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影像志第七日·领袖｜豪气和平易 皆在这一刻

珍惜和平，鉴往知来：八年抗战衢州记忆

　　浙江新闻客户端编辑陆斯超董立林姚瑶

　　越是风云岁月，越能呈现领袖的魅力。

　　挥斥方遒，决胜千里，在抗战这部历史大剧中，中共领袖堪称是舞台上耀眼的主角。

　　在这里，能看到写下“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这般豪气诗词的毛主席，也能看到他和农夫攀谈时的平易近人。

　　在这里，能看到1940年春的朱总司令，他行进在太行山麓，跨马收缰，眉头似锁望着远方，正在思考下一个阶段的局势。

　　在这里，能看到我军在华北地区发动的百团大战前线。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在战壕中，用望远镜观察战场的英姿。

　　这些记录抗战前线领袖的影像，皆是豪气干云。在那个以血抗争的年代，记录下真实的、饱满的领导人物形象，穿越时空，直抵今人眼前。

　　 豪气与平易，皆在这一刻

　　也许，我们可以从这张轻松的照片看起。这张毛泽东和两个小八路的照片令许多人过目不忘。

　　这是1939年4月，毛泽东乘车到位于延安的抗大校务部。快到门口，两位小八路从山坡上跑来，兴冲冲向他问好。

　　毛泽东问他们叫什么名字，年龄多大。小个儿刘长贵爽声道：“我14岁，他15岁。”

　　这么小为什么参军？两位小八路争先恐后回答：为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解放全中国。听着小八路的豪言壮语，毛泽东笑了，说：“你们知道我是谁吗？”

　　“知道，您是毛主席！”

　　毛泽东说：“不对！我不叫毛主席，我叫毛泽东。”说着毛泽东弯下腰，在手心上写自己的名字。

　　这一瞬间，摄影师石少华按动相机快门，凝固住了战争期间这温馨的一刻。

　　再比如，这一张，是抗战时期，刘伯承、邓小平在太行的照片，同样吸引了我们的目光。

　　邓小平略仰着头，刘伯承站在他的身后，很明显刘的右眼已经失去，但脸上没有任何沉重，神情坦然面对镜头。

　　还记得独眼将军的故事么？

　　1916年，年仅24岁的刘伯承于丰都一役失去右眼。在重庆接受救治时，因担心麻醉伤害脑神经，从而影响日后的作战指挥，刘伯承坚决反对麻醉。最终德国大夫同意了他的请求，做完眼部手术后，钦佩赞叹他为“军神”。刘伯承的这个故事，民间广为流传，好比《三国演义》中刮骨疗毒的关二爷。

　　又或者，这是朱总司令的一张照片。当时，他正离开八路军总部由太行山返延安，中途去洛阳与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会谈团结抗战问题。

　　在这途中的某处，他遥望滚滚黄河水，想起两年零三个月一起日夜战斗的太行人民，心潮起伏地写下，“群峰壁立太行头，天险黄河一望收。”

　　在诗前，朱德还题写道：“1940年5月，经洛阳去重庆谈判，中途返延安。是时抗战紧急，内战又起，国人皆忧。”

　　朱老总的忧色，透过影像，我们也感受到了。

　　 40 余万张照片背后的深切关怀

　　无疑，领袖的影像是战争时期保留下来的影像中特别宝贵的部分。

　　1962年，曾任《晋察冀画报》和《华北画报》副主任，时任中国摄影家协会主席的石少华，向毛泽东主席汇报工作时，主席就关切询问道：战争年代和现在的照片资料保存得怎样？

　　石少华回答：战争年代早期的照片资料大都保存在个人手里，散失比较严重。晋察冀画报社成立后，汲取以前教训，由专门的部门统一保管，并且在图片资料存档时，将照片的拍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等写清楚，后来的解放军画报社和新华社都沿用了这种做法。

　　建国后，全军各大军区、野战军所保存的照片资料都上交到了解放军画报社。同时，解放军画报社还向全国进行了征集工作。因此，战争年代的照片资料大部分保存在解放军画报社。

　　听完石少华的汇报，毛主席连连点头说：“很好，很好！”

　　迄今为止，解放军画报资料室已收存我军各个历史时期的照片资料40余万张，满载着几代领导人深切关怀，走过64年的路程。

　　 整理战争影像资料是与时间赛跑

　　不过，这些丰厚的摄影资料，包括官方和民间的收藏，都亟需整理和发布。

　　高初，摄影史学者、策展人，抗战时期战地摄影记者高帆的孙子，也是《最前线》的主要编著者。

　　2008年他大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老摄影家的档案整理工作。

　　这与祖父对他的影响有关。祖父高帆是抗战时期的战地摄影记者。在“文革”期间受到冲击，一只眼睛失明，看底片很困难。高初读高中时，就开始帮祖父整理资料，誊抄文字，扫描了上万张照片。那时仅仅是给家里老人帮忙，没想到以后会从事与此相关的工作。

　　从2002年到2004年，读高三到大一期间，高初帮助祖父高帆编辑关于刘邓大军的军事图集《天下之脊》，这个过程对他影响很大。那时编辑部就设在家里，祖父在《解放军画报》社的老同事就在他家中工作。

　　当时，祖父已是癌症晚期，身体非常虚弱，但不肯去医院，坚持要把书编完。也就是在这段时间，高初开始对战争时期的影像资料有了较全面的了解。

　　自2008年至今，高初和他的研究团队整理、研究了上世纪三十年代至八十年代的摄影家个案，并撰写了这一时期的摄影史。

　　目前为止，高初团队围绕着100多个案例来整理材料。现有十几万张来自底片的照片，包括历次印放、剪裁的信息，还有近百万页的文献，包括大部分摄影家的手稿。

　　高初说不清他们口述史的录音有多少小时。很多关键性文本在多次采访中得到补充。有些老人在接受采访时，不愿意面对摄像机，可能等很久才开始谈有价值的问题。

　　最让高初感受到急迫的是，只有为数不多的老摄影家至今在世。而这些人也在不断离去。去年一年去世了17人。

　　“17个人啊，你能想象我参加告别仪式时的心情。和一个老人谈半年、一年，眼看着他的生命在熄灭，他透支他的生命，通过你保留一份他能留下的东西。”

　　整理的资料有两个来源，首先是存放于档案机构的战争时期的印相和底片，其次是存放于摄影师手中的日记、木刻、手稿，以及关于他个人的讲述。

　　战争时期的大部分图片，自摄影师拍摄并上交之后，就保存在档案机构里。做口述史时候，只要将查到的图像给他们看，老人们就能说出许多东西，非常惊人。

　　高初他们完整地整理了在周恩来身边工作了四十年的童小鹏先生的档案，这些档案成为抗战时期长江局和南方局的重要摄影资料。

　　抗战初期，八路军总部位于晋冀鲁豫解放区，因而驻扎当地的摄影师有机会拍摄抗战时期重要将领和战争决策的历史镜头。这些档案在2002年至2004年之间，被当时晋冀鲁豫重要的一批摄影师如高帆、裴植、袁克忠等人整体性地进行整理和出版。高初的研究团队也全面地参与到这一项工作之中。

　　摄影师的口述历史与那些照片底片交汇，成为一段立体、鲜活的抗战记忆，让我们在平面之外，更有血有肉地接近抗战时期领袖们的生活和战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