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讯|吴昌硕与他的“朋友圈”亮相浙博

　　一代书画大师吴昌硕，都曾有些什么样的友人呢？8月16日起，《吴昌硕与他的“朋友圈”》亮相浙江省武林馆区三层书画厅。

　　吴昌硕，1844年9月12日出生于浙江湖州安吉县，1927年11月29日逝世于上海北山西路吉庆里。从苦于生计的乡村秀才、一官如虱的“酸寒尉”，到领衔海上的艺坛耆宿，其一生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五朝而至民国，游学、游宦、游艺的足迹辗转湖州、杭州、嘉兴、苏州、上海等地，更曾远赴京津、北上山海关。

　　吴昌硕中年时作有《怀人诗》、《十二友诗》记其青壮年时代的好友知己，又回忆生平交游，列文二十余篇，记与己有金石交谊者，结集为《石交录》，自谓在黯淡仕途的“风尘奔走”中，“德业不加进，每思之未当不悔。独幸所遇贤豪长者，往往契合，非伏处岩穴所能庶几，此则差足自慰矣”，从中颇可体会师友之谊在其人生阅历中的意义和对其艺术成长、成熟所产生的影响。及至晚年，吴昌硕更以开放的心态活跃于各种诗会、印社、书画团体，在广泛的社会交往中逐步拓展自己的艺术影响力，确立起艺坛领袖的地位。

　　作为集四艺于一身，承前启后的艺坛巨匠，吴昌硕所亲历的，恰亦是一个于动荡中众星云集，大师辈出的时代。在他的友朋中，有着诸多声名显赫的积学大儒、高官大吏、收藏世家和工商巨子，也多狷介清寒的畸人墨客、在时代的潮流中安身立命并寻求突破的职业画人。他们的诗文唱和、印篆题跋、书画酬答和往来书札，承载着彼此间的契合提挈与相互砥砺，也折射出晚清至民国这一新旧交替的历史时期社会、艺术思潮的传承与新变，或可为管窥吴昌硕其人其艺提供另一种视角。下面，就让我们来看下吴昌硕的朋友圈都有谁吧。

　　吴辛甲

　　吴昌硕的父亲吴辛甲系咸丰辛亥举人，善诗，亦喜篆刻，吴昌硕正是从他那里得到了为学为艺的最初启蒙。1860年，太平天国的战火蔓延至吴昌硕的家乡安吉鄣吴，17岁的吴昌硕流亡避乱，“流离转徙，学殖荒落”，历五年方得与父亲重逢返乡。

　　吴昌硕《七十自寿》诗云“我祖我父称通儒，可怜无福授我书”，对少年时被迫中断的随父读书生涯充满伤悼之情。动荡的时代和家庭的变故使他的艺术未得早熟，将届而立方才初现雏形，在他青年时代的艺文发轫中，家乡的学官潘喜陶和同里诗人施旭臣都留下了印痕。

　　俞樾

　　1869年，26岁的吴昌硕首度赴杭州，求学诂经精舍，从名儒俞樾学习小学及辞章。

　　诂经精舍地处孤山南麓，嘉庆六年（1801）由时任浙江巡抚的阮元所辟，后几度兴废，于同治五年（1866）重建，一度为浙省最高学府。

　　俞樾（1821-1907），字荫甫，晚号曲园居士，德清人。曾官河南学政，后以“试题割裂经义”被劾，罢官后潜心学术，于经史、文字学、音韵训诂皆有精深造诣，一时称朴学之宗。

　　俞樾于1868年出任诂经精舍山长，主掌精舍讲席达三十一年，其掌教强调“由训诂而名物、而义理，以通圣人之遗经”，并以为“其以应举文诗课士者，则有敷文、崇文、紫阳三书院在。至诂经精舍则专课经义，即旁及词章，亦专收古体，不涉时趋”，故精舍以学术严谨而与专意科举的书院形成鲜明对比。吴昌硕在诂经精舍的这段治学经历，对他于金石学的理解和篆刻书法的探索具有重要影响。

　　俞樾一生兴趣广泛，其著作涉及诗、词、曲、赋乃至小说、传奇，他又精研汉碑，尤擅写隶书，以沉厚含蓄的风格见称。其晚年往还于苏、杭之间，1874年更在苏州建曲园，因此吴昌硕负笈诂经精舍的时间虽不长，却得以在其后的岁月里与俞樾时有过从，在问学之余，也多得老师的人脉之助。

　　吴云

　　吴昌硕游学、游艺的同、光年间，由乾嘉考据学发展而来的金石学日益成为知识精英竞相追逐的学术主流，并由此而为篆刻和书画艺术带来新的审美参照。以印人起步的吴昌硕，在青年时代于湖州、杭州等地的游历中就开始了对金石碑版文字的研习，他曾于1875年寄寓湖州收藏家陆心源潜园，协助其整理文物，由是得见陆氏搜罗的大量汉晋古砖，及至中年留居苏州，更借助印艺得以与一批江南学术、收藏圈中的显赫世家相交。

　　吴云（1811-1883），字少甫，号平斋，晚号退楼，湖州人，官至苏州知府。工书、印，精鉴好古，收藏富且精。因藏有各种旧拓《兰亭序》二百多本，故名其室为“二百兰亭斋”，又先后收得阮元及苏州曹氏所藏齐侯壘两件，因颜其居曰“两壘轩”。吴云还以收藏古玺印著称，所蓄先秦两汉以来官私印多得自东南故家，仅从张廷济后人手中就购得四百钮，为一大宗。

　　吴昌硕于1872年初游苏州时造访了这位乡前辈，1880年更曾坐馆吴云府中，得与吴云时相过从并综观其收藏，其《石交录》感慨“封翁（吴云）假馆授餐，情意甚挚，因此得纵观法物，于摹印作篆稍有进境，封翁之惠居多矣”。

　　杨岘

　　杨岘（1819-1896），字见山，又字季仇，号庸斋、藐翁、迟鸿轩主等，湖州人。咸丰五年举人，应会试不中，遂以幕僚身份辗转各地，曾入曾国藩幕，后官常州、松江知府，晚年被劾罢职后寓居苏州，读书著述，以卖字为生。

　　吴昌硕《怀人诗》有“藐翁先生”一首，写杨岘“奇诗动似春葩吐，古隶书成乱发团”，《石交录》更以为杨岘的隶书“自成一家”，“于汉碑遗貌取神，著笔欲飞，而古茂之气溢于槠墨”，另《缶庐集》中有多首诗系为杨岘而作。

　　1882年，吴昌硕以捐纳在苏州谋得一小吏之职，举家定居苏州，得与杨岘比邻，几次欲拜这位同乡前辈为师，杨岘却回信以为师生之称未免落俗，提议不妨以兄弟相称，“师生尊而不亲，弟兄则尤亲矣”。

　　作为隶书名家，杨岘熟稔汉碑，而其书用笔明快爽利，墨色亦多变化，在以沉厚为尚的风气中极具个性特色，却也往往被诟病为偏离古意。但杨岘显然并不以为意，就在二人以兄弟定交的信函中，杨岘便以读书作文为例，劝勉吴昌硕“不必过事高古，惟古书不可不读，使知宇宙间原有高古文字”，这种以古为用的艺术观，与吴昌硕后来“古人为宾我为主”的思想可谓一脉相承。

　　杨岘对吴昌硕的影响还在其浪漫的诗人情性，散落在诸多的诗文往还，书画题跋之中，贯穿吴昌硕四、五十岁间的艺事探索与人生走向。

　　任伯年

　　任伯年（1840-1895），名颐，号小楼，浙江萧山人。早年随族中长辈任熊、任薰习画，并曾于土山湾画馆学习素描、水彩。其作题材广泛，而以花鸟、人物成就最高。

　　吴昌硕与任伯年相识于1883年，任伯年从吴昌硕尚显稚嫩的画作中看到长年书法、篆刻磨练的笔墨功力，对他青眼有加。二人虽未定下师生名分，却从此成为至交。

　　任任伯年曾为吴昌硕作过多幅肖像，包括1883年《芜青亭长像》，1886《饥看天图》年、1887年《棕阴纳凉图》、1888年《酸寒尉图》。《蕉荫纳凉图》画上未署纪年，吴昌硕之孙吴长邺在年谱中将其列为1888年绘，另有一说谓此作于1892年。

　　吴昌硕对此画极珍爱，任伯年去世后，他常睹画思人。1904年，他在画上写下了一首长诗，诗中感慨了自己并不顺遂的人生，并以雨打芭蕉的意境，传达了对故人的思念。此作曾被窃，令吴昌硕痛惜不已，1907年，它被吴昌硕的好友，词人郑文焯在上海发现，得以物归其主。郑氏题跋对画作的失而复得作了说明。

　　王震

　　1911年夏，68岁的吴昌硕赁屋吴淞，正式开始了职业书画家的生涯。他于1912年起定居上海，1913年，又在王震的盛邀下搬入北山西路吉庆里923号。在成就艺术巅峰的晚年岁月，他与王震成为了情同父子的忘年至交。

　　王震（1867-1938），字一亭，号白龙山人，湖州人。实业家、社会活动家。曾任日清汽船会社买办，华商电器公司董事、上海总商会主席等，加入同盟会参与了辛亥革命上海起义，并资助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

　　王震早年曾随任伯年学画，有扎实的笔墨功底，二次革命失败后，从国民党上海分部部长任上急流勇退，于书画一途锐意进取。在吴昌硕尚未于海上书画市场打开局面时，他以大量的书画订购给予了吴昌硕最有力的经济支持，并以自身在商界、政界的地位，而成为吴昌硕艺术盛名远播的重要推手。

　　王震曾自谓“四十后，与安吉吴先生论画敲诗无虚日”，除了艺术的切磋砥砺，吴昌硕与王震的身影也频繁地出现于各种书画社团的雅集、展览、慈善赈灾活动中，“王画吴题”一时有“海上双璧”之誉。二人的携手合作，对民国时期海上书画家群体社会影响力的增强和海派艺术的发展走向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民国初年，一批曾以仕宦为正途的旧朝士大夫在时代的激变中选择寓居上海，以学问自遣，并以鬻艺谋求生计，这一“遗老”群体的艺术实践，对民初海上艺苑的风格走向和文化标高深具影响。厕身其中的吴昌硕，晚年友朋也多这一群体中人。如他与学识宏博，并以融合碑帖的行草书开一代宗风的沈曾植便颇多艺文往还，与时称词坛宗匠的朱祖谋，诗、书兼备的郑孝胥更为密友，另与陈三立、曾熙、李瑞清等也多有交集。

　　在活跃于艺苑的“遗老”群中，1844年出生的吴昌硕已然最年长者，但在共有的文化身份认同外，吴昌硕却以其开放的心态和积极的开拓精神而尤具身份转型的现代意识。如他在1914年，便率先举办了近代史上的首个个人书画篆刻展览会，他的身影还频繁出现在代表沪上新兴美术团体的“天马会”等社团活动中，他的友朋，也有错综多样的身份，由此亦可见这一时期社会和文艺形态新旧交杂的复杂面貌。

　　1913年，古稀之年的吴昌硕被推为西泠印社首任社长，稍后，他又成为海上题襟馆金石书画会会长，这无疑都标志着吴昌硕已渐成为海上艺坛的领衔者，同时，这两个社团也成为了吴昌硕发挥公众影响力的重要平台。吴昌硕晚年于艺林中的声望，在其八十寿辰的盛况中颇可见一斑。此外，他四艺合一的深厚涵养和仁厚宽和的长者风范也使其晚年弟子和私淑者众，吴派艺术由此而成时代之音的最佳代表，并在其身后依然发挥着深远的影响力。

　　据悉，本次展览将持续至10月7日，感兴趣的朋友不妨前去一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