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养能够影响和改变世界的领导者

    转载自秦春华新浪博客，原文地址：http://blog.sina.com.cn/s/blog_539c5bd20101nbcy.html
  本文是我于2012年4月22日在“第二届新东方基础教育高峰论坛”上的发言稿，近日整理成文。

尊敬的顾明远先生、俞敏洪老师，尊敬的各位嘉宾、各位朋友：

          大家上午好！

　　非常高兴今天能够出席第二届新东方基础教育高峰论坛，并有机会向各位报告我们近年来的一些工作和思考。对于我个人而言，这是很大的荣幸。我和新东方学校有着非常特殊的感情。近二十年年前，作为最早的一批学员之一，我走进了新东方学校当时还极为简陋的课堂，聆听俞老师精彩的授课。虽然没有从这里走向世界，但也见证了新东方这些年来不断走向辉煌的风雨历程。请允许我向俞敏洪老师表达心中的敬意。

培养健全人格的人， 为 社会做出 贡 献

            刚才顾先生的讲话给了我极大的启发。我想，尽管今天论坛的主题——2012年高考命题趋势分析及学生备考策略研讨会——是一个非常具体明确而且指向性很强的命题，但是，请顾先生首先发表如此立意高远的讲话，我觉得它特别体现出本次论坛的一种超越。我想这既是北大的一个重要特点，也是以俞老师为代表的新东方人的精神特征——我们对于太具体的东西不是太关注，而把注意力更多地放在一些带有超越性的事情上。

　　那么超越性的东西是什么呢？刚才顾先生说，没有爱就没有教育，没有兴趣就不能学习。这一点我过去体会不深，因为我不是教育学专业出身。但是现在我有了孩子以后开始有了一点感觉。我的女儿才一岁多，因为我和太太的工作都很忙，只好请了阿姨带。后来我们觉得孩子成天和阿姨在一起可能不太好，就把她送到了亲子班，目的不是想让她去学什么东西——一岁多的孩子能学什么呢——而是想让她和别的小朋友能够有一些沟通交流。因为现在都是独生子女，孩子太孤单了不利于成长。结果在亲子班上第一堂课我就发现问题很大。课堂上老师教孩子们做各种游戏，比如穿绳子啊，把球放进瓶子里啊，等等。我女儿不会做，因为从来没有人教过她这些——我们这对父母好像不太称职。虽然孩子才十几个月大，什么也不会说，但她自己有感觉，不舒服，不敢上前和别的小朋友一起玩，一个劲儿地往妈妈怀里钻。结果我太太备受打击，回家以后翻箱倒柜把怀孕之前自己买的别人送的所有的育儿经统统找出来，晚上挑灯夜战，比准备高考还辛苦。我一觉醒来发现她还在看书就很奇怪，我说你干嘛呢？她说，我得好好教育咱家闺女。我说得了吧，她才十几个月大，你教育什么呀？她只不过没有受过训练，将来训练一下不就行了吗？我太太很认真很严肃地对我说，我过去受了你的毒害，现在我不相信你的鬼话了。我女儿已经落在后面了，我们要迎头赶上。

　　这是我的亲身经历，但我想这也是目前很多中国家庭孩子的缩影。在教育孩子的问题上，中国的父母总是处于一种非常焦虑的状态。每个孩子都是爸爸妈妈的心肝宝贝，每个人都爱自己的孩子，都希望孩子能够接受最好的教育。但什么是最好的教育，怎样才能让孩子接受最好的教育，并不是每个做父母的都清楚。所以家长就拼命地让孩子往前赶，不能输在起跑线上，甚至恨不得在胚胎形成之前就在妈妈肚皮上注入最优质的教育资源，生下世界上最完美的天才神童。即使知道这样做不一定正确，看着孩子受罪自己也心疼，但是为了他（她）的未来，还是要含泪把孩子往火坑里推。这就是中国家长所面临的“囚徒困境”——个人的理性导致了集体的非理性。所以顾先生刚才的讲话当真如狮子吼一般。教育必须要按照它应有的规律进行。爱孩子也要遵循正确的路径。 不一定人人都能上北大、清华，但是我们可以努力做到使每一个孩子都可以成长为具有健全人格的人，能够为社会能做出贡献。 这是我想讲的第一个问题。

招生考 试 制度改革要 长 期循序 渐进 地 进 行

            我想讲的第二个问题是关于中国招生考试制度的改革。这是当前大家最为关心的问题。去年，教育部曾表示在年底之前要推出高考整体改革方案，但直到现在仍然没有任何音讯，估计今年的情况也不会乐观。这个问题的复杂性可见一斑。

            大家都知道，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高校的招生考试是建立在统一高考基础上的凭借高考分数录取的制度。这个制度的最大优势是公平。用一句形象的比喻就是，县长和农民的儿子在一起参加考试，县长的儿子可能考不上任何一所大学，农民的儿子却可能考得上北大，分数面前人人平等——高校招生不依赖于考生的家庭背景、社会地位和经济条件。但它的最大缺陷是狭隘和僵化。全国一千万的考生千差万别，各具特色，却全部都要接受一把尺子的衡量。所以即使一个考生再优秀，高校也只能按照高考分数来录取。实际上，严格地说，我们的工作不能称为招生，我的工作岗位——北京大学招生办公室——其实准确地说应该叫作北京大学录生办公室，因为我们从来没有真正招过学生。多少年来，我们的工作就是在高考结束以后，各省市的教育考试院向高校提供考生报考志愿名单，我们按照100%—120%的比例通过电脑提档，而且我还要承诺不退档——退档以后学生和家长就会跟我玩命。在提档线上的学生，我没有办法不录取他，尽管我明知道他精神有问题也得把他录取进来；  在提档线下的学生，我没有办法录取他，即使我觉得他将来肯定是钱学森一流的人物也只能眼睁睁看着与他擦肩而过。我们在如何发现选拔人才方面没有任何经验。

            刚才顾先生提到高考制度改革目前正在进行反复的研究和论证工作。这个问题极为复杂，牵涉到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必须采取积极的态度稳妥推进。这就是我们常说的，高考制度一要坚持，二要改革。任何一项教育政策，当它在解决一个问题的同时，一定会引发其它一些问题。因此，当我们出台一项教育政策时，从短期看是解决了某一方面存在的问题，但是从长期来看，却往往会导致许多更为严重的问题，有些甚至完全出乎意料。

　　最近我阅读了一些关于中国古代的考试招生制度方面的资料，很受启发。大家都知道，自五四以来，科举制度和八股文备受抨击和指责，被认为是钳制和禁锢中国人思想，使近现代中国落后于世界的罪魁祸首。因此，清政府改革维新的第一项举措，就是废除科举取士制度，但此后不久，清王朝也随之覆亡了。大家可能不知道的是，实际上，八股文在历史上曾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用我们今天的话说，是一项在短期内收到良好效果的制度创新。为什么这么说呢？八股文并不是凭空从天上掉下来的，它是科举考试制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之所以产生的最主要的目的是防止考试作弊。

            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中，最早的人才选拔方式是汉代的举选。所谓举选，是“乡举里选”的简称，后来演变成现代的“选举”，其实说的是一个意思，就是用推荐的办法选拔人才。举选的好处是以德为先，对人才可以进行综合考察，但时间一长，就容易导致选滥，出现门阀士族垄断，不利于优秀人才的脱颖而出，更重要的是，它可能会违背正义和公平原则，导致社会矛盾尖锐。正所谓“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为了纠正这种缺陷，以公平考试为选拔方式的科举制度应运而生。然而，只要有考试，就有可能产生作弊。防止作弊是考试改革的永恒主题。除了替考以外，比起夹带、抄袭等作弊形式来，考官与考生串通在答卷上作弊是最难对付的作弊形式之一。为了杜绝考官对熟悉的考生进行照顾，就出现了糊名制。后来发现把名字糊住也不行，因为考官可以通过考生笔迹进行判断，于是出现了誊录。后来发现用红笔誊录也不行，因为考官可以和考生提前约定，在试卷内容文辞中做好记号。考官阅卷时看到记号一样可以作弊。正是为了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宋代的王安石在总结前代考试经验的基础上发展了一种新的规范化的考试文体——八股文。事实上，八股文就是防止作弊走向极端化的产物。它规定了严格的程式，甚至连虚字的使用都做了标准化处理，目的就是使考官难以通过试卷辨别试卷的作者。这就把考试作弊的问题彻底解决了，最大限度地实现了公平。北大哲学系教授何怀宏先生在详细梳理科举史料后发现，在将近一千年的科举史上，只有三分之一不到的中举者祖上三代做过官。换句话说，三分之二以上的中举者祖上三代都是白丁。然而，考试在实现公平选拔人才的同时，也导致了评价手段单一和僵化，特别是无法体现对道德的考察。在二者的较量中，最终是考试占据了主流，但也禁锢了思想，扼杀了创新。

            八股文的产生和发展历程启示我们，高考制度改革的确是非常复杂非常艰巨的任务，因为它牵涉的利益实在太大，对每一个家庭来说都是天大的事情。所以我始终认为，招生考试制度的改革不一定需要太快，但是看准了的事情要循序渐进慢慢小步快走。有的时候走得太快不太稳当，由于工作中某一个环节处理不当，引起社会的巨大反弹，有可能迫使你要从头再来。一旦出现这种情况，要重新恢复公众的信心就会变得异常艰难。原本可能十年可以达成的目标，那就很可能三十年都实现不了。

中学校 长实 名推荐制—— 中国特色的拔尖 创 新人才 选 拔之路

            既然高考制度改革这样复杂，是否意味着我们就无所作为呢？现在很多人主张，高考制度改革是政府的事情，需要进行顶层设计。在教育部没有出台高考改革整体方案之前，只能等待。我认为，这是一种消极的“鸵鸟态度”。尽管高考制度改革的确需要宏观控制，自上而下进行，但任何一个利益牵涉巨大的改革方案的出台，最终都将是妥协的结果。在反复讨价还价的过程中，我们依然可以从微观单位的实际情况出发，积极开展多种形式的探索。这就需要大学和中学一起来努力。从这个角度说，作为一个高等教育领域的工作者，今天能来参加基础教育领域的论坛，我深感荣幸。因为我觉得在中国目前大一统的高考招生录取制度下，如果仅仅依靠基础教育来进行各种各样的变革，不但阻力和压力很大，而且往往收效甚微，很可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为家长和考生他有现实的选择，他有用脚投票的强大驱动力。不管你的改革目标说得多么动听，改革方案设计得多么完美，如果不能解决老百姓的切身利益和实实在在的需求，他（她）就会用脚来投票，寻找适合他（她）自己的道路。如果学校教育不能满足他的需求，他可能会选择在家学习；如果国内教育不能满足他的需求，他就选择用脚走出去，在国外接受教育。现在国内许多一流的中学生已经用脚做出了他们的现实选择。如果高考的“指挥棒”再不发生变动，我相信做出这样选择的中学生会越来越多，而且速度和规模将会呈几何级数增长。

　　因此， 我的基本 观点是，招生考试录取制度的改革是教育特别是基础教育改革的核心和关键 。 只要单纯依赖高考分数作为高校唯一录取依据的招生考试录取制度不发生根本性变化，无论基础教育领域作出多少改革创新，都只是镜中花，水中月；只要单纯依赖高考分数作为高校唯一录取依据的招生考试制度发生变化，哪怕只是一点点变化，都会引领基础教育沿着正确的轨道健康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高校招生工作者的确责任重大，使命光荣。

　　 最近 这几年，我 们在招生考试制度改革上迈出的最重要的步伐是以北京大学“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为代表的自主选拔录取试点探索。实施这项改革的根本目的，就是在现行高考招生录取制度的整体框架内，积极探索多样化人才培养的新模式，用长期的过程性评价替代高考的一次偶然性评价，努力为不同类型特别是拔尖创新人才的脱颖而出创造条件。 我们希望通过招生录取制度上的变化，向社会传递一个明确的信息：除了高考这一座独木桥外，其实还有很多座桥——只要大学和中学能够携起手来共同搭桥。

            原本，这只是北京大学自主选拔录取试点工作的一项尝试而已，却出乎意料地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我从来没有想到过，有一天教育领域的话题能够上升到各大报纸甚至是娱乐媒体的头版，在长达二十多天的时间里，几乎所有的媒体都在高度关注北大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的进程，并被列为2009年教育十大新闻之一，这在新闻史上也是罕见的。

            坦率地说，当年社会舆论对这一政策口诛笔伐，质疑之声一片的时候，处在风口浪尖的我却出奇地平静——也许，当风暴袭来的时候，风暴的中心恰恰是安静的——我始终坚信，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公众的担忧和质疑是否成立，中学校长是否会“暗箱操作”，这些问题不需要辩论，事实要比语言有力地多。事实上，公众最为担心的腐败问题恰恰是我最不担心的问题。

            现在回过头来看，2009年的“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经历了三个阶段： 在第一阶段，北大实施这一政策的消息刚一发布，社会的第一反应就是改革会造成公正的丧失，“超过九成的网民反对这一改革”。随着推荐过程的结束，人们所担忧和推断的事情并没有出现，每一个校长都公平公正公开地推荐了综合素质最优秀的学生，经得起各方的任何质疑。有惊无险的推荐结果，使人们对公正质疑的声音渐渐平息，但继之而起的是对推荐标准的质疑和对推荐结果的失望。由此进入第二阶段。由于推荐结果与高考结果基本一致，使人们原先所寄予的选拔“偏才”、“怪才”的期待化为泡影，失望的意见压倒性地成为主导声音。当我在媒体上明确表示北大不鼓励招收“偏才”、“怪才”并阐述了四点理由之后，对此的批评基本停止——也许这使得人们更加失望以至于不愿意再批评了吧？由此进入到第三阶段。当公平正义和“偏才”、“怪才”都不再成为关注的焦点之后，社会舆论发现了一个新的新闻话题——“掐尖”。有人认为这场改革“其实只是北大导演的一场‘掐尖戏’而已，其真正的目的只是为了和清华等名校争抢优质生源”。这一话题由于其意义和影响和前两者——公平正义和“偏才”、“怪才”——相比已大为逊色，社会舆论在经历了二十多天的激烈辩论后也出现了“审美疲劳”，有关讨论没过几天后就迅速销声匿迹，为这一中国现代教育史上的事件——或许只是新闻事件——划上了句号。

            也许，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改革效果的逐渐显现，北京大学“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的意义和价值还将被进一步地发掘和被社会认知。仅就当年而言， “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至少产生了三方面的效果：一是使一批中学从区域性影响走向全国影响。 这些中学原本只在本省市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伴随着改革，它们成为全国公众关注的中心； 二是使一批中学校长的教育思想被社会认识、理解和接受。 我一直认为，中国的教育家就蕴藏在中学。在大学行政化色彩日益严重的今天，大学校长更像一个政府官员而很难产生独立的教育思想，但中学校长则不然，他们几乎把一生都献给了基础教育和自己的学校。他们对学生怀有爱和感情，有自己的社会和职业责任感，而且也很少有未来担任政府官员的期望和动力（我认识的大部分中学校长就是如此），他们更能纯粹地从教育的本质出发去研究考虑问题。有人曾批评说，学生是如此众多，中学校长怎么可能对每一个学生都熟悉呢——言外之意是“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没有现实基础。但我认为，如果一个中学校长不能够做到对自己学校里最有特点、最优秀的学生了如指掌的话，他可能就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也就不会是一位优秀的校长。 第三个效果是重建了社会 对于中学教育和中学校长诚信的信心，推动了中国教育诚信体系的建立与完善。   近年来，由于市场化改革的推进，中国社会诚信程度迅速下降，社会公众对于中学校长颇多微辞，中学校长在社会道德谱系中不再拥有道德光环和职业神圣感。事实上，社会对于“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的质疑，很大程度上来源于这种集体的心理不信任。但是，三年来，我们没有发现一起违规操作的情况。实践证明，中学校长是可以被信任的群体。中学生是国家和民族的未来，中学校长的言行对他们产生重要影响。中学校长应当是社会最值得信赖的群体之一。改革的顺利实施使社会在某种程度上恢复了对中学校长诚信的信任，我认为这是“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产生的最重要的政策后果，对中国教育和社会发展将会产生深远影响。

　　经过三年的探索，现在我们对“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充满信心——我们正在沿着正确的轨道做正确的事情。目前，人们对这项改革还有许多批评意见，我们充分理解并感谢这些批评，从这些批评意见中也汲取了更多的智慧，促使我们以更加谨慎的态度稳步推进改革，把好事办好。但教育改革从来都要以时间为代价，并非一蹴而就。我预计，这项政策将在未来五年左右的时间才会慢慢见到一些效果，如果持续改下去，十年之后——十年对于教育领域而言其实是非常非常短暂的——我想我们将可能走出来一条不同于美国的道路。 我始 终认为，中国的问题必须由中国人站在中国的立场上，根据中国的国情，用中国人的思维 加以解决。 我们从美国教育制度中借鉴了许多有价值的东西，但我们有自己独特的历史文化，在美国成功的不一定完全适合我们。我们必须要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拔尖创新人才选拔之路。

北大人才培养 标 准：有理想、有好奇心、有社会 责 任感、有 创 新意 识

            改革不是目的，它只是帮助我们能够比较顺利地达到彼岸。近年来的改革使我们越来越清晰地看清楚彼岸的方向和位置。我们的目标，是根据北京大学的人才培养特点，选拔适合北大培养的未来可能会影响世界甚至是改变世界的灵魂人物，为北大加快建成世界上最好的本科教育奠定坚实基础。这是北大招生事业的核心使命。

　　 北大是一所极具想象力的大学。她是一个巨大的熔炉，任何一个学生经过四年的培养，最后都可能变成一块百炼金刚。目前，我们招收了全国高考分数最高的学生，但是他们是不是都适合北大培养呢？将来是不是都会做出非同一般的成就呢？我觉得不一定。这些学生凭借最高分考入北大，将来毕业以后找到一份收入稳定的工作，获得比较高的社会地位，一般而言不会有任何问题。因为北大、清华每年招生数量大约为六千人，十年不过六万人，但中国所提供的重要岗位何止六万。所以北大、清华的学生最不应该担心的就是就业问题。但是，对于这些经过层层选拔脱颖而出的优胜者而言，是否能够被放置在一个合适的环境中被培养，结果却大不相同。如果是在一个适合他（她）的环境中培养，未来他（她）就有可能把自己的优势发挥到极致，做出非同一般的成就；反之，如果这个环境不一定适合他（她），那么，未来他（她）也不会混得太差——因为北大、清华的资源是稀缺的——但却丧失了成为非凡领袖人才的机会。对于社会和个人而言，这都是巨大的浪费。因此，对于北大和清华这样的高校而言，比招收分数最高的学生更为重要的是，什么样的学生最适合你培养？

            那么，什么样的学生适合北大培养呢？换句话说，北大招收学生的标准是什么呢？ 我 觉得首要的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北大的学生必须要有远大的理想和抱负 。 但是，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也许是整个社会的功利化，也许是现实生存的压力，现在的学生正在日益缺乏理想抱负。他们不再野心勃勃。近几年，我接待了许多优秀学生，也参加了面试，当我问他们未来的理想是什么的时候，大多数学生的回答是毕业以后要挣很多钱。这样的学生越来越多。这使我日益感到悲哀和忧虑。 因为一个把挣钱作为理想的学生，未来一定挣不到钱，或者挣不到大钱。 现在分数最高的学生都愿意去光华管理学院和经济学院，毕业以后希望去华尔街工作。但我告诉他们，除非你真的想去学经济，对此有浓厚的兴趣，否则，将来你一定只能给别人打工——给那些在某一个领域做出巨大成就的同学提供投资融资方案。相反，如果你有了远大的理想和抱负，未来就有可能成为影响世界甚至是改变世界的人物——当然还要具备其他的条件和要素，自己也会感到更加幸福。 比如，当你仰望星空的时候，你想去月球。但你之所以想去，不是因为月球上有广寒宫，有嫦娥，而是你真的想去。否则，当你到了月球以后，发现上面只有环形山，没有嫦娥，你就会非常失落，感到很痛苦。相反，如果你有远大的理想和抱负，到了月球以后即使发现没有嫦娥，也没有关系。 一个人能够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为人类的未来和福祉做出自己的贡献，也是一件幸福的事。这样你的一生就会始终获得一个持续发展的动力。

　　 其次，北大的学生一定要有 强 烈的好奇心。 就像顾先生刚才所讲的，如果你对于一件事情没有兴趣，没有一种狂热激情的话，你就不可能把它当成一项事业去追求。我觉得现在的学生正在日益丧失兴趣和好奇心。他们不但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甚至不知道自己不喜欢什么。去年我见到某省的高考第一名，就是所谓的“状元”。我问他你来过北大吗？这孩子不吱声。我问他你来过北京吗？他也不吱声。这样谈话是无法进行下去的。我只好问他，你喜欢什么呀？他还是不吱声。我没辙了，问他将来想学什么专业？我想这个问题应该可以回答。结果他果真回答了，但答案让我大吃一惊。他说你问我的老师吧。这样的学生北大是没有办法培养的，后来我把他推荐给了另外一所著名高校（笑）。

　　但我们不能责怪学生。学生并非天生没有兴趣和好奇心，关键是你的制度设计是保护还是损害他们的好奇心。我觉得我们现在的教育，特别是招生考试制度，对孩子的好奇心起到的不是正向激励而是负向激励。这使得学生在选择时面临非常大的困难和困惑，  特别是在填报高考志愿的时候。现在绝大多数省市实行的都是出分填报志愿方式。这一制度在一定意义上有其合理性——否则不会有越来越多的省市选择它——但它同时又带来非常大的负面作用。它导致我们今天的高考录取越来越像一个讨价还价的拍卖市场。每一个分数对应一所学校，甚至对应到某一个专业。专业的好坏——社会对其价值的评判——取决于录取分数的高低。这就使学生在做出选择时会面临很大的社会压力。他（她）不是出于自己的兴趣和爱好而是出于社会对其分数的估价。比如，一个分数很高的学生，他（她）可能不想学经济，但他（她）的父母和老师都觉得他（她）应该去，否则他（她）考了这么高的分数不就亏了吗？尤其是当他（她）想去学地质或考古的话，大家一定会认为他（她）有毛病——一个人怎么可能心甘情愿地吃亏呢？所以现在越来越多的学生集中到经济、管理等所谓“热门”专业。这是很不正常的，对于社会和个人来说都可能是巨大的灾难。

            有人会说，你说的也许很对，但我没有那么远大崇高的理想，只想过好自己的生活，选择热门专业有什么错呢？我想表达的观点是，即使你的目标不是成为最优秀的领导者，即使你只为自己而活，如果不是出于自己的兴趣而盲目选择当下的热门专业，可能仍然是错误的。时代发展如此迅速，知识蜕化日益加快，今天的热门可能成为明日黄花。前不久我们知道已经有上百年历史的美国柯达企业宣布破产，日本最大的电影放映器材厂家也破产了。这些当时最热门最好的企业，今天都走到了尽头。教育的效果从来都不会在当下显现。今天的学生从毕业的那一天起到成为社会上有一定影响力的成功人士，一般要经历二十年左右的时间。但是，按照中国目前的发展速度，二十年后的中国是什么样子的，今天我们根本想象不到。你怎么可能用今天的知识去解决未来的问题呢？企图通过学习今天的热门专业去在未来社会取得成就，这是现代版的“刻舟求剑”。因此，北大培养学生，教给学生的一定不是现成的知识，而是帮助学生形成正确的思维方法和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而兴趣和好奇心是最主要的动力。我们要问的是，二十年后，当你面临一个从来没有遇到的难题，也许任何人都没有遇到过，你怎么办？尤其是当所有人都对你充满期待的时候，你怎样用探索的精神和坚韧的意志带领一群人为了一个理想和目标而奋斗？

            第三，我们非常看重学生的创新意识。 乔布斯曾经说过一句话：“领导者和追随者之间最大的区别就是创新。”北大人才培养的目标是培养各行各业起引领作用的领导者，创新思维和创新意识的养成尤为关键，这和北大的历史传统和学科特点有关。北大是一所以文理见长的综合性大学，它的价值和使命是探索未知世界。这一点和以传统工科为主的高校完全不同。传统工科培养的是严谨的工程师。它训练和培养的是学生的是执行能力——按照科学原理设计图纸，或者按照设计好的图纸把东西做出来。它不需要甚至也不应当强调创新精神——如果你执意不按照理论和图纸的要求去做，有可能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果。但理科培养的是科学家。用一个可能引起歧义的隐喻来说，科学家仿佛是一个先知，擎着一盏明灯去照亮黑暗的世界，照到哪里哪里就亮了，照不到的地方依旧黑暗。没有创新精神，科学家就不可能完成照亮世界的任务。

            我们在今年的《招生简章》中写了这样一句话：“北大培养改变世界的人。”我们也的确培养了一些改变世界的人，比如被誉为“当代毕升”的王选先生。王选先生逝世的时候，有人说了一句广为流传的话：“只要你读过书，看过报，你就要感谢他，就像你每天用到电灯就要感谢爱迪生一样。”  如果没有王选先生，如果不是他把汉字的基本信息压缩进电脑的话，在一个互联网的时代，我们可能会被整个世界抛弃——西方人发明的电脑语言是英语。由于汉字和拼音文字的截然不同，总体而言，中国人的英语水平比较低。我们连印度都比不上——人家曾经是殖民地，我们只是半殖民地（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王选先生在信息时代挽救了中国文化。同样，创新精神也成就了俞老师的事业。在俞老师创办新东方之前，留学对于普通中国人来说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俞老师创办新东方之后，就完全改变了当代中国的留学结构，普通家庭的中国学生开始成为留学的主体。所以美国人要研究俞老师。为什么俞老师会具有这样的创造力呢？因为他是北大毕业的。

            最后一个但并非不重要的是社会责 任感。 北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特别强。这是他们与生俱来的已经融入血液的一个重要特点。根据我在北大近二十年的观察，北大学生很少为自己而活，总要超越些什么。即使开始时考虑的是自己，要解决生存问题，但是有一天当已经实现这个目标的时候他（她）一定不会满足，要为社会上更多人的幸福去奋斗。这是北大的历史传统所决定的。如果大家看过《建党伟业》这部电影，会看到很多熟悉的北大画面——这部影片的一半内容取自北大。试想，如果没有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就不会有中国共产党；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中国将会怎样？而这一切都是发生在北大校园的，也通过一代又一代北大人延续到了今天。

　　然而，对于今天的学生来说，社会责任感似乎变成了一个越来越遥远的概念，这让我们有时候会产生困惑。在去年“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实施细则中，我们曾经提出，不孝顺父母的学生不得被推荐。结果社会舆论就说北大在“举孝廉”。我不想和说这些话的人辩论。我想不出来这二者之间有什么联系。如果说不孝顺父母的学生也可以被校长推荐上北大的话，这只能说明社会上某些人的基本价值观出现了偏差。近二十年前，当我在新东方学习的时候，俞老师曾教给我们一篇讲述家庭的英语短文。那篇文章的结尾这样写道：“A home is more than a family dwelling. It is a school in which people are trained for citizenship. A man will not render good services to his country if he can do nothing good for his home; for in proportion as he loves his home, will he love his country. The home is the birthplace of true patriotism. It is the secret of social welfare and national greatness. It is the basis and origin of civilization.”中文的大意就是： 如果一个人不爱自己的家人，他就不可能去爱周围的人，也就不可能去爱自己的国家和民族。从这个意义上说，家庭是爱国主义精神的真正发源地，也是文明的基础和起源。

            有人说，是否孝顺父母很难被观测和评价。说这句话的人不明白，孝顺父母是一种习惯，装也装不出来。当一个人和父母走在一起的时候，他走在前面，他的父母走在后面，这就是不孝顺，至少没礼貌；当有一个空座位的时候，他（她）先坐下的，让父母站着在一边，这就是不孝顺，至少没心没肺。这样的人怎么可能指望他（她）将来会对所服务的机构有责任感？他（她）怎么可能去认真对待交给他（她）的每一项工作？当国家有危难的时候他（她）怎么可能挺身而出？一个连父母都不知道孝顺的人是没有底线的。这才是北大之所以提出“不孝顺父母者不得被推荐”的真正意义，也是北大特别看重学生的社会责任感的原因所在。

　　上面谈到的四条要素——理想和抱负、兴趣和好奇心、创新意识、社会责任感——只是北大选拔学生的部分标准。目前，这个标准体系我们正在进行完善。关键的问题是要明确标准的要素，并且要使这些要素可以被观测。这是一项巨大的工程。我衷心希望，这些要素能够通过招生考试制度的变化影响到目前的基础教育。中学校长和教师能够从日常生活的一点一滴中悉心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创新意识，发掘保护他们的兴趣和好奇心，激励他们树立远大的理想和抱负。 毕竟，考上北大、清华只是人生的第一步，比第一步更重要的是第二步要迈向何方——它决定了你未来成就的高度。 让我们大家一起努力，克服目前的困难，培养出我们国家和民族的未来能够影响世界甚至改变世界的灵魂人物。我相信这一天一定不会太遥远。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