂,法定代表人高宏林于12月初疑似跑路后被警方控制。记者在当地采访了解到,该公司涉案额或不低于20亿元。

  在个人失信方面,“老赖”跑路则更为严重。11月,泗县政府网则让181名公职人员贷款失信者“公职老赖”亮相;安徽岳西县法院也在今年上半年公布了60名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来自银监会的数字显示,2014年上半年,全国仅媒体集中曝光的重大企业债务风险事件就有46起,涉及40多家商业银行,风险金额近千亿。

  值得引起注意的是,这场在各地频频上演的民间借贷中跑路潮,也波及在大城市四处招揽理财资金的各类P2P网贷平台及投资理财公司。上证报记者梳理资料发现,浙江、深圳、北京等地今年以来已发生超过30家民间投资理财公司和P2P机构倒闭跑路。其中,仅北京隆尊资产非法集资涉案资金,就高达30亿元。

  信任危机

  “跑路”之所以给基层社会造成巨大冲击,不仅在于当事人触犯金融法律法规,也同时践踏了民间的借贷“行规”,伤害了乡情、友情、亲情。让构成基层社会和谐体系的信任关系毁于一旦。现实情况往往是一人“跑路”、千家遭殃。

  覃明是柳州正菱集团廖荣纳“跑路”案的受害人之一。覃明说,当时有朋友说正菱集团需要200万的资金,月息2%-3%,而这个朋友自己的本金不够,就拉了其他朋友一起凑足200万借给正菱集团。

  “但利息只收了3个月,正菱集团就出事了,当初拉我们凑钱的那个朋友也被我们骂个半死,多年的信任关系全没了。”

  在浙江温州,过去30多年来,“熟人社会”的民间信用体系曾是温州大小企业资金周转主要渠道,自当地爆发民间金融风波以来,这个体系现在已几近崩塌。

  “以前,两个熟人之间借个钱,打个借条就可以,甚至一个电话就能借来几十万上百万。现在温州人彼此不再那么信任了,借钱必须要抵押或担保,或者干脆不借。”温州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总经理徐智潜告诉记者。

  不可否认,建立在“熟人之间”的信用担保,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了那些无力从银行获取贷款的创业者,但随着融资规模和融资范围的扩大,参与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会加剧,信用和道德约束逐渐减弱,风险也会累积。

  值得注意的是,“跑路”在给基层社会造成巨大冲击的同时,也践踏了民间的借贷“行规”,伤害了原本和谐的乡情、友情、亲情关系。由于民间借贷往往涉及千家万户,因此,现实情况往往是“一人跑路,千家遭殃”。

  记者在温州、邯郸、苏州和桂林等地采访了解到,“跑路”风可能触发多米诺骨牌效应,企业、银行坏账大量增加,引发挤兑造成区域性金融震荡,同时造成区域信用环境恶化,加剧企业“融资难”,提高融资成本和其他生产经营成本,进而引发中小企业大批倒闭。

  温州市金融办张崇龙说,“跑路”风恶劣影响持续很久。当前温州仍在处理2011年金融风波留下来案件的后遗症,所幸当前新发“跑路”案例呈下降趋势。

   讨债升级

  “广西人血液中凶悍的基因,解决问题喜欢用直接、简单的方式。”一位熟悉当地民间借贷的知情人士对记者透露,因此,当地屡屡发生暴力讨债案件。

  位于广西中部的来宾市,面积仅1.34万平方公里,却素有“广西煤都”、“中国糖都”之美称。和其他“一夜暴富”的资源型城市一样,巨额的民间财富累积推动了来宾楼市的繁荣,以及民间借贷的无序滋长。而“高利贷”又在更大程度上对房价推波助澜。

  数据显示,2008年来宾城区平均房价在每平方米1800元,2012年飙升至近4000元。而2014年以来,来宾市的房价跌回每平方米2600元左右,燥热的来宾楼市迅速坠入寒冬。

  暴跌的房价,很快传导至同样燥热的民间借贷领域。于是,房地产老板“跑路”也开始由远及近,处于这条产业链下游的小包工头吴凯,就是众多跑路人中的一员。

  去年临近年关,开发商已累计欠下吴凯数百万的工程款无法给付。“开发商也没有钱,我拿他也没办法,但手下五六个工人大半年没发工资了,都等着这些钱回家过年。”走入困境的吴凯只得向民间高利贷借钱。

  吴凯借了30万元高利贷,期限3个月、月息5分。附带的一个苛刻条款是:5万利息直接扣除,这意味着他借了30万,实际拿到手里的只有25万。

  给吴凯借款的高利贷老板叫李俊,早年就与吴凯相熟。在李俊眼里,他这个工头算是本分守信。不过,事情并没有像他预料的那样好。年后,吴凯的上游开发商老板的工程款依然没能兑付。

  从4月份开始,吴凯就陆续接到李俊打来的提醒电话——开始时一周两三个,后来干脆每天两三个,走投无路的他只好“跑路”躲债。几个月后,李俊提前得知吴凯潜回的消息,于是气势汹汹前来收债。一周后吴凯将房产证抵押给他,后来36万本息也在半个月内还清。

  一位熟悉当地民间借贷的知情人士对记者透露,甚至有人用过激方式讨债,目的是要逼他去借别人的钱来还钱。”

   连锁反应

  由于民间借贷借款方广泛存在的供销关系、担保关系、关联关系,单体风险有可能引发连锁反应,尤其存在“担保圈”“关联群”时,风险传染可能性倍增。

  广西2014年以来发生多起民企“爆单”,不仅牵涉到众多民间资金,也将银行等金融机构拖下水。以广西柳州正菱集团为例,涉及非法集资总金额超过30亿元,登记在册的人员超过2000人。涉及的银行贷款数额则高达70多亿元,尤其以当地的城商行受累最重,如柳州银行、桂林银行等。

  记者从柳州市金融办获悉,正菱集团在工行融资总额超过2.8亿元,农行有3.8亿元,交行0.5亿元, 兴业银行 (15.76, -1.03, -6.13%)11.8亿元, 浦发银行 (15.71, -0.76, -4.61%)0.4亿元, 华夏银行 (12.83, -0.73, -5.38%)0.8亿元, 民生银行 (9.64, -0.57, -5.58%)10亿元, 招商银行 (15.38, -0.86, -5.30%)1.4亿元,桂林银行32亿元,柳州银行4.9亿元,南洋商业银行1.9亿元。

  桂林银行一名中层管理人员私下告诉记者:“正菱集团出问题后,整个广西的高利贷市场都崩盘了!”

  值得警惕的是,当前各地暴露出来的民间金融风险,与2011年以来温州民间金融风险有着相似之处。

  2011年9月份,温州在出现民间金融危机之后,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同步高企。数据显示,2011年6月末,温州银行业不良贷款率为0.37%,为全国地级市最低。三年来,温州的银行不良贷款率节节攀升,维持在高位。到2014年6月份,不良率为4.24%,高出全国平均水平近三倍。

  此外记者了解到,一些地方金融风险存在从小微企业向大中型企业蔓延,从产能过剩行业向上下游行业蔓延,从风险已经集中显现地区向其他地区蔓延的可能。

  面对跑路潮、非法集资、暴力讨债等民间金融乱象,一些地方政府也绷紧了弦。

  “我省非法集资案件频发,案件的发案数、涉案人数、涉案金额等呈上升态势,形势比较严峻。”广东省金融办近日召开处置非法集资形势分析会,提出要重点抓好防范非法集资工作;探索建立预警机制,建立常态化的风险排查机制;加快推进跨省案件的处置工作,加大刑事打击力度;建立有战斗力的处非工作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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