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式民主化进程对当代世界族际冲突的影响及启示

              无论是民主，还是民族，都是当代政治中最复杂，也常常是最棘手的问题。两个棘手的问题，混杂在一起，构成了当代世界最重要，也是最复杂的政治关系之一。再加上时间、地点等各种要素，使得这一关系更加扑朔迷离。事实上，由这一问题引起的聚讼纷争，不仅引起了民主研究学者的广泛关注，而且成为民族研究的一个重要话题。比较乐观的观点认为，族际政治民主是“多民族国家为实现各民族之间和睦相处、进而维护国家统一和社会和谐作出的一种制度安排”。悲观的观点则认为，“在民主转轨进程中，一方面，民族冲突非但没有解决，反而以更激烈的方式表现出来”。两种解读似乎都有道理，各有千秋。那么，西式民主化进程对当代世界的族际冲突，有着什么样的影响呢？

一、历史与现实

从历史上看，西方世界在“民主国家”和“民族国家”双重国家建构过程中的表现确实差强人意。西方民族国家的形成大多是建立在同化少数民族基础上，甚至是充满了对少数民族的边缘化和压迫，不断的压制和血腥的清洗更是层出不穷。这使得西方国家在建立民族国家的过程中带有“种族民族主义”的特征。哈贝马斯甚至认为，欧洲民族国家的建立过程就是“残酷的流亡和驱逐过程，就是强迫迁徙和剥夺权利的过程，就是消灭肉体的过程，直至种族灭绝”。米歇尔·曼恩也明确指出：“现代的种族清洗成为民主的阴暗面”。

自由民主的强大号召力、公民平等的诱人口号，再加上强有力的军事征服，使得早期西方在处理族际关系时虽然也遇到阻力，但最后还是取得了某种程度的胜利。然而，对于已经建立起民主制度的西方国家来讲，民族问题并没有烟消云散，却成为挥之不去的梦魇。在自由民主模式下，民族冲突，甚至是种族清洗成为现代化的核心。美国著名哲学家、公共政策专家，克林顿总统的前顾问盖尔斯顿指出，在美国，“民族整体的要求和那些建立在地区、族群、宗教等基础上的亚民族身份群体的离心力之间的紧张不断增加”，显得格外引人注目。

在发展中国家，情况更为棘手。伊拉克战争后，美国推翻了萨达姆政权，在伊拉克推行民主化改革。然而，伊拉克的民主却带来了剧烈的族际冲突。其他一些国家，近期最典型的如叙利亚，也有着大量民主化带来族际冲突的案例。而且，人们发现，这些族际冲突在很大程度上与西方民主的传播有着较强的相关性，曼恩甚至直接将族际冲突和少数权利受到的侵害归结为西方民主传播的结果。常常出现的情况是，西式民主政治越发展，民族问题就越激烈。人们看到，民主化导致了大量的低强度冲突和紧张，人们并没有看到原来期待的自由民主，反而是民族主义甚嚣尘上。这意味着历史仍将继续，而不是福山所谓的“历史终结”。美国学者蔡爱眉甚至认为，正是市场至上的少数派“把自由市场民主变成了族群冲突灾难的引擎”。

二、理论与分析

通过这些案例，我们发现，西式的选举民主会更加依赖狭隘的民族认同。因为，对于较大的民族来讲，这更容易获胜；然而，这会激化原有的国家认同问题，导致民族主义的政治动员，其固有的排外性也会引发大量的族际冲突。同时，在多民族社会，政党往往是按照族裔分野组建的，选举也有明确的族裔倾向。另外，在发展中国家，西式民主化与族际冲突的这种关联由于经济问题的存在变得更加复杂，也更容易走向极端，甚至会使这些冲突在短时间内激化，引发社会动荡。随着西式民主化的展开，民主竞争会在民主化的过程中造成族际冲突，不仅直接导致民主体制的失败，而且使民主失败与族际冲突如影随形，引发人们的强烈担忧。

就现象来看，无论是西方发达国家，还是亚非拉发展中国家，西式民主化与族际冲突具有高度的相关性。在朝向民主的过程中，西式民主化会带来族际冲突；已经按西方模式建立起民主制度的国家，族际冲突仍然存在，甚至还会激化。西方民族国家民主化转型的过程中，带有强烈的“种族民族主义”的特征。公民社会的广泛存在、选举政治的普遍推行，可能会促进民主政治，但也会使族际冲突加剧；多民族国家中获胜的强势民族甚至会压迫少数民族，从而使民主蒙羞。在发展中国家，西方民主的传播带来了族际冲突的加剧，甚至形成民族分裂，并进而使民主遭受失败，民主失败与民族分裂如影随形。

就理论来看，西式民主化会带来族际冲突，最终使得社会的稳定受到挑战，甚至会陷入恶性循环，即：民主化导致民族分裂，民族分裂要求威权政治，而威权政治又使民主化回潮。这一恶性循环的怪圈甚至被一些学者认为是民主分裂民族的宿命。从这个角度来看，西式民主化就是族际冲突的催化剂。事实上，资源动员理论、族际竞争理论和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都将民主、经济现代化、民族竞争和政治暴力联系在一起。西式民主化和经济现代化促进了民族竞争，增加了那些正在进行政治、经济变革的国家由内部发生极端政治暴力的可能性。

西式民主化意味着政治制度的变化，与政治制度处于稳定的国家不同，它可能会带来因为转型产生的社会动荡。在民主化转型之前，因为有一个稳定的政治制度，族际冲突不会太严重。但是，在民主化的转型中，更多的参与限制被拆除，民族更有可能被动员起来，政治的竞技场被打开，当处于民主化转型过程的国家没有为解决这些可能出现的冲突提供可靠的解决方法时，常常会出现民族暴力的失控状态。当对政治权力进行重新分配，从而为利益的重新分割提供可能时，对政治权力的争夺会比平时更为激烈，在这一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发生不确定性，甚至出现你死我活的零和博弈，这为冲突，尤其是族际冲突提供了可能性。

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西式民主的推行都可能会放大族际冲突，成为族际冲突的催化剂。在西式民主的推行过程中，民族容易成为更独立而封闭的政治行为主体，族内动员与族际封闭相结合，族际冲突不仅不能得到解决，反而会激化。当然，我们也并不否认，民主制度提供了政党制度、比例代表、民主选举、协商共识等一系列制度，使得人们更容易形成对国家的认同，缓和民族矛盾，有助于化解族际冲突，成为族际冲突的解毒剂。在民主政体当中，公民社会、政党、结盟的安排、多元性和开放性都会在一定程度上消解族际冲突，为处于暴力冲突的民族提供了和平的解决方案，有可能把人们从战场拉回到议会。但这也仅仅是西式民主化在理论上存在的乐观的可能性之一，而当代世界中的现实，则往往以族际冲突的长期激化而告终。

三、思考与建议

有选择地推进多样性的民主进程，不要追求民主建设的“一个模子”。我们看到，民主并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不仅有具体的文化偏好、制度设计，甚至是直接落实到政治和政策实践当中的。民主是多样的。世界文明中，既形成了西方民主，也形成了其他国家的多样化民主道路。因而，民主化的选择也应是多样的。各国都有根据自己的国情选择民主道路的权利，绝对不能搞民主问题上的文化霸权主义和制度霸权主义。对于西方民主，不能以偏概全，认为选举民主就是西方民主的全部。事实上，西方民主政治实践也是丰富多彩的，在解决民族等文化问题上，西方的协商民主、协和民主可能更适合我们。这些形式的民主旨在提供协商与对话的方式，从而能够和平地解决冲突。在民主制度提供的框架中，冲突的民族会通过谈判、协商，甚至是相互学习，不断地理解和包容对方，甚至改变自己的看法，形成一种共同的政治文化，从而缓解由于隔阂、仇恨、不解产生的冲突。

加强民主化进程的可控性，不要追求民主发展的“一下子”解决方案。稳步推进的民主化进程，实现民主化的可控性，从而最大限度地避免族际冲突，可能是民族、民主建设过程中最有效的策略。从民主化与族际冲突的关系出发，民主化的早期发生族际冲突的可能性更大，因此，更应该高度重视，步子更稳，更慎重。民主的推进，应该是有计划，有指导，可以控制的。民主化的推进有一个方式的问题，如果一味地追求“一下子”引进民主，甚至采用“休克疗法”来推进民主，族际冲突，甚至是分裂的可能性就会大大增加。在新加坡推进民主政治的过程中，李光耀一直掌控着民主化的节奏，这就有力地缓解了民主化可能带来的民族冲突。相反，伊拉克的民主，就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控制，最终使得民主化的过程中族际冲突加剧。

加强民主要素提升，不要追求民主的“一揽子”解决方案。换言之，民主化的建设，不能全盘照搬现成的民主模式。在不同的地区，包括不同地区发展的不同过程，都会存在某种民主的因素，这说明，民主并不是必须体系完整才能运行。因为要解决的问题不同，对民主的一揽子体制当中的某些内容完全可以采取不同的策略。比如，在一个文化高度多元的社会当中，直接采取选举的方法，可能会加速社会的分裂，这个时候，加强协商与交往可能会更好一些。如果非要全盘套用西式民主的体制，可能在短时间内起到相反的效果，甚至会长远地损害公民对民主的认同。再比如，民主的基本规则是“多数决定”，但是，在多民族国家当中，多数民族会形成一个“永久的多数”，这就会使民主陷入误区。这个时候，这样的民主要素就要特别慎重，甚至在某些事务上，应该采取更为谨慎的一致同意原则。

作者：佟德志

来源：《红旗文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