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大学中国收藏与鉴定史国际研讨会开了两天
80岁的台湾大学艺术研究所教授傅申先生，是中国书画鉴藏界的权威之一。可以说，傅申的一生几乎见证了近现代中国书画鉴藏史。
昨天上午，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小剧场，参加浙江大学中国收藏与鉴定史国际研讨会的听众坐满整整两层楼。在提问环节，作为与会学者的傅申拿过话筒，没有什么来由，突然说道：“我宣布，中国艺术史研究的黄金时代到了！”
台下掌声响起，上一秒还沉浸在激烈论辩中的听众，迅速明白了傅申的理由——两天48小时，这场公开课的台上与台下，都太精彩了。
有人讲的是“悬疑剧”：
这究竟是不是董其昌的印章
昨天和前天，十七位来自两岸故宫、香港中文学大学文物馆、美国佛利尔美术馆的专家和浙江大学、中央美术学院、台湾大学、美国加州大学、布朗大学和欧洲的学者，带来了十余场最新研究报告，有掌声，也有探讨；
前天会议的高潮，发生在傍晚李慧闻教授的演讲《一个肆无忌惮的收藏家与两个改动的董其昌印章》之中。
题目听起来就很吊人胃口，事实上，演讲也的确像极了一部侦探小说。
李慧闻研究董其昌多年，对其笔墨、印章等细节了如指掌。但有一次，她却在赵左《枕石漱流图》的董其昌所题引首中，发现了两枚她从未见过的印章——两枚印章所用的斋号与字，确是董其昌本人的，但董其昌却从没有在其他作品的中使用过它们。
更蹊跷的是，将两枚印章高清放大，比对董其昌真迹中常用的两枚印，发现每一枚都各与另一枚中的一半几乎一模一样，包括磨损痕迹。
李慧闻不得不怀疑，《枕石漱流图》引首中的两枚印章是被人修改了。为什么？她认为，是收藏家故意让这件作品存有疑点，以方便作品出境。
李慧闻的发现几乎引爆了全场。自古以来，有很多例子显示，一个收藏家为了抬高他藏品的身价会用各种形式作假，以使它看起来更古旧，更稀有，或更有名，而这个例子，在艺术史年鉴里几乎没有。
但她最后的推测，也让很多专家和听众发出了疑问。比如傅申先生问，这会不会是同一个人刻的两套印章？也有人提出，会不会这件董其昌作品就不是真迹？
现场没有人能够给出最终的答案，这似乎是一件值得继续追问的问题，白谦慎教授的建议是，请这件作品的收藏者提供微量印章表面印泥的样本进行检测，也许可以带来进一步的答案。
有人讲的是“宫廷剧”：
武则天也是鉴藏界的迷妹
第二天的会议，推进得比第一天更为热烈。
上午，在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姚进庄的主持下，加州大学李慧漱教授的演讲——《从<万岁通天帖>管窥唐 （宋）皇室女性之鉴藏品味与性别文化空间》，带出了大众极为熟悉且好奇的主角——武则天、太平公主、安乐公主。
因为种种原因，对于古代女性的鉴藏活动，除了少量研究，乏人问津。但李教授说，幸存的史料显示，武则天、太平公主、安乐公主和宋朝后妃已经积极参与了鉴藏活动，并作为重要的推手共同构建起了艺术史。
比如说，辽宁博物馆所藏唐摹本《万岁通天帖》。武则天对这件重要作品的作用被忽视了，直到现代启功先生的考订才还其公道——这不仅是知识体系上的偏颇，也因为后世对于武则天的评价，几乎都是否定的。
她还分析隋人书《出师颂》这些名作中太平公主等重要女性的鉴藏印，让我们见到了一个掌故传说之外，对书法、绘画等艺术的鉴藏上有所建树的女性真容。这无疑是一条进入更客观完整的艺术史的角度。
有人讲的是“金融剧”：
清代藏家怎么买异地古董
最后的高潮出现在白谦慎教授的演讲《信息、票号、运输——晚清收藏的网络要素》中。
白谦慎教授近年一直在深入吴大澂的个案研究。在大量详实资料的基础上，他以吴大澂为例，还原出了一个我们闻所未闻的清代收藏世界——私人收藏家如何获得异地古董的信息？在成交后如何支付货款？付款后又如何取得所购古董？为官者在外履任时，如何将藏品带到任官之地？
吴大澂的收藏细节，也是从他与朋友的信件往来中窥见的。最有意思的，是运输。
吴大澂喜好收藏，到不同地方赴任也带着古董，但他最喜欢的青铜器运输不便，所以，只有去水路发达的区域他才会带上青铜器。1895年，他赴湖南任职，携带的青铜器多达52件，占据他收藏的四分之一。
通过吴大澂个案的大量细节，再涉及到同时代人的收藏规模，白谦慎教授认为，这其实反映的是晚清收藏的规模，正是因为这样远超明代的收藏规模，为晚清后来的学术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浙江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缪哲教授，代表本次会议的组织方有一个致辞，他说，本次会议题目最早来自《中国历代绘画大系》编纂过程中的思考，“作为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中国古代绘画总集，有两个问题是《中国历代绘画大系》绕不开的。第一个是全面性——怎样通过作品的选择，来体现历代绘画的全貌；第二个是真实性，怎样处理入编作品的真伪？这两个问题，都与古代收藏与鉴定的历史有关。”
浙江大学希望这次研讨会，可以促进中国艺术史研究融入更广阔的文化史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