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嵊州(2):施家岙:中国女子越剧的崛起与成长

21.07.2015  17:09

  我对于越剧为何发源于嵊州而不是他处?一直感到十分好奇。是一场饥荒诱发了“卖艺求生”的历史经济因素?还是文化社会学意义上嵊州人特有的才艺与天赋?在我看来,中国农民乐天知命的本性,热爱乡土社会与家庭伦理,嵊地之中“草根艺人”的创造与推演,是越剧得以生根萌芽与成长茁壮的内在动力。据嵊州市委与市府合编的《嵊州民间演艺》所记,嵊州儿女聪明而富于胆识,在嵊州民间,学诗填词、善歌喜舞形成一种民风与传统,涌现了一批又一批的“农村才子”,他们“借用佛门宣卷的曲调和山歌小调的腔调,即兴编词,见物唱物,见人唱人,见事唱事,人们称他们为草木才子,油条状元和阴司秀才等等,这些多才多艺的农民就是越剧艺术的原始创造者”。

  我把早期的唱书人称为“农村艺术家”,他们以生活为剧本,以大地为舞台,他们以竹木为乐器,以农衣为戏服,时而伸喉高歌,而时低头细吟,或倾诉哀怨与忧郁,或道出喜庆和欢乐。他们歌到之处,草木闻之动容,山林亦为之欢愉。他们基于对农村生活的美丽演绎和艺术创造,编织了农村生活的期许与愿望,唱出了素朴的土地情感和乡土关怀。尽管当前存在着越剧发展究竟应该扎根农村还是进军城市?究竟应该保留本体以维持“原型戏曲”还是改良进化以吻现代时髦,存有诸多困惑与争论。但我认为,现代社会无论如何繁复与变形,中国乡土社会的自然情感终究不会消失与流走。只要抱持“饮水思源”的态度,越剧当可顺其自然、精益求精、与时俱进。

  一、中国第一个女子越剧的诞生

  中国近代戏曲率由男性担纲,女子上不了戏台,更说不可能成为当红明星。京剧四大名旦梅兰芳、程砚秋、荀慧生、尚小云,都以“男扮女装”而闻名。然而,男性演唱旦角毕竟有其先天限制,1910-1930年代上海开始出现女子京剧,且多以十来岁的小姑娘扮演,时称“髦儿戏”,这一风潮也影响了嵊州正在改变图强的越剧团。男性为主的“小歌班”在上海逐渐站稳脚根之后,先是经过男女混演的过度阶段,尔后开始进入“女班”阶段。1922年底,在上海经商的嵊州人王金水,看到“髦儿戏”很受欢迎,决定弃商从艺,于1923年在嵊州施家岙村兴办了女子越剧科班,雇请了男班艺人金荣水、任阿求任教,女子越剧就此诞生。1924年1月14日,第一个嵊州女子越剧团以“髦儿小歌班”来到上海表演,引起关注。虽然并未一举成名,但却从此开启了“女子越剧”的里程碑。

  2015年6月,一个梅雨奥热的季节里,在嵊州市委外宣办副主任施展和赵波英女士的带领下,我来到了嵊州女子越剧的诞生地:甘霖镇施加岙村,一个以剡溪为伴、石岩而美的小村落,村里的“娘家戏班”负责人俞兆南先生接待了我们。在此之前,我对越剧并不内行,但我知越剧是中国珍贵的文化遗产,具有独特的历史渊源和艺术特征,对于越剧这一地方戏曲如何扮演文化传承与营造庶民生活美感,如何由一个民间自发的小戏组发展成全国性的大戏种,并历经百年而不衰,有着浓厚的兴趣。

  施家岙女子越剧最初的表演戏台(作者拍摄)

  操着一口嵊州口音让我听起来有点吃力,长期热衷并积极推动女子越剧的俞兆南先生谈到了女子越剧科班的源起,“这里就是第一代女子越剧演员的培训基地,戏台原本是供男班所用的,女子是不能上台的。当年我们村里有个人叫王金水,在上海做生意,看到男生在唱戏,但他从生意上着想,认为女生可能唱得更好,于是返乡把家里的资产卖光,租了苍岩人陈明桂的这个房子(当地人称“八卦台门”),办了女子越剧科班,专收10-15岁的小姑娘入班学戏。当时村里人都骂他『伤风败俗』,为了赚钱把小姑娘推进火坑。王金水为了证明自己的清明,把自己的女儿和侄女带到班子里,坚持发展女子越剧,于1923年农历5月27日(俗称『龙虎日』)正式开班。……在我们这里,培养了施银花、赵瑞花、王杏花第一代的越剧名伶,也就是女子越剧『四工腔』时期的代表人物”。我在俞兆南先生的脸上看到一种骄傲和满足的表情,我感受到他以一个“越剧圣地的守护者”而自荣。

  施家岙“娘家戏班”负责人俞兆南先生(作者拍摄)

  整栋房子空间开敞,中庭宽阔,大门一入就是一个宽畅的露天井,戏台就建在中庭之中,当时有施银花、赵瑞花、屠杏花等24位小姑娘在此习艺。小姑娘住在楼上,楼下二个大房住教戏师傅和乐队人员,堂屋就是排练节目的舞台。这座女子越剧最早的培训基地,原属陈家一处单家独院,四周紧挨村民住屋,为一座三间二居式的二层楼房,西边开了台门,门上塑有八卦,村民唤它为“八卦台门”。

  我看到了院子中央的古戏台,我对它情有独锺;这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文化地标,也是嵊州人集体的文化象征与丰碑。这座戏台的历史已有两百多年,历经沧桑,曾遭倒塌之灾,仅存四根石柱立在绳武堂内。2000年嵊州市府耗资10多万元重新装修。戏台坐北朝南,单檐歇山顶翘角,歇山顶上饰有堆塑“龙吻”、“瓦将军”,藻井装饰八道斗拱,井顶镌有“二龙抢珠”,藻井四周雕有八只蝙蝠,寓意“发福”。前台口置有两只石雕狮子护卫,台后屏风上饰有彩绘壁画《双凤》,歇山顶四只翘角下饰有木雕龙头,前台石柱上四只木雕雀替雕有《三国演义》人物,古戏台四根石柱上,两副楹联对戏曲作了最高的礼赞:“一弹流水再弹月,半入江风半入云;红袖翻风鸲鹆舞,紫箫弄月凤凰鸣”。

  二、从出征上海到返乡扎根

  女子科班采取的是“密集训练法”,短短演练三个月之后,拜过了唐明皇,由于绳武堂的正式戏台不让女子科班上台演出,团员只好在在八卦台门前以木板、草盖搭了一个草台,进行“串红台”(试演或排练),随后在羽翼未丰之下即启程前往上海演出,以“髦儿小歌班”的名号,在上海“升平歌舞台”挂牌,张起了越剧向外发展的大旗。

  然而,上海初次演出并不成功,由于行头粗糙、演技幼嫩、上台怯场,不久之后观众稀落,难以支撑。随后转战各地茶馆,但都欲振乏力、毫不起色,不仅入不敷出,连团员的伙食费都没有着落,坐困愁城之后不得已返回嵊州。没想到返乡之后反而受到乡民英雄式的欢迎,不仅以衣锦还乡待之,还纷纷搭台敬邀演唱,传遍邻近乡里。女子戏剧因祸得福,在乡村扎下坚实的实力与基础,蓄积日后重返城市的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