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嵊州(1)：走访中国越剧的故乡－嵊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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嵊州地处浙江东部，北靠杭州，东邻宁波，总面积1784平方公里，户籍人口73.5万。2013年统计，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0585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16522元。嵊州历史悠久，文化昌明。关于嵊州最早的文字记载可远溯自禹舜时期，传说舜到过嵊州，故有“舜皇山”、“舜井”等地名，大禹治水，在嵊州竣工。秦汉之际开始建县，名“剡”，至今已有2100多年历史，唐初曾设嵊州，北宋年间始名嵊县。出身嵊州的当代著名哲学家邢贲思曾说，数千年所形成的剡中文化，既得山水之幽，更涵人文之胜，始终闪耀中华文化的特殊光芒。
嵊州文化源远流长，以“百年越剧诞生地、千年剡溪唐诗路、万年文化小黄山”闻名于世，是中国越剧之乡、围棋之乡、竹编之乡、根艺之乡。书圣王羲之晚年归隐终老于嵊州金庭，山水诗鼻祖谢灵运、杜甫、李白、陆游、朱熹等历代数百位文人墨客和贤士名流曾多次入剡揽胜。杜甫曾游剡溪，作《壮游》一首：“越女天下白，鉴湖五月凉。剡溪蕴秀异，欲罢不能忘”，描写嵊州的山灵水秀。近代名人诸如人口学家马寅初，音乐家任光，辛亥志士王金发，山水画家郑午昌，当代画家刘文西，理论家邢贲思，围棋国手马晓春，著名越剧表演艺术家袁雪芬、范瑞娟、傅全香等，皆出自嵊州。
嵊州是全国第一批经济开放县市，其中“嵊州领带”闻名全球，年产领带3亿条，占国内产量的80%，世界产量的40%，是全国最大的领带生产加工基地、批发销售和外贸出口基地。嵊州还是中国最大的电声零配件生产基地，其中音盆生产量约占全国的80%，被授予“中国电声零件之都”的称号。嵊州的特色农产众多，茶叶、花木、香榧、果蔬和长毛兔等优势农业发展迅速，百年桂花园、明山茶场、四明山红豆杉、坑口笋竹、天方科技铁皮石斛等省级现代农业示范区各具特色，是浙江省农业特色优势产业综合强县市和联合国绿色产业先进示范区。
嵊州最具特色的就是“越剧”，自古即是“民艺之乡”，具有丰富的戏剧元素和戏班传统。嵊州人历来具有演唱的天赋，能歌善舞，无论山歌小调，吹拉弹唱，皆栩栩如生，能说善舞。人们常说：“越剧团，团团都有嵊州人﹔嵊州人，人人都会唱越剧”。
一、越剧的早期形式：从田头唱书到小歌班
戏曲是人类价值创建与文化传承重要的媒介与载体，是人类素朴情感的艺术表达形式。地方戏曲更是表现地域特色、风土人情与伦理教化的戏种，大至忠孝节义、人伦常理，小至个人际遇、情爱友谊，皆透过戏曲的唱、念、做、舞(打)各种形式，在观众的喜、怒、哀、乐中，形塑价值与观念体系，开展生活乐趣与美感，并从中构筑思想的启蒙、凝固、信守与传承的作用。
施家岙女子越剧发源地纪念石牌(作者拍摄)
来到嵊州，就越剧的来源与发展而言，我感受到越剧不仅是一种戏曲，更是江南地区农村生活方式的历史轨迹和演变。嵊州山水秀美，自古承载越地文化灵液，嵊州人文质内敛，性情丰满。自古即流传丰富的民歌、民乐、民艺与民舞，典型乐器有《辕门》、《十番》、《芦花》、《锈球》等等，民间舞蹈有布龙、舞狮、高跷、秧歌、仙鹤舞、斗鸡、调五马、大斗舞等，无不表现农村生活的喜怒哀乐；在戏曲方面，流传着“新昌高腔”、“武林调”，绍兴的“莲花落”，宁波的“道情”等等，这些民间文艺除了在庙会期间大规模演出之外，一年四季都有各样的小型活动。这些丰厚的文化遗产，正是当代中国第二大戏剧-越剧-成长的丰沃土壤。
在我看来，越剧的最初的表演形式应该就是“唱书”，是中国传统农民的娱乐方式。越剧的前身称为“落地唱书”，是一种山歌或小调，它源自嵊县一带农民在农耕之计，或为舒缓劳动之辛苦，或为感恩丰收之幸运，在田间、水头、晒场、山路上随兴而唱、自娱自乐的一种哼唱，所以又称“田头唱书”。“落地唱书”随后演变成“沿门唱书”。晚清咸丰间，嵊地旱涝不断，农村破产，逃荒乞食者无数。当时甘霖镇马塘村农民金其炳，对社会贫富不均甚为不满，不愿逃荒求乞，宁可依靠自身才艺，率门徒沿门卖唱，献艺取食，以求温饱。
“沿门唱书”起初是一人单独出门，左肩背着钿褡，手持长烟盅，敲着门槛作伴秦，后来，一人单独唱发展成两人搭档，改用毛竹做的尺板和笃鼓来伴奏，主唱者拿尺板，称上档，帮唱者拿笃鼓，称下档。金其炳具有戏曲编辑和创新的天份，揉合各地曲调的特色，创立了“四工合调”。说唱内容多为当地风土景物、文物故事，曲词是他自编的彩头话或祈福语，例如“南货老板发大财，金银财宝滚进来”等等，因而受到民众的喜爱。在我看来，类似金其炳这种“农村艺人”，在荒年之际不愿央求怜悯、平白乞讨，宁愿以歌娱人、以书劝善、以戏祈福来换取“赠食”，反映了虽逢灾荒亦能自立自强、自谋生路，显示农民的尊严与坚强，也给饥荒时期人们心灵上的舒解和慰藉。
随后，落地唱书、沿门唱书开始从田间或庭门走进茶馆，观众由一家一户演变为城镇居民。说书者站立在桌后，前面放着一张案桌，边说唱边，用手作一些简单的动作，帮腔的人在案桌旁边，以尺板、笃鼓伴奏，并和以尾腔，由于唱书者在台桌四周边走边唱，时而站立时而坐椅，所以称为“走台书”。之后，越剧逐渐开始从“卖艺”走向“戏曲”，唱腔也吸收湖州“三跳”演变成“呤哦调”，唱书内容也出现根据民间故事和弹词等改编的长篇书目。“走台书”尽管是素朴的、简陋的，但却是农民现实生活的浪漫演绎，既有对生活苦楚的低吟泣诉，也有对理想愿望的夸大憧憬，既有对历史人物的生动再现，也有对男情女爱的轻歌咏唱。在品茶啃瓜、满堂喝采声中，人们一次又一次地重温历史与现实的曲折与遭遇，浸育在乡土社会的忧雅与恬淡之中。
二、从农村走向城市
当时金其炳的徒弟金和林(后改艺名为金芝堂)，原是一名街头补鞋匠，他把补鞋时听到的民间传说编唱为短篇书目，有《养媳妇》、《绣荷包》、《蚕姑娘》等等，是一位原初意义的编曲家或剧作家。到了“走书台”阶段，金芝堂为了适应长篇书目人物众多、情节曲折的需要，不仅创编了可连唱48夜的长篇书目《珠蟒袍》，而且还融合了“湖州三跳”的唱腔，将帮腔衬子“四工上合尺”改变为“呤嘎呤呤嘎”，又称“呤嘎调”，形成唱腔上的变化与改良，这是对越剧表演形式的一次飞跃，也展现农村艺人的创造精神。清光绪32(1906)年清明节，“落地唱书”首度在东王村“登台演出”，简称“小歌班”、“的笃班”。从田间自唱或沿门卖唱走向舞台(用稻桶、门板搭成的简陋草台)表演，从主副两人搭唱走向戏班组合，从一人多角走向多重角色分工，从半农半艺走向专业演出，从农村走向城市，是越剧形成与成长的重要台阶。
“小歌班”初具组织化(班主任、经纪人、教师、管理人)的“剧团”形式，先在杭州试演，而后进军上海，并通过舞台改良、乐队伴奏、剧目翻新等创新，逐渐与以武打、官戏为主的“绍兴大戏”形成了特色区别，并在城市立足了脚跟。1922年8月23日，上海《申报》首先以“绍兴文戏”称之，1925年9月17日，作为一种特色性的地方戏种-“越剧”，首次出现在《申报》的演出广告中。
1917年起，“小歌班”闯荡上海表演的情况(作者摄于嵊州越剧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