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态下寻找新的动力源

　　一段时间以来，新常态成为最流行的经济词汇。随着经济增速放缓，中国怎样通过改革来激发市场和社会活力？如何破解改革道路上所面临的困难和障碍，采取有效的改革举措推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
　　3月21日召开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5年会经济峰会聚焦这一话题，其中在一场围绕“新常态下论改革”主题展开讨论的分组会上，与会者积极发言旨在共同寻找新常态下新的经济增长引擎。
　　把提高增长质量放在首位
　　“为什么提了20年，经济发展方式从规模速度型的数量增长转向质量效益型的集约增长还没有取得很大成效，我们怎么能够实现这个转变，关键在哪里呢？”3月21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在论坛上发问。
　　“1995年制定第九个五年计划时提出了经济增长方式从所谓粗放型转向集约型，核心是提高增长的质量。根据20年的经验，这个问题的关键，就是2003年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决定里面讲的，根本的原因在于存在体制性障碍。”吴敬琏给出了答案。
　　在吴敬琏看来，新常态以“两个转向”为特征：一是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即增长速度下降；二是从规模速度型的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益型的集约增长。就第一个特征而言，已经成为事实，但就第二个特征而言，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是进行时，并没有实现这个意义上的新常态。
　　对于目前中国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指出，中国经济未来的增长，不缺动力也不缺机会，但并不是有动力、有机会就会顺利增长，还要通过改革，系统地降低中国经济运行的制度成本。
　　周其仁说，传统的经济分析对制度运行成本没有过多关注，通常看有多少要素、多少人、多少地、多少钱来推进经济，但是，所有要素组织起来有一个成本，这就是体制运行的成本。在他看来，早些年的要素成本很低，所以取得了中国过去二十多年高速增长的成就。但现在的局面不同，不仅要素价格偏高，体制运行的成本也高，长此以往中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和增长活力就会消失。
　　2014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元年，2015年则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之年。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也认为，2015年中国经济在国内国际这两个方面都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就国内经济而言，“三期叠加”即经济增速的换挡期、经济结构的阵痛期和前期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的消化期，使得矛盾和问题集中显现。
　　就国际形势而言，朱光耀认为，2015年是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全球经济和金融形势最为复杂、最为严峻、最具挑战性的一年，也是冷战结束以来地缘政治危机对世界经济和全球金融市场的负面影响最为突出的一年。“在这种危机和挑战之下，坚持问题导向、直面矛盾、解决问题变得极为重要。”朱光耀说。
　　寻找新的经济增长源泉
　　“那么，体制性障碍怎么消除？”吴敬琏第二次发问。
　　“就是要通过改革。现在的主要任务是通过改革促进经济增长方式、发展方式的转变。只有增长质量提高了，才能实现我们所期望的新常态。”他再一次给出了答案。他认为，今年改革的重点有二：一是已经开始部署的农地改革；二是期待已久的国企改革。
　　针对体制运行的高成本，周其仁给出的解决之道也是“改革”二字，他说，“中国经济发展的制度成本无法通过市场供求解决，只能通过系统的改革。这个改革必须改变基本社会关系中不同群体之间的权利关系，而且要上升到法治层面，变成一个稳定的、长远的、可预期的从事经济活动的支撑点，这对于中国2015年以后的经济发展尤其重要。”
　　与会嘉宾认为，新常态不仅带来了不确定性，也带来了巨大商机，关键是看有没有勇气去尝试不同的方向。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日方认为，只有通过改革，才能取得新的经济增长源泉：第一，延长人口红利，这是有潜力的；第二，寻找新的增长源泉，主要是生产力的提高。
　　“一位国外的学者曾经说过，他从两项改革中来看中国决策者改革的决心，一个是生育政策的调整，一个是户籍制度的改革。为什么选择这两项，因为这两项是受益者最多、既得利益群体最弱的改革。”蔡日方说，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这两项改革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去年“单独二孩”政策开始实施，户籍制度的改革方面也确定了要让“三个一亿人”获益，其中相当大一部分是让城市打工的农民工获得城市市民的身份。
　　蔡日方认为，用传统手段刺激经济“不管用”是好的征兆，可以让决策者逐渐认识到，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潜力不能用传统的办法和手段，必须转向通过改革获得红利。比如户籍制度的改革，区域之间一体化的发展，以及创造好的条件，让制造业不要过早地转向国外，而是从沿海地区向中西部地区转移，这些也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延长人口红利。
　　就财政金融领域的改革而言，朱光耀认为，在2015年一定要取得重大的、阶段性的进展。在财政政策方面，要突出积极财政政策的应有之意，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的积极财政政策的四点要求，要在工作部署中体现出来，包括适当扩大财政赤字的规模，从去年的2．1％提高到2．3％；坚持结构性的减税和系统性的清理收费相结合，全面推进，特别是对小微企业的税收减免和大范围削减不必要的收费；要盘活财政的存量；同时推进财政体制的改革，包括税收制度方面的改革。
　　在货币政策方面，朱光耀认为，要在审慎的货币政策之下坚持松紧适度，要有针对性，特别是要把宏观经济政策、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有效配合，应对好危机。
　　普华永道全球主席戴瑞礼在回答国务院研究室副主任韩文秀作为主持人关于“中国要完善营商环境，最关键的是什么”的发问时表示，中国要通过法治、改革监管和税收制度来改善营商环境，“从国际投资的角度来讲，CEO们想要的是稳定性和确定性，他们在做投资选择时，想要寻找一个能够保证他们投资安全的地方，如果中国能够提供这样一个稳定性，将提升国际CEO对中国经济的信心。”他说，2015年至2020年中国的经济可能会有所放缓，但增速依然是稳定的，或将稳定在6．5％左右，但依然是全球最快的增速之一，依然具有全球CEO们看好的发展商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