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治理现代化的杭州版本
作为省会大城市，这里公办教育零择校、中考零投诉、每一间教室都争取有优秀教师……
其“名校集团化办学”实践在中国教育报和中国教育新闻网合办的首届全国教育改革创新评比中，获得了“首届全国教育改革创新特别奖”。
2014年11月29日，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中国教科院等组成的课题组，发布了2014年全国15个副省级城市教育现代化水平评价报告。报告显示，教育发展指数、教育公平指数、教育条件保障指数均排在前5名的只有一座城市。
她就是杭州！
杭州的教育现代化为什么走在前面，近年来杭州教育到底发生了什么变革……
建立在实证基础上的规划先行
学校建设，是办学之基。上世纪末，城市化进程初现端倪，杭州市教育局看出了问题：城市规模不断扩大，未来新城区的教育资源如何保证？
从那时候起，他们就开始了与建设部门、规划部门的博弈。几年的研讨下来，成熟的思路逐渐形成：在城市开发建设中，以公共建设配套的方式确定幼儿园、小学、初中的办学场所，高中段以专门做规划的方式进行合理布点。2003年，开始推行这一办法。
如何确定学校的配套标准？有人提出，按照人口比配套学校。实际上，很多地方也是这么做的。
似乎很合理，但杭州是个外来人口聚集的城市，房子造好后，人口的大量增加是必然的，人口数不是个稳定的数据。若按现在的人口比配套学校，将来人口增加后，“有学上”的问题将面临严峻挑战。
不能按人口比配套！
经过大量测算和论证，杭州市教育局提出另一种思路：按百户（住宅）比配套。小学100户配套22个学位，初中100户配套11个学位，幼儿园100户配套11个学位。建了多少户房子，就决定了学位的数量。
如此一来，新区开发到哪里，学校就建设到哪里。即便当时还没有人，学校也一定要建起来！
在落实上，住宅区建设与学校配套实行“三同步”原则：同步规划、同步建设、同步交付。
在规划阶段，教育行政部门参与论证，通过规划布点的方式强势推进，如果学校配套不到位，可以行使否决权。
在交付上，幼儿园、小学交钥匙，学校建成并验收合格后，开发单位无偿移交给当地教育部门管理使用。初中交净地，省去了拆迁、补偿等一系列教育部门难以完成的环节。
2005年，杭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颁发了《关于印发杭州市区住宅区配套中小学(幼儿园)建设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这个文件成为日后新小区建设教育配套的主要依据。
2006年，杭州市人大以立法的形式将这一办法固定下来。
实践证明，规划先行是极富远见的。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张，适龄入学儿童急剧增加。杭州中小学的班额仍严格控制在国家规定的范围之内，为教育现代化提供了坚实的保障。
随迁子女入学问题迎刃而解。截止2013年，在杭就读的进城务工人员子女达到23.75万人，占义务段全部在校生人数的34%，在主城区占比则达到了41.3%。其中85.25%的孩子入读公办学校，完全融入了城市。
学前教育实现了大发展。2010年以来，杭州市新建了200多所幼儿园，增加了4万个学位。上公办园的孩子比例达到70%，曾经的短板不再短，“入园难”得以化解。
对于一个经济快速发展、社会急剧变化的大城市来说，这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
杭州市教育局局长沈建平说：“如果没有规划先行，住宅建起来了，新城区和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的入学都会成为大问题。”
宏观不缺位，微观不错位、不越位
义务教育的“择校问题”，是老百姓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择校”的背后，是教育的不均衡，是老百姓对优质教育资源的渴望，是用脚投票的无声抗议。
怎样提高弱校办学水平，办好家门口的每一所学校？杭州做了积极的探索和实践。
1999年，处于当地小学教育第一方阵的求是小学试水名校集团化办学的。它最终成为浙江省改革开放30年“百个经典案例”中基础教育改革的代表。杭州市教育局从中看到了改造薄弱校的突破口。
2004年，杭州市决定全面实施名校集团化办学战略。但自上而下统一推动一个模式，往往演变成一刀切。市教育局没有用“模式”的思维去推动，而是尽量淡化行政色彩，激发区县、学校、老师的内在动力。
于是，在“名校集团化办学”的大战略下，各种取长补短的合作办学形式出现了：“名校（园）+新校（园）”、 “名校（园）+农校（园）”、“名校（园）+民校（园）”、“名校+名企”、“高校（科研单位）+新校（园）”……六城区中小学名校集团化覆盖面达到70.33%。
同时，集团化办学还衍生出了紧密共同体、城乡互助共同体等城乡互助模式，全市义务教育阶段98.63%的学校都参与其中。
如今，杭州市优质的教育资源正在全市范围内共享、增值、扩张，薄弱学校快速成长。
无独有偶，杭州教育局力推的教师、校长流动，也呈现出多元模式：集团配置型、教师需求型、联盟互动式、政策紧密性、制度导向性等流动，各区自发冒出了名师工作坊、智慧空间站、教师发展群等多元载体。
传统的模式是统一的，但杭州人智慧地将“模式”变成了“多元”。杭州市教育局清楚，“模式”不是“我说你做”，而是共识的凝聚，方向性的追求，价值观的倡导。教育局要做的是大战略的统筹部署，在宏观管理上不缺位，而微观上决不错位、不越位。
他们实行项目申请制，缺什么补什么，需要什么就帮助什么。区域、学校根据自身实际出题目，有什么需求，制订相应的方案，教育局审核通过后保证人财物。比如，教师交流中的名师工作坊，就是薄弱学校先提出需求，全市名优教师竞聘上岗。
“每个区域、每所学校、每位老师发展的需求都不一样，只有结合他们的需要，才能调动各方的积极性。”市教育局副局长郑利敏说。
杭州市西湖区转塘小学与学军小学结对组建紧密型共同体，就是照顾到了两所学校的各自需求：转塘在农村，一直起色不大，恰逢几个校领导退休，于是与学军联合；学军向其输出两名副校长和一位教导处副主任，还基于学科发展需求，向其输出了3位学科组组长，既加强了转塘的师资力量，又部分解决了学军干部队伍建设问题。
多元、放权，并不意味着放任不管。教育部门通过指导、追踪、考核来加强教育治理。转塘小学的办学水平就被作为重要指标纳入了学军小学的考核之中，还每年不定期地追踪调查，促进两校实质性融合。
“这就要求我们必须真正为共同体的发展做好规划，为转塘小学的发展负起责任。”学军小学校长汪培新说。
在杭州，教育治理的目标导向是学校和教师发展、学生成长、百姓满意。市政府每年年底要对72个市属部门进行绩效考核，重要项目都被纳入其中。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从方案制定到实施，到效果，都要被追踪、考核。
追踪、考核不是听教育行政部门的总结汇报，而是市政府从社会上聘请媒体代表、人大政协代表、社区代表、家长代表等担任绩效评估员，走进学校、社区，去看、听真实的情况。
这样，管、办、评就分离开来，避免了教育行政部门乱作为，实现了政府、学校、社会齐心合力“共治”教育。
把流动变成教师个人发展的机遇
教师、校长流动是促进教育公平的一大难题。在杭州，这一难题已被初步破解。
2014年，按照浙江省的要求，义务教育阶段每年交流的教师要占到县区范围内骨干教师的15%。
这是刚性交流，编制要随人走。一开始教师有顾虑：去了薄弱校，专业发展会不会走下坡路？交通、家庭问题怎么办？
杭州市教育局着力于建立一个良好的机制，“这个机制强调多赢，要寻找学校发展、教师发展、学生发展三者的结合点。”沈建平说。
2014年市教育局出台政策：交流经历是三年后评职称的基本资格；根据交流程度发放数量不等的补贴；结合当地需求，打造不同形式的交流教师发展平台，比如名师工作坊、智慧空间站、教师发展群等。
科学骨干教师张麟主动申请从名校流动到薄弱校上城区教育学院附属小学，就是因为他对该校的《基于“活动导学单”的小学科学自主学习方式探究》项目感兴趣。虽然流动带来了交通等诸多不便，但如今他庆幸自己当初的选择。
上任短短两个月，他做了“自己以前想都不敢想的事”：参加杭州市的名师公开课、名师展示课，在教育局帮助下建立自己的专家团队，教育局还把全区的科学教学研讨活动放到了他的工作坊。
“来以前我犹豫彷徨，现在已经完全进入角色，感受是颠覆性的。”张麟说。他对未来充满信心。
骨干教师愿意走了，但学生、家长有意见：成绩下降怎么办？
教育部门在组织教师流动时，一般选择在小学高低年段交接的教师中组织流动，初中则在带完初三的这批老师中流动，不干扰正常教学秩序。
骨干教师走了，本校的优质资源会不会被稀释？
这个问题，在名校集团化办学实践中已有了答案：短时间内学校会流失部分名优教师，但长远来看，流动盘活了整个教师队伍。
集团化办学使校区规模扩大，学校可以腾出空间来调整教师队伍结构。长期实践下来，大家发现：这种做法意外地打造了教师成长的良性生态。
最好的队伍结构应该是具有生长性的，名优教师的流动带动了新校发展，也为有发展潜力的教师让出了空间和平台。
在杭州，一些名校变成了“校长、名师的摇篮”，不断培养、输送出一批批名优教师。“这是新的运作方式对老校的反哺。”汪培新说。
解决难点、焦点问题，“公开”是最好的钥匙
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杭州市就开始实行义务教育公办学校按学区就近入学，并不断规范完善，公办小学以地理位置划定学区，公办初中按对应小学划定学区；公办学校招生在学区内严格按照住、户关系排列的先后顺序录取，未能录取的学生由区教育局统筹调剂至周边学校。
民办学校在杭州关注度高，吸引力强，招生制度也在不断完善。现在，民办学校免试入学，民办初中采用电脑派位+自主招生的做法。
普通高中招生有保送生、中考招生和特长生等三条途径。
这些制度，为推进教育公平，学生“减负”，促进学生综合素质的提升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随着社会对优质教育需求的持续高涨，公办学校“择校”现象和义务教育民办学校变相面试、报名过度“劝退”等现象日益突出，影响了教育公平和政府、学校的公信力。
2012年，浙江省要求把择校控制在5%。杭州市教育局反复思考：这5%给谁？最后肯定是给“条子生”，老百姓肯定要骂娘。
干脆，堵上公办学校择校的口子，公办零择校！择校到民办！因为杭州有一批师资力量强、教育质量好、老百姓认可的民办学校，可以满足择校的需求。
在方案制定上，市教育局没有自作主张，而是问计于民。在反复征求意见后，杭州市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制定了一套规范的基础教育各级各类学校招生办法：
公办义务学校进一步合理划分学区，划定的学区及录取结果通过社区、学校网站向社会公布。
民办小学由学校自主招生，而民办初中则由原先的70%电脑派位+30%自主招生，调整为60%电脑派位+40%自主招生，实行“零门槛”网上报名，有杭州市区学籍即可。
民办初中招生派位时，专家技术审查组先对电脑派位的源程序进行鉴定，公证人员现场公证，政府部门、纪检部门、行风监督员、市民代表、在杭媒体等组成“公众监督团”现场监督。派完后，电脑封盘，纪委存档，对结果有异议的家长可到纪委查证。
民办学校自主招生采用面谈方式，教育局鼓励多元评价，明确负面清单，各校自主提交方案。各校方案通过线上线下多种方式向社会公布，方便学生、家长及时了解学校的办学特色及招生要求。面谈同样邀请行风监督员现场巡视，组织“公众监督团”现场监督，全程向媒体开放。
各类高中招生采取提前自主招生与集中统一招生相结合的方式。自主招生为学生提供适合的教育，改变了一次考试、一份试卷、一个标准作为唯一录取标准的局面。比如：杭州普通高中的保送指标占到高中招生总量的40%，2015年将达到50%。这些指标以初中的学籍数为分母，按比例分配到各初中学校，是杭州推进教育均衡的一个杠杆。
为了保证保送生推荐工作的公平公正，教育局对保送生的综合素质、体育等有原则性要求，文化课占90%的权重；另外10%的权重鼓励学校自订方案，方案要向所有初中毕业生家长征求意见、公布。有异议的家长可向初中校或市教育局投诉。
保送名单产生后必须公示，通过后报送教育局同意，然后高中校自订方案对保送生进行测试，少量不合格的可退回。
中考招生方面，2010年起，市教育局做了两件大事：高中招生实行平行志愿和取消“挂读生”（即“三限生”）。
之前，杭州实行级差录取：如果第一志愿没录取，第二志愿录取时最多要减15分投档。当初的减分设计，初衷是为了办好每一所高中，却牺牲了孩子的利益。
2010年，杭州市开始实行平行志愿投档录取。考生可一次填报四个平行志愿，志愿顺序体现学生意愿，计算机程序按照分数录完一个学生，再录后面一个。同分时，先看思品成绩，再依次看“语文+数学”、“英语+数学”的成绩，最后看体育成绩，按顺序录取。
杭州政府网、市教育局网站对录取过程进行网上直播，并同步公开录取学生名单及各科成绩。家长可随时到市教育局查证。
决策公开、学区划分公开、招生计划公开、招生程序公开、招生方案公开、申（投）诉渠道公开，从制度上保障了市民对招生的知情权和监督权， “挂读生”在杭州也消失了。
第一年实行取消“挂读生”时，还有人不死心来问杭州高级中学校长尚可：“真没了？”尚可说：“真没了。”他还不死心，去找市教育局长，甚至更高的领导。但没有任何人给他开口子。
慢慢地，老百姓彻底放心了。
“一个校长要自己守住公平、公正的线不容易，不是说你不想守住，而是很多人绞尽一切脑汁来攻破你。”尚可说，“取消挂读生是对校长的保护，我们可以专心办学。”
公开，公开，再公开，教育部门和学校的公信力自然就建立起来了。
2014年，杭州的基础教育各级各类学校招生，特别是往年老百姓投诉集中的民办初中自主招生首次实现了“零投诉”！
抓住了后三分之一，就抓住了百分之百
本世纪初，部分学困生弃学的现象，引起了杭州市教育局的注意。
初中生毕业后，除了读普通高中，还可免试流向职高。但有了这条“后路”，有些孩子初一、初二就开始放松学习；学校也把主要精力放在优秀学生身上，有意无意地把这些孩子放弃了。
为了确保义务教育阶段学校不抛弃每一个学生，杭州市教育局开始在初三开展“后三分之一学生”的学业情况监测。
市教育局每年从各区抽取一半公办初中，随机从初三英语、语文中抽一门，数学、科学中抽一门。抽测对象和学科都在测试前一周抽取，避免学校过早准备，保证检测结果的准确性。被抽中的学校所有学生都参加考试，市教研室对各区成绩靠后的三分之一的学生进行数据分析，以此作为衡量各区初中教学水平的重要依据。
为防止抽测演变成学校成绩竞争，避免增加学生负担，抽测结果不对外公布，但会排出前六名和后六名，市教育局会约谈后六名的区教育局领导。各区教育局则把检测结果列入学校年度考核的内容。
历年测试结果显示，后三分之一学生的学科平均成绩都能达到及格以上，保障了每一个学生都能完成义务教育的学习任务。
后三分之一测试，改变了学校一味追求升学率的办学思路，有些低升学率的学校从中摸索出办学的新思路，办出了自己的特色。
下沙中学位于杭州经济开发区，70%的学生来自26个省市的外来务工人员子女，30%来自本地农民转化的新市民家庭。一个班里同一张考卷，满分很多，十几分的也不少。
多年来，她在追求升学率的路上不断受挫。
起初，后三分之一测试就像是紧箍咒一样困扰着下沙中学的管理者：一考总是垫底者。
穷则变，变则通。从2008年起，为了让学困生享受到适合自己的教育，学校开始探索数学、英语、科学等技术性较强的学科开设不固定的A班和B班，实行走班制。
开展“7（必做）+3（选做）”的作业分层，有些题目甚至可以留到周末完成，让每个孩子都有适合自己的作业。
作业讲评课，课上讲共性问题，课下提优补缺，注重个体辅导。为保证辅导质量，学校着力发展学生的提问能力，要求每个学生每天每门学科至少问一个问题，每人准备一个本子记录自己的答疑辅导。
渐渐地，下沙中学的后三分之一测试成绩跳到了全市的中间位置。“以前，我们推送的保送生常被退回来，这几年来，我们实现了零退生。”校长汪志明说。
是的，抓住了后三分之一，就抓住了百分之百。
杭州的教育改革，近年来有一根红线，即推动教育现代化，构建高水平的教育服务体系。
“老百姓关心的是在教育现代化的过程中，他们能够享受到什么？我们必须作出回应。”沈建平说。杭州通过构建、优化教育服务体系，满足了老百姓对教育普惠、优质、可选择三个层面的需求。
教育现代化，首先是教育治理的现代化。
杭州之所以在大城市教育现代化中领跑，核心就在于他们初步探索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区域教育现代治理体系。
我们期待有更多的区域教育治理现代化版本的出现。
2014年第24期《人民教育》以五个版面的篇幅刊登特别报道《教育治理现代化的杭州版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