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水利报】河长制升级版：浙江河湖共治之钥

河长制升级版：浙江河湖共治之钥 

水是浙江最为灵动的韵脚，更是浙江人不懈守护的对象。

浦江县，一个水质一度沦为劣Ⅴ类的“水乡”，痛定思痛，切断“水晶”换回“水景”，不到三年时间重现了十余年未见的Ⅲ类水；中国“纽扣之都”永嘉县桥头镇姑溪河两岸已从“牛奶河”蜕变为当地人喜爱的“天然泳池”……

从寻找可游泳的河到寻找不能游泳的河，从散落各地的河流水质数据到打破区域、流域联动的“智慧治水”管理系统上线，从各县市探寻因地制宜的治水路径到省级层面统一立法规范，从以治污水为要义的“五水共治”到构建治水长效机制和责任体系，经历了数个阶段的变迁升级，河长制成为了浙江综合治水的制度创新和关键之举。

民之所望，施政所向。以河长制为牵引，以全域力度治水，让浙江百姓在这几年里看到了水环境翻天覆地的变化。河湖的长治长美让浙江积蓄了发展动能，赢得了百姓点赞。

一治到底的执行力

成为治水工作的坚实保障

绍兴市“河长办”又是“治水办”，全市“重构产业、重建水城”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亦设于此，市政府副秘书长常驻办公、全面监督；市领导不按流域大小、河流长度担任河长，而是专挑“棘手”河道专攻顽疾……不止是绍兴将治水摆在全市战略布局的首位，所有浙江人深知“水清则省强，水净则民泰”的道理。

从2008年湖州市长兴县的试行到2013年11月的全面铺开，河长制作为浙江推动“五水共治”的一项基础性、保障性制度次第实施。在中央出台全面推行河长制的意见后，浙江省委、省政府围绕水资源保护、水域岸线管理、水污染防治、水环境治理、水生态修复、执法监管六大任务，量化工作目标，细化工作任务，提出到2020年用水总量、水功能区达标等多项主要指标，进一步深化河长制内涵。

“在提升生态环境质量上要更进一步、更快一步，努力建设美丽浙江。”省委书记车俊在全省第十四次党代会报告中再次强调深化河长制工作。

省、市、县三级122个河长制工作方案编制完成，乡级方案全部制定完成。各中小河流主要河段已制定了“一河一策”治理方案，上万个小微水体已制定了“一点一策”方案，全省所有河道实现了每天有人巡、有人管，巡后有记录，发现问题有处置，基本做到了日查日清、事事有回应。

仅仅3年时间，浙江省各级党委政府牵头抓总，立军令状，签责任书，挂图作战，对标落实，在5.7万余名省、市、县、乡、村五级河长的聚力攻坚下，全省6500公里垃圾河、5100公里“黑臭河”得到有效整治，河湖库塘清淤2.4亿立方米，唤回了清波碧水，寻回了水清岸绿。

“水环境比原来肯定是好了，但要实现水质的彻底改善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年纪轻轻已有几丝白发的温州市龙湾区乡镇级河长林光兄说。

治水就要乘胜追击，浙江人誓要把最难啃的“硬骨头”拿下！全省河长制工作瞄准了水环境肌体的“肉中刺”、人民群众的“心头痛”——劣Ⅴ类水。

明确责任领导、责任部门和具体人员“一个主体”，以清淤疏浚、入河排污口、河湖综治、生态调水“四张清单”为要求，以挂图作战、专家服务、旬报统计、长效管护“四项机制”为保障，浙江不仅主干河道和重要支流水质发生了显著变化，百姓房前屋后的小沟渠、小池塘更是实现了全方位无死角剿灭劣Ⅴ类水。

小河清，大河才能净。浙江在五级河长体系的基础上，通过设立“沟长”、“渠长”、河道巡查员、网格员，真正形成了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立体河长制体系，管理向下延伸到沟、渠、塘等小微水体，全面完善责任落实机制。

浙江省委更是抽调各部门人员，成立了30个督查组，每季度赴各地开展明查暗访，对履职不力、治水问题严重的河长进行约谈。

齐抓共管的督导机制，全域治理的责任机制，科学严密的监测监督机制，协同联动的执法机制，奖惩分明的考评机制，集中统一的协调机制和共建共享的宣传推进机制，让浙江河长制工作一路走来稳扎稳打。

如果说“五水共治”时期，浙江省河长制工作进入了“管、治、保”三位一体的治河阶段，那么，在中央河长制意见的大力推进下，浙江实现了上下游、左右岸、水下岸上综合治水，对河流负责有了更加完善规范的制度保障，河湖管理实现了标准化科学施治，治水理念和实践再次站在新的起点上。

“针对中央提出的六大任务，浙江要按照系统化、制度化、专业化、信息化、社会化的工作理念，创造更高、更严、更优的河长制工作标准体系，打造浙江河长制升级版。”浙江省河长办相关负责人坚定地说。

勇于创新因地制宜

成为河长制领跑全国的必要条件

今年7月28日，孙琪和钟永林的上任，标志着浙江嘉兴市秀洲区和江苏苏州市吴江区两地打破了行政区划的壁垒，形成了从区到镇、到村的全面治水协调机制。两位河长成为了省际边界河道的一对镇级“联合河长”。

在浙江，全省有河长的地方都有“河道警长”，各地还在不断拓展“河长”的内涵，嘉兴的跨省“联合河长”，绍兴的“湖长”…… 河长队伍逐渐壮大丰富，责任落实更加精细。

借用河长制的精神内核，“企业河长”“乡贤河长”“河长助理”等不同类型的民间河长在浙江治水中不断涌现，通过发挥资源优势、专业特长和表率引领的作用，引导群众广泛参与到水环境治理中。“河小二”“民间河嫂”“治水联盟”“市民监督团”等民间护水团体通过定期巡河、清洁清扫、宣传入户、实时监督，织密了治水护水网络。

在绍兴，印染化工产业是柯桥区经济的增长极和百姓致富的重要来源，但已逼近极限的水环境容量成了柯桥区治水的“拦路虎”。

在柯桥的工业重镇——滨海工业区（马鞍镇），特殊的产业结构决定了治水必先治企。“‘企业河长’成为了发挥印染化工企业主观能动性的最佳制度选择。”区党工委副书记、镇党委副书记姚建炜说。

两年前，滨海工业区在曹娥江流域（柯桥段）成功尝试了企业河长轮值制后，163名企业家通过划分行业河长、区域河长、轮值河长、联盟河长，这些“行家里手”成为了治水的实施者和专家。尽职的“企业河长”在企业技改、资源匹配、企业上市中享受优先照顾，并在相关政策激励、评奖评优中得到优先保障。

骨子里与生俱来带着自主创新精神的温州人，更是让自己的家乡成为了借用民智治水的先行区。

作为中国民营经济发展的先发地区与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温州模式”曾享誉全国，但产业走了出去，污染留了下来，温州也因此成为了全省剿灭劣Ⅴ类水任务最重的地市。

“我们的职责就是不打招呼直奔全市江河湖库现场，寻找治水短板。”姜朝晖是温州市市民监督团11组的组长。全市市民监督团已达到6600多人的规模，还有50多家公益环保组织3万多名治水志愿者组建了800多支承担监督、宣传等功能的治水队伍，普通市民还能通过《电视问政》《新政聚焦》等媒体栏目监督治水，借助微信、微博、APP等平台进行在线举报。同时，206名技术服务专家进入温州“治水智库”，75项实用技术成为“治水利器”。

微信“治水联盟”是丽水市的首创，连通各县（市、区）形成治水网络，目前“治水联盟”关注人数超过13万人，相当于13万名河长监督河道治理工作。全市启动治水“红黑榜”，设立“生态丽水”微信平台，受理群众投诉和建议。

浙江在法治框架内充分赋予广大群众权利，因地制宜，创新实践，使水环境预警和监管关口前移，成为了补充“行政河长”的坚实力量，助力全省河长制工作走在全国前列。

日趋完善的配套体系

提供了强有力的前进支撑

在绍兴市越城区，北海街道西小路社区河长诸妙茵原本总是苦于每次巡河后没有任何记录，现在，她会习惯性地打开手机上的APP开始巡河，还能看到自己巡查的河段有没有曝光或者上级关注。她将沿途所见所闻即时上传，力图解决所辖范围内需要上级主管部门协调解决的治水难题。镇级、市级、省级河长都能通过手机查看西小河的即时情况，并作出回复。

附近的居民现在找河长也不用到处去找公示牌了，点点手机就可以查到河长的电话，上报的问题反馈非常及时。

流域水质变化数据，河长巡河轨迹记录，问题处理反馈，重点治水项目进展……浙江省河长办业务二组组长彭洪也和各级河长一样，每天拿起手机轻轻一点，曹娥江水系整个流域62个县控以上断面水质情况全面呈现，继续点击各个监测断面以及小微水体，情况一目了然。

今年7月25日，随着浙江省河长制管理系统的上线，浙江成功打破河长制工作中传统行政区域分割，新增流域联动治水模式，放大“智慧治水”效果，为河长巡河、公众监督、流域长效管理提供了有效依据。

“全省2万余条河道信息已收录完成，6个地市的数据全面接入，今年9月底前各设区市数据接入工作已全部完成。按照兼顾已有、统一标准、共享数据的原则，管理系统还将逐步完善。” 彭洪说。

从“九龙治水”到“一拳发力”，浙江河长制的创新之路不仅在于重构了河湖管理模式，更是在梳理总结工作经验的基础上，不断精雕细琢。

通过立法规范河长制运行体系，用制度固化经验，厘清河长、河长办和部门职责分工，《浙江省河长制规定》将全省河长制推上了另一个高峰，成为国内省级层面首个对河长制进行专项立法的省份。

浙江河长制工作还在不断建立专业技术标准体系，以行之有效的标准，全面回应治水新形势、新要求。对水域管理保护至关重要的水利工程，涉及水生态修复的河道生态建设、河湖健康评价等，都将制定统一规范的技术标准。城镇污水处理厂、农村污水处理设施的运行管理，入河排污口管理，农牧水产尾水排放也将上升为浙江的地方标准。

河长制优化升级是一个持续的过程，也是一个需要随着形势改变不断调整的过程。浙江省从创建到落实，从实践到创新，经历了一轮又一轮的考验，河长制最终推进到了“法治、共治”的新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