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高校转型首先要打破观念壁垒

24.11.2015  16:54
    编者按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提高教育质量”为主题,提出了覆盖各级各类教育的发展目标和任务,涉及教育公平、均衡发展、高校创新转型、个性化学习以及提供多样化教育服务等当前教育改革发展的难点、热点问题,既是为未来5年教育改革发展“提纲挈领”,也是“添薪加柴”。本报从今天起推出“学习贯彻五中全会精神·聚焦‘十三五’”栏目,将陆续就这些问题刊发稿件,与广大读者一起细细研读“十三五”规划建议的教育亮点,敬请关注。
  引导普通本科院校向应用型转变,很多地方正在“破题”。
  今年7月,浙江公布了首批41所加强应用型建设试点本科院校名单。浙江明确提出,这些高校的应用型专业将占所在院校专业数的70%以上,在应用型专业中就读的学生将占所在学校在校生的80%以上。
  如今,试点建设已近4个月。浙江传媒学院的“传媒文化创意产业园”一直人气兴旺;在浙江财经大学东方学院,被称作“校内仿真社会”的企业经营管理实训中心、金融实训中心、创意工坊等焕然一新,这些实践基地很受学生欢迎,整个学期的教学日程都已排满。
  武汉工程科技学院一负责人很关注类似的消息:“目前给我们高校的感觉是,谁在转型发展中掉队,未来就将在高校中掉队。
  “鼓励具备条件的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这是《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提到的,是几百所普通本科高校今后办学定位和发展思路的风向标。这一改革思路在几年前被提出,如今写入中央文件,背后对经济社会发展有着怎样的现实思考?怎样算“具备条件”?这些问题都需要深入追问和思考。
  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高教室主任马陆亭分析说,这种转变有着国际国内的需求。从国际来说,经合组织也都在关注高教与区域经济发展相结合。经济学家提出了“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水平(人均GDP在4036美元至12476美元)后,如果不能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会导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最终出现经济停滞的状态。2012年,我国人均GDP达到6100美元,已经进入中等收入偏上国家行列,恰巧处于这一阶段。而且,美国提出要重返制造业,中国渐失人口红利,一些制造业企业可能会选择迁向越南等人力资源成本更低的国家,中国急需从劳动力红利向技能红利和技术红利转移,这急需普通本科院校提高适应人力资源市场变化的能力、促进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的能力、为区域发展创造人才红利的能力。从国内来说,要改变高校千校一面、盲目追高的状况,对高校进行分类管理。另外,面对每年700多万名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压力,也需要一批高校走出另外一条道路。
  目前,我国共有600多所地方本科院校,大多数都是1999年以来“专升本”后新设的,跨度16年,所处区域条件、行业背景、办学历史等差异很大。马陆亭认为,向应用型转变不局限于这些普通高校,但是以这些高校为主体。起初提法是转型为应用技术类型高校,在今年两会后,政府工作报告中已经去掉“技术”两字。马陆亭解释,因为“技术”很容易和理工科挂钩,而一些护理、文秘等文科专业也都是应用型专业。
  不同高校面对转型的心态不一样,一些技术背景很强、与行业产业结合紧密、转型起步较早的高校积极性特别高,已经充当起应用型高校的“领头羊”,如常熟理工学院、黄淮学院等。而一些高校与地方产业结构发展需求匹配度不高、专业优势与特色不明显,存在回避转型的思想顾虑,觉得办职业教育是矮化了办学层次,这与我国职业教育社会声誉度不够高、吸引力不够强有关。
  马陆亭认为,不要纠结于办职业教育提法的改变,而是要意识到这是办学思路、办学定位和办学模式的调整,人才培养的目标、方式等要向实用型转变。比如,德国培养应用型人才很值得我们学习,他们特别重视实践环节,一般具有5年以上行业产业经验的人才能做教师,这将带来教育方式的变革。在未来应用型高校的建设中,对人才实训实习的课时比例要达到30%以上。
  “仍有一些普通本科院校还在瞄着综合性大学发展,所以说,最难改的是观念。”马陆亭说。
  除了观念壁垒,第二大难题是师资。如何建立起跟转型发展相适应的师资队伍?马陆亭认为,对学校来说,老教师要进行知识改造,新进教师的来源渠道要实现多元化。若要从企业进人,人事部门的通道是否能走通?这需要一整套的人事、评价等配套制度。这些教师要不要搞科研?在马陆亭看来,也要搞,不过要追求横向科研,强调跟行业企业联系程度的紧密性。这就需要评价指标、方式的改变。
  “鼓励具备条件的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政府如何鼓励?除了推进管办评分离、扩大高校的办学自主权等,马陆亭还特别提到,地方特别是省级政府要鼓励地方院校实行多元治理模式,紧密联系行业企业,不能光让行业企业支持,而没有办学参与权。虽然现在也有校董会、理事会等组织,但是将来要允许行业企业在办学中有决策权,支持行业、企业全方位参与学校管理、专业建设、人才培养和课程设置。要像允许混合经济多种模式存在一样,鼓励二级学院结合地方产业链发展方向探索不同的治理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