叩开名流之门，共读锦绣人生 ——读《名人之后》有感

叩开名流之门，共读锦绣人生
——读《名人之后》有感

　　“我们嘉兴，不仅有南湖红船，有烟雨楼，有粽子，还有一大批名人……”每次向外地嘉宾说起自己的家乡，总忍不住骄傲地如数家珍。但如果嘉宾很认真地和我们探讨这些名人的生活故事和儿孙发展时，我们往往会“口干舌燥”无从说起——因为这些名人从嘉兴出发，走向全国，甚至走向世界，他们的后人也如蒲公英撒向世界各地。他们把深情的目光投向嘉兴，而我们却不知道他们究竟在哪里。

　　今年8月，由大象出版社出版，作为李辉策划和主编的“副刊文丛”中的一本精品之作，《名人之后》正式亮相。书由沈秀红主编，嘉报“江南周末”团队合力创作。

　　很多年前，有个钻石广告是这样说的：“叩开名流之门，共度锦绣人生。”名流之门是如何叩开的？名门中人过的都是锦绣人生吗？背负着名门的光环，他们又经历过哪些考验？一口气读完《名人之后》，最深刻的感受是：名门里面的，确实是锦绣人生，哪怕是重重苦难和波折，也是金丝银线编织而成，在岁月的光影中显得厚重而意蕴无穷。

　　满腹才华又勤奋自律

　　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的长女谭德玮说自己的父亲：“他又是一个一生都刻苦勤奋的人，从我们记事起，爸爸就夜夜工作到凌晨……”稍加盘点和对照，不难发现，满腹才华是名人们的基底，就像一件精美绣品必须以名贵而结实的布料为底。才华之上，勤奋和自律是他们第一个共同的特点。

　　1918年到1919年，军事家蒋百里受邀考察巴黎和会，游历欧洲，回国后就写下了《欧洲文艺复兴史》，这是我国人士所撰有关文艺复兴的第一本著作。他请梁启超作序，居然激发梁启超写了5万字的《清代学术概论》，梁又反过来请蒋百里为自己的书写序。

　　出版家张元济在儿子张树年的回忆中是如此的：“父亲天不亮就起身……盥洗完毕，父亲就开始工作。开了电灯，伏在书桌上批阅公文，写信，查资料，总之写个不停。等到天亮开了百叶窗，熄了灯，继续写。父亲最厌恶睡懒觉。”张元济的孙女张珑说：“从幼小的时候起，我就有一种怕时光流逝而自己什么也没有做的恐惧。这种深深植于我心灵之中的思想就是来源于祖父潜移默化的影响，因为自我有记忆起，总是看见祖父在辛勤地、忙碌地工作，或伏案写作，或看书，或会见客人，或出门办事，从未见他闲着。”孙女后来在北京大学当教授。

　　诗人、翻译家穆旦的儿女们回忆父亲时，总说起父亲伏案的背影：特殊年代，父亲白天要劳动和汇报工作，翻译几乎占据了他所有的休息时间；在天津郊区的大苏庄劳改时，父亲可以每隔一周回家休息两天。在这两天时间里，他除了为我们采购一些生活必需品之外，全部用来译诗。在那间闷热的、挤得满满的小屋子的一角，堆放有酱油瓶和饭锅的书桌就是他工作的地方。晚上我们都休息了，一盏小台灯仍伴着他工作到很晚……

　　书法大家陆维钊被认为是我国现代高等书法教育的先驱，他自己不仅以“猪头肉，三不精”自比，除了精心钻研书法艺术，还喜欢绘画，研究戏曲，善弹琵琶和三弦，攻读中医理论并为人诊脉和开方，都已经这么有成就了，临去世之前，陆维钊还连声长叹：“真可谓一事无成，一事无成啊！”

　　胸有格局又重视儿女教育

　　《名人之后》一书中记录和展示的17位嘉兴名人，都是男性。读完这本书，你会钦佩地感叹一句：作为父亲，对儿女最好的教育，是胸有格局和以身作则的大爱。

　　陆维钊儿子陆昭徽教育儿女们说：“要一分为二地看人，不能人云亦云，大家都说这个人好，不妨看看他有哪些缺点；都说这个人不好，不妨看看他有没有优点。记住，朋友落难，应尽力相助，不要因其失意而鄙弃；朋友得意，不妨离他远些，切不可因其得志而趋攀。”

　　这样的家庭教育不仅培养了儿孙们的积极上进。《名人之后》书中有段小故事，读来忍俊不禁。陆昭徽一直在山东师大工作到退休。他的儿子陆宏硕士毕业于北师大，博士毕业于华师大，后到多伦多大学进修。陆宏主攻教育技术学，35岁时被评为正教授，兴奋地向父亲报告了这个好消息。没想到陆昭徽听后淡淡地说：“我53岁评上正教授，你爷爷去世前才被告知批准晋升为正教授，这只能说明，正教授一代不如一代了。”

　　查良铮虽然翻译工作紧张又辛苦，但重视孩子们的学习。儿女们回忆说：“当我们年幼时，他给我们买来能够启发智力的玩具；开始学写字时，他手把手地纠正我们的写字姿势；他常常要亲自检查我们的小学作业本，教导我们要认真改正错误。受过正规教育的父亲，希望我们也都能够受到良好的教育，将来成为对中国有用的人。他曾严肃地对我们说：‘不想吃苦是学不到知识的。’言传身教，勉励我们刻苦学习。”

　　“三毛”之父张乐平的儿女们回忆父亲时说：“上官云珠阿姨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我的父母亲就将她的一双儿女视同亲生儿女一样对待。我有个同学，是个混血儿，父亲在抗日战争时期被日本兵迫害失踪，他母亲改嫁后，只有外婆照顾他，后来外婆也去世了，父亲就让他住在我们家，一直住到小学毕业。”

　　孙道临对女儿孙庆原非常严格。有一次，前一天跟说好第二天把琴弹好，晚上回家九带女儿去看电影，但是女儿没弹，孙道临当场把票撕了，教育她说：“你的承诺，你要兑现，要做一个可信任的人，说了话就要算数。”

　　曲折身世令人感慨唏嘘

　　这一代名人，多数生活在19世纪下半叶和20世纪上半叶之间，家国命运和自身命运融为一体，身世经历也因此曲折多变，背后故事令人感慨，其间的血泪更令人唏嘘。

　　当年中华书局掌舵人陆费逵在1940年时为延安输送了一批教科书。1941年3月，又向延安运送了钢笔、墨水等文具和教科书。他的女儿陆费铭琇后来回忆说：“显然这两次与中共高层的接触，引起了国民党高层的警觉。” 陆费逵回到香港后，心情就特别不好，在家中多次提到陈立夫、陈果夫和他过不去。5月的一天，从来不喜照相的陆费逵，突然独自一人去了照相馆，拍下了晚年唯一一张标准像。此时距离他去世还有两个月的时间。

　　1932年，张元济的《百衲本二十四史》编校一切就绪时，日军轰炸商务，焚烧涵芬楼，商务印书馆80%的资产，46万册藏书，包括善本古籍3700多种，悉数被毁。伤心过后，张元济从头开始校勘《百衲本二十四史》，到1937年出齐，前后耗时十八载，三千卷字字心血。

　　穆旦的儿女回忆说，1962年，早已抛舍了“穆旦”诗人身份的查良铮，开始了这一生“耗工费时最巨，花费心血最多”的《唐璜》翻译，3年后终于完成，却正逢文革，等了多年，出版社一直没有回音。“1976年冬的一天，父亲将写好的一封信装入信封……他不顾天寒风冷，坚持要自己去邮局发信，我们送他出门，看着穿着蓝色旧棉袄旧棉裤，带着一顶破旧棉帽，架着双拐的父亲，消失在阵阵的北风中。两个月后，他就永远离开了我们，没有能够看到《唐璜》的问世。”查良铮去世三年半之后，1980年秋，《唐璜》终于得以出版。与《唐璜》遭遇类似的还有《丘特切夫诗选》，被“冻结”20余年才得见天日，以至于1985年秋，查家接到出版社通知去领稿酬时，家人还以为出版社弄错了，原来是穆旦在1963年寄给出版社的译著。

　　最令人感佩的，也许要算徐志摩的儿子徐积锴了。1953年，有人给独居香港的张幼仪介绍了一个住在同栋大楼里的医生苏先生。张幼仪去信征求儿子意见。徐积锴给母亲的回信被无数人传扬：“母孀居守节，逾三十年，生我抚我，鞠我育我，劬劳之恩，昊天罔极。今幸粗有树立，且能自赡。诸孙长成，全出母训……去日苦多，来日苦少，综母生平，殊少欢愉。母职已尽，母心宜慰，谁慰母氏？谁伴母氏？母如得人，儿请父事。”诚如作者所言：信并不长，但字字浸满孝顺体谅，感情真挚，文采卓越。这封信令张幼仪百感交集，倍感骄傲：“我儿子迁居美国以后，从事的是土木工程的行业，可是他写那封信以后，每个读信的人都说，从那封信看得出来他是徐志摩的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