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三重回归”

            进入21世纪以来，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呈现出诸多“回归”现象：在新的现实基础上重新回归列宁、重新回归马尔库塞、重新回归斯宾诺莎，特别引人关注的是重新回归经典马克思主义。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诸如此类重新“回归经典”的现象，具有重要的思想史意义。更重要的是，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围绕几个基础理论问题出现的“三重回归”，打破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碎片化”积习，初步展现了一种系统研究意义。

辩证唯物主义回归

斯大林通过的“苏联教科书”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定义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度导致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二分格局。为了避免割裂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统一性而陷于形而上学，1923年匈牙利学者卢卡奇的《历史和阶级意识》曾经将辩证唯物主义生硬地纳入到历史唯物主义的框架，一度受到许多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追捧。结果导致辩证唯物主义包括“三大规律”，长期淹没，或者说消逝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之外。

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在认识论上重新回归辩证唯物主义，重新提出了被斯大林通过的“苏联教科书”强行分割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力图以“回归的”辩证唯物主义来包容历史唯物主义。这种“回归的”辩证唯物主义并不是简单地向“苏联教科书”中带有三大规律的辩证唯物主义的回归，而是致力于从“唯物的”根基处来重新思考辩证唯物主义。最典型代表作就是法国学者阿兰·巴迪欧的《论辩证唯物主义的（再）开始》，重新提出了与卢卡奇完全相反的结论。巴迪欧并不是否定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性，而是认为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性恰恰是辩证唯物主义所赋予的。

2014年斯洛文尼亚学者齐泽克在《绝对反冲：走向辩证唯物主义的新根基》一书中，并不像卢卡奇那样用历史唯物主义来涵盖辩证唯物主义，也不像巴迪欧那样在辩证唯物主义的基础上来思考历史唯物主义，而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就是一个东西。

巴迪欧、齐泽克以及梅亚苏倡导的辩证唯物主义的复兴，突破以往辩证唯物主义过于从必然性历史规律角度来看待共产主义的局限。实际上，这正是在回归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对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所作的重新阐释。

新政治经济学批判回归

早在2001年，美国学者麦克尔·哈特和意大利学者安东尼奥·奈格里在其合著的《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中就提出：“帝国正在我们的眼前出现。”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一些新马克思主义研究者重读《资本论》和《共产党宣言》，力图以新帝国主义批判为研究视角回归新政治经济学批判，还探讨了各种社会主义改革问题及其解决方案。

在哈特和奈格里看来，当代资本主义帝国的扩张已经超越了传统的做法，并不是对非帝国范围的简单蚕食和外在扩张。尽管他们对帝国的批判使用的仍然是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话语，但是对如何走出当代资本主义帝国的藩篱，实现未来社会理想，他们却创新了一个相当抽象的“共有”（Common）概念，并把“共有”作为未来生产根基。

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重新开始思考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实质上所针对的就是当代资本主义存在的矛盾，在具体层面上剖析资本主义的现实，并探索可能的社会主义出路。

在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新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法国经济学家、思想家皮凯蒂颇有影响，他所著的热门书《21世纪资本论》，通过对当代资本主义的具体表象批判，得出了本质上与马克思类似的结论。在批判方法上，皮凯蒂的方法虽然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剖析不尽一致，但是皮凯蒂使用的财富分配不平等分析，是从历史而不是从所谓“纯粹的科学”来思考当代的经济学。尽管皮凯蒂最后的结论将全球阶级分化和不平等问题归结为不均衡的分配，不如马克思归结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的结论那样深刻。但是，皮凯蒂的财富分配不平等分析的话语表达更容易为大众所接受，这已经代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最新表达式”。这种“最新表达式”激发越来越多的思想家开始关注资本主义经济本身造成的政治不平等问题，这是一种马克思主义新政治经济学批判。

新共产主义理想回归

西方马克思主义从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哲学转向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生命政治学批判——力图建立一种新的共产主义概念，来解决作为个体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合法性的问题。

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生命政治学批判起源于法国学者福轲的《必须保卫社会》《安全、领土和人口》和《生命政治的诞生》。福轲主要是从规训与惩罚的微观视角研究“使人活和让人死”的安全机制和权力治理问题。当代学者哈特和奈格里、阿甘本、艾斯波西和当娜·哈拉维等人把身体政治、文化、权利和权力纳入生命政治学研究，提出了生命政治学批判视野下的共产主义理论新思考，说明共产主义在今天并未过时，共产主义的根基实质上是共同性，一种不基于血缘关系和家族关系乃至宗教关系所建立起来的具有普适性的“自由人联合的”共同体。新自由主义就是一种现代生命政治，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最根本的社会关系就是以雇佣劳动为中心的社会生产关系和以货币为中心的社会交换关系。在这两种关系环境里，现代生命政治生产是出于自利算计的自由个体，妨碍形成“自由人联合的”共同体。所以，实现共产主义一方面需要以政治经济学批判为基础对社会关系进行革命和改造；另一方面需要以生命政治学批判为基础对“理性经济人”的所谓自由个体进行革命和改造。前者为实现共产主义创造现实的客观条件；后者为实现共产主义创造现实的主观条件，即主体条件。

但遗憾的是美国学者唐娜·哈拉维的“技科学”的主体还是无法超越客观视角，对科学给予太多信任和倚赖，使得“技科学”变成新的宗教，科幻小说成了新的宇宙论。合著《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的哈特和奈格里误读了福轲生命政治学批判的内涵，提出“非物质劳动理论”，误以为当下资本主义生产的生命政治学直接缔造了通往共产主义的康庄大道。实际上当代资本主义不仅生产出了现代联合，也在互联网劳动新的疏离化过程中生产出了新的后现代隔离。结果意大利思想家吉奥乔·阿甘本认为“上帝没有死，他化身为金钱”，提出了末世论方案，寄希望于集体性自发地对生命政治生产进行超越。

具有创新意义的是斯洛文尼亚的齐泽克、法国的巴迪欧这些当代学界著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们对当代资本主义表现出不妥协的反叛姿态，在当代新的时代背景下，为探索共产主义理论提供了哲学辩证法。他们认为新的共产主义需要新的合体（Cooperation），这也是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反复强调需要联合起来的而不是孤立的个体成为共产主义的主体。这个“合体”之主体实质上就是“新人”。这种共产主义“新人”的诞生需要我们基于生命政治学批判，对于资产阶级的孤立的被还原为原子化的个体形式进行彻底的批判。新主体或者说“新人”需要一种新的生活形式和新的道路，这是我们通往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一种可能的道路。

作者：陈冬生

来源：人民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