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放开二孩生育 取消对公民的生育限制
【倡议书】
全面放开二孩生育 取消对公民的生育限制
—— 关于调整我国生育政策的第三次建议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开启了企盼已久的生育政策改革。实施“单独二孩”政策一年来的实践表明，申请生育二孩的夫妇数量明显低于预期，预示着该政策对生育率回升的影响相当有限。面对我国生育率持续走低、老龄化日益加重、劳动力不断减少、独生子女家庭风险聚增的人口格局新常态，我们建议中央顺势而为，尽快在全国放开二孩生育，并及时全面取消对城乡家庭生育数量的限制。
我们的建议是基于我们对我国人口变化的多年研究和人口变化规律的认识，尤其是基于出席“面向未来的中国人口研究暨第三次生育政策研讨会”的与会者凝聚的共识。2014 年12 月，来自全国 30 多个机构的专家学者在复旦大学深入讨论了我国的人口形势，特别是“单独二孩”政策实施以来的人口变化情况。与会专家一致认为，生育率长期走低、人口老龄化日趋严重、城市化率不断上升、人口流动更加频繁、独生子女家庭数量巨大并继续增加，已经成为中国人口格局的新常态。而人口是国力的根基，是经济和科技发展最宝贵的资源。因此，我们再次向中央建议，顺应我国人口格局新常态，进一步实施生育政策调整，尽快放开二孩生育，并及时取消对公民生育数量的限制。生育政策的进一步改革不仅是积极应对我国经济和人口新常态，保障经济健康增长、家庭安全稳定的基础，也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举措。
我国人口面临的主要风险是生育率长期过低。我国生育率已有20多年低于实现世代交替所需的更替水平（平均每对夫妇生育至少两个孩子），多年处于世界低生育水平国家行列。我国 15 岁以下人群在总人口中的比例已经从 1950 年代的五分之二锐减到目前的六分之一，我国占世界人口比例从1980 年的22%下降到 2013 年的 19%，当前我国每年的出生人口已经不到世界 12%。随着经济社会的进一步现代化，婚育年龄不断推延，生育意愿不断弱化，我国未来生育率可能继续下滑。而与此同时，在未来 10 年，我国处于生育高峰期的 23-30 岁女性数量将锐减 40%。这表明，即使将家庭平均生育孩子数提升到两个孩子，也难以避免出生人口的锐减。我国人口很快将出现长期、持续、急剧负增长的局面。
生育率长期走低和人口规模锐减将对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国际竞争力产生严重影响。生育率长期低下被普遍认为是20 多年来日本经济一蹶不振、消费乏力、社会萧条的重要原因之一，我们不能不引以为戒。我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已经开始减少，年轻劳动力出现急剧萎缩；同时老年人口迅速增多，养老负担必然日趋沉重；数以亿计的独生子女家庭很难应付生老病死的风险。面对我国国内消费需求不足和产能过剩的经济新常态，当年实行生育控制政策的理由已不复存在。彻底摒弃过时的以控制出生数量为核心的生育政策，为养育子女积极创造条件，有利于提高家庭抗风险能力，有利于增加未来劳动力的供给和缓解老年扶养负担，有利于扩大国内需求和经济平稳增长，有利于焕发社会活力和增强创新能力，有利于提升我国的国际竞争力。
解决我国面临的资源环境压力的出路在于科技进步和生产消费方式的改变。实证数据表明，人口增长对现阶段我国能源消费总量和碳排放量快速增长的作用非常有限。在 2000-2012年期间，我国能源消费总量从 14.55 亿吨标准煤增长到 36.17 亿吨标准煤，增长了 148.6%；而同期我国人口总量从 12.67 亿人增长到 13.54亿人，仅增长了 6.8%。人口增长仅解释了能源消费总量增长的不到 5%。错误地将解决资源环境问题的注意力放在控制生育上，结果只会是贻误资源环境问题的治理与有效解决。
放开对公民的生育限制，提倡夫妇自主理性生育，将有助于我国国家治理的现代化。目前夫妇大多希望生育一个或两个孩子，一部分不想或不能生育，想生育三个或更多孩子的家庭为数寥寥。而一部分夫妇多生正好是对其他夫妇少生或不生的弥补，因此，即使全面放开生育限制，我国生育率仍然难以超过平均每个家庭两个孩子的水平。中国是世界上在生育率降到更替水平以下后仍然实施生育限制的唯一国家。人口格局新常态的到来，要求我们必须重新审视长期以来的人口思路和人口决策，彻底改变以控制出生数量和降低生育率为目标的人口政策与计划生育工作。
取消生育限制而可能出现的出生数量的增多，是改变生育政策所希望的成果而不是所谓的风险。新增加的出生数意味着独生子女家庭的减少，对家庭和社会都是好事。“单独二孩 ”政策实施后的冷淡反应不仅再次证明以往对出生反弹风险的夸大，也更进一步加深了对生育水平长期无法回升的担忧。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国家在生育率降到极低水平之后成功地恢复到更替水平。生育政策调整宜早不宜迟，越迟付出的代价也将越沉重。每个家庭生育孩子的窗口期是短暂的，我们不应该由于决策的推诿迟疑而剥夺了千万家庭应有的生育机遇。
十八大以来中央大力推动的一系列改革中，生育政策改革的风险小、影响大、争议少，也最为迫切和深得民心。让生育选择权回归家庭，将是社会收益最大、最得民心、有百利而无一害的德政。加快生育政策的历史性转变，是我国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一项具有基础性的重大变革。鉴于我国生育政策的转变已经长期滞后于客观形势变化，我们以对国家和民族未来的历史责任和基于对人口规律的科学认识，再次向中央建议：尽快在全国放开二孩生育，不再争议、不再拖延，并及时修改人口和计划生育法，全面取消对城乡家庭生育数量的限制。
出席“面向未来的中国人口研究暨第三次生育政策研讨会”并同意签署《关于调整我国生育政策的第三次建议》人员名单：
顾宝昌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
王丰 复旦大学国家千人计划学者、加州大学尔湾分校教授
彭希哲 复旦大学教授、人口与发展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马小红 北京市人口研究所副所长
马焱 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研究员
王广州 中国社科院人口所研究员
王天夫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副主任
王金营 河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院长
王涤 杭州师范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
风笑天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
左学金 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原常务副院长
石人炳 华中科技大学人口与政策研究所教授、所长
乔晓春 北京大学人口所教授
任远 复旦大学人口所教授
孙晓明 南京邮电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教授
李丁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讲师
李建新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李树茁 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所长、教育部长江学者
沈可 复旦大学人口所副教授
沈洁 复旦大学人口所讲师
张二力 原国家计生委规划统计司司长
张娜 北京科技大学文法学院社会学系讲师
张琼 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
张震 复旦大学人口所副教授、副所长
陆杰华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陈卫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
陈友华 南京大学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系教授、主任
武继磊 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副教授
茅倬彦 国家人口计生委科学技术研究所副研究员
周长洪 南京邮电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教授
郑真真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赵中维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教授
骆为祥 复旦大学人口所讲师
郭志刚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
黄文政 《财新网》人口专栏作家
梁建章 携程旅行网董事长、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经济系研究教授
湛中乐 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教授、副主任
蔡泳 复旦大学访问学者、北卡罗来纳大学社会学系助理教授
谭克俭 山西省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中心研究员、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