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晋川：我与温州模式研究

【编者按】 今年是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今年以来，我省学者纷纷撰文，以亲历者的身份，回顾其参与浙江改革开放四十年有关领域研究的情况，从学术研究的视角展现浙江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发展历程和辉煌成就。经作者本人同意，本公众号近期将刊发部分学者的回忆文章，作为对浙江改革开放四十年的致敬和纪念。本期刊发的是浙江大学史晋川教授的《我与温州模式研究》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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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於一九八四年底从复旦大学经济学系研究生毕业后到杭州大学任教，但由于从一九八四年夏天开始就参与浙江省国民经济第七个五年计划制定的研究工作，后来又陆续参与了省里的其他区域经济发展规划的研究，对温州经济社会发展及温州模式研究的进展，一直来都是非常关注的。一九九一年，我读了大学同班同学、时任浙江省社科院副研究员张仁寿撰写的《温州模式研究》一书，对温州经济发展有了更多的了解，同时也对研究温州模式产生了较大的兴趣。一九九三年初，我获得了美国基督教亚洲高等教育基金的资助，准备去美国芝加哥大学访学一年，当时就有意将温州模式研究作为美国访学期间的主要研究课题，于是在一九九三年上半年同原浙江亚太研究所副所长刘伟一起去温州，做了近一周的实地调查研究，期间与温州市体改办马津龙先生有过几次交谈，收获颇丰。但由于在赴美访学期间自己的兴趣转向了法律经济学研究领域，所以对温州模式的研究就暂时搁置下来了。

一九九八年初，教育部社会科学司阚延河副司长和张保生处长来杭州大学指导工作，期间谈起有中央领导对教育部的领导说温州的改革开放及经济社会发展很有特色，希望教育部能组织有关专家学者进行研究。张保生处长当时征求我的意见，希望杭州大学能够组织课题组来开展这项研究工作,我当时很高兴地就答应下来了。在当时的杭州大学领导的支持下，杭州大学和温州师范大学成立了温州模式研究课题组，同时由我和金祥荣教授共同起草了温州模式的研究项目申报计划上报教育部。同年八月份，正当“四校合并”组建新浙江大学时，教育部下达了“温州模式研究”这一重大课题的立项通知，这是浙江大学获得的第一个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项目研究课题。一九九九年五月，经教育部社会科学司批准，温州模式研究在温州师范大学正式开题，我代表课题组汇报了温州模式研究开题报告及课题初步研究进展，得到了教育部专家组的充分肯定。此后，在金祥荣、赵伟、罗卫东、张靖龙教授等各位课题组成员的支持帮助下，历经三年多的努力，二〇〇一年下半年，温州模式研究总报告和各专题报告陆续完成，由教育部社会科学司科学研究处在浙江大学召开了课题结题评审会，温州模式研究课题顺利结题，并在同年底出版了《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温州模式研究》（以下简称《温州模式研究》）。《温州模式研究》的出版，在国内外学术界及各方面都获得了较好的反响，二〇〇六年获得了首届张培刚发展经济学优秀成果奖，  二〇〇八年又获得了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突出贡献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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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模式研究》的贡献在于首次提出了一个研究中国改革开放时期区域制度变迁和经济发展的经济理论分析框架，从经济学的资源配置这一最基本的视角深入研究了温州模式。众所周知，资源优化配置是经济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从资源配置的视角观察，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一方面表现为资源在不同产业部门的流动和优化配置，即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资源不断地从初级产业部门向制造业和服务业流动和优化配置，也就是工业化；另一方面，经济发展也表现为资源在不同地域空间的流动与优化配置，即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资源不断地从农村向城市流动集聚和优化配置，也就是城市化。同样的，改革开放以来，温州经济发展经历了从农村工业化到新型工业化和从小城镇兴起到现代都市扩张的历程。那么，推动温州经济发展背后的力量是什么呢？《温州模式研究》一书，同样地也从经济学的资源配置视角来研究了这一问题，给出的答案是：推动经济发展背后的力量是制度变迁。从经济学的资源配置视角来看制度变迁，一方面制度变迁表现为资源配置主体的变化，即老百姓成为从事资源配置活动的主体，也就是资源配置主体的民营化；另一方面，制度变迁也表现为资源配置方式的变化，即市场取代了计划成为资源配置的主要方式，市场在资源配置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也就是资源配置方式的市场化。同样的，改革开放以来，温州的制度变迁就是以大规模的民营化和市场化为其最重要的特征。

《温州模式研究》全面深入地研究了改革开放以来温州的制度变迁和经济发展，研究结论表明，温州模式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在一个区域中率先利用民营化和市场化推动了工业化和城市化，即温州模式绝对不仅仅只是一个单纯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同时也是一个具有突出的制度变迁特征的模式。温州老百姓在改革开放初期，以敢为天下先的勇气，大胆地率先突破了传统计划经济的旧制度束缚，成功地闯出了一条区域经济发展的新路子。我们在这层意义上也可以说，温州模式就是温州老百姓自己创造的模式,而《温州模式研究》讲的就是“温州老百姓自己的故事”。

温州模式的兴起同区域的自然资源禀赋及区域经商传统的历史文化资源禀赋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温州虽然中国东部地处沿海地区，但温州市全域11783.5平方千米面积中，山区占到了78.2％，人多地少一直是其非常突出的自然资源禀赋特征。改革开放后，尤其是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改革后，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被极大地激发出来，农业生产及农产品产量迅速增长。由于温州人均耕地面积很少，在温州的农业生产部门，就很快地出现了土地边际产出递减，农民无法仅仅依靠农业生产单一渠道来进一步提高自己的收入。同时，由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赋予了农民自主支配自身劳动力的实际权利，具有经商历史文化传统的农民就开始跳出农业生产，使得温州的农村劳动力大规模地转移出农业生产部门。农民们或扩大自己的副业生产、或从事长途贩运等经商活动、或合伙办工业小作坊，各种私营经济迅速兴起，并得以蓬勃发展，极大地推动了温州的农村工业化进程。随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从农村走向城市，同样具有经商历史传统的温州城镇居民，也率先在城镇发展起个体私营经济，同时农村的个体私营经济也大量涌入城镇。城乡私营经济的大规模融合发展，极大地推动了温州的城镇化进程。传统的小城镇迅速扩张，新的城镇开始崛起，区域内外的交通条件不断改善，各种生产要素的流动更加充分，资源配置的效率不断提高，温州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

事实上，在国内同样也还有一些地区，具有与温州类似的自然资源禀赋和历史文化资源禀赋，但为什么温州的发展在改革开放的初期就成了一枝独秀呢？这应该说是同温州当地政府对待个体私营经济发展的态度和做法是分不开的。

首先，温州市的党政官员中，由于中国革命在温州地区的历史原因，1949年新中国建立后，在温州的地方党委和政府中，土生土长的党政官员所占的比重比较大，而这些党政官员自然受当地历史文化资源禀赋的影响比较大，对当地的自然资源禀赋也更加了解，对当地老百姓的真实意愿和人力资源属性也更加清楚。所以，在执行中央和上级政府的政策时，会更多地倾向于考虑当地老百姓的利益，尽量从当地的实际情况出发，在政策落地时留有更大的余地。例如，在1960年代初期，温州是率先试行“包产到户”的地区，也就是改变当时人民公社的生产队实行的集体劳动方式，把生产队的土地经营权分给每一户农村家庭。同样，即使是在“文化大革命”那样严峻的政治高压环境下，温州的许多地方还是存在着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之外的个体经济活动，“资本主义的尾巴”从未比较彻底地割干净，而相当一部分党政基层官员，对此采取的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加上温州远离政治中心的地理因素，所谓“天高皇帝远”，客观上也为当地党政官员的所作所为提供了比较有利的条件。

其次，温州虽然地处沿海地区，但是海峡对面就是台湾地区，由于大陆与台湾长期处于敌对状态，温州也就是大陆对台湾军事斗争的海防前线，必须随时保持高度警惕，应对与台湾可能发生的军事冲突。正因为这样的特殊地理位置，中央政府当时赋予温州的历史任务是“种好地，抓好鱼，站好岗”。也就是说，中央政府根本没有把温州作为一个发展工业的主要地区来加以考虑。所以，在改革开放之前的计划经济时期，中央政府很少考虑在温州安排工业项目来推动区域经济发展，致使温州在很长一个时期中，经济发展基本上没有得到中央和上级政府的投资支持。由于温州在计划经济年代，在中央政府主导的工业化时期，没有得到上级政府支持，所以温州的地方党政官员在改革开放后，当他们在考虑发展当地经济时，自然就很少会想到去求助上级政府的支持，而是在第一时间内自然地眼睛向下，视线之内也就是那些土生土长的温州老百姓。正因为如此，与国内其他地方相比较，温州的地方党政干部在改革开放后，对温州本地的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持有相对宽容的态度。

温州地方党政官员对待本地个体私营经济的宽松态度，与温州的个体私营经济发展，两者在温州的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种类似正反馈的机制，在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得以不断增强。究其原因主要有：一是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国家对个体私营经济的态度日趋宽松，地方党政官员支持个体私营经济发展的政治风险在减弱;二是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带动了温州经济的迅速发展，给当地党政官员带来了巨大的政绩，强化了党政官员支持个体私营经济发展的激励；三是由于个体私营经济的兴起及大规模扩张，当地的许多家庭都在从事个体私营经济活动，与其他地区相比较，温州有更多的党政官员家庭的直系或非直系亲属或多或少参与了个体私营经济活动，官民的经济利益大量交织在一起，从而实际影响了党政官员在政策执行过程中的价值取向。

当然，也毋庸讳言，官民经济利益的交织，事实上在温州后来的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过程中，也带来了相应的负面作用，轰动全国的杨秀珠案件和温州当时有名的“阿太案件”就是典型的例子。这种负面作用主要表现在温州的制度变迁原本就带有非常浓厚的“人格化交易方式”的特征，这使得政府官员手中的公权力和个体私营经济特别容易相互渗透，从而扭曲了政商关系，阻碍了温州的对外开放及新的生产要素的流入，影响了温州在近十多年的产业结构升级，并发生了产业结构的“代际锁定”现象。事实上, 公权力和个体私营经济的相互渗透及其引发的腐败,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反腐斗争中非常重视的一个问题,也是在全国带有普遍性的一个问题。我们当时的研究，只不过是在温州的经济社会发展中较早地初步察觉和提出了这个问题。

温州模式作为一种“自我扩张的秩序”，可以说是中国改革开放后区域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的一个典型，温州模式的兴起与发展的背后逻辑是：资源禀赋——制度变迁——经济发展。但是,从历史发展的眼光来看,我们并不能过于乐观地认为，温州模式作为一种"自我扩张的秩序"，在从计划经济过渡到初级的市场经济后，就肯定会顺利地进入到现代市场经济。按照温州模式兴起和发展背后的相同逻辑,作为一种区域经济制度变迁的模式，温州的制度变迁不仅会受到整个国家制度变迁进展的制约，同样也会受本地区鲜明的地域传统文化禀赋的影响和制约，从而导致区域经济制度变迁的受阻。区域经济制度变迁的受阻，一定会影响到区域经济发展的活力，导致旧的发展模式动力消解，同时又抑制了区域经济中产业结构的演进及新的发展动力的成长。经济学的历史比较制度研究表明，历史上曾经在地中海从事海洋贸易的马格里布商人群体，虽然盛极一时，但由于其特定的穆斯林族群文化所造成的封闭交易商圈及人格化交易方式，致使后期的发展形成了严重的路径依赖，最后导致其没落并退出了地中海贸易的历史舞台。在我看来，七百多年前的马格里布商人群体的兴衰，对于温州的经济社会发展来说，应该是前车之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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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模式研究》一书在二〇〇四年由我主持作了一次比较全面的修改完善，发行了新的修订版。虽然在去年《温州模式研究》又被列入社会科学优秀研究成果外译文库，将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和德国斯布林格出版社联合出版英文版，但在编辑英文版时只是对书中的篇章进行了筛选，对在英文版中仍保留的各章内容的调整充实幅度并不大。所以，《温州模式研究》这部著作对温州模式的研究主要还是集中在1978年至2002年期间的温州模式发展。当然，这一期间正好覆盖温州模式从兴起到崭露头角乃至进入全盛发展的年代，也正是在这一时期，温州模式从开始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到充满争议直至誉满天下，最终成为中国各个地区发展中争相效仿的模式。可是，也毋庸讳言，从2002年至2017年这十多年期间，温州的经济社会发展遇到了许多困难和问题，使得温州模式又回归为一个争议颇多的话题。

进入二十一世纪后，温州的经济社会发展步伐开始明显放缓，许多主要的区域经济发展指标落后于浙江省的其他地区，由此引起了社会各方面和学术界的关注。2003年，在上海交通大学召开的“走向新的政治经济学国际研讨会”上，我作了“温州模式的历史制度分析”主旨报告，运用美国斯坦福大学格雷夫教授的比较历史制度分析的理论框架，剖析了温州模式所面临的三大问题，即：①温州经济发展中为什么产业结构的演变出现了“代际锁定”的趋势？②温州经济发展中为什么很少从国内外引进外部资本来投资？③温州商人为什么要通过大规模的移民来在全世界建立庞大的商业网络？我的初步研究表明，温州的地方文化传统强化了温州人从事经济活动的“人格化交易方式”，使得在传统制造业中借助“人格化交易方式”从事生产和销售活动的温州人，很难摆脱那张由温州人自己编织的人格化交易网络去进入新的产业领域，从而导致了温州人一直固守传统制造业的“代际锁定”。同时，由于温州人的人格化交易方式从商业活动向政治领域的渗透，温州当地那种非常紧密的地方政商网络，阻碍了外来投资者进入温州，使得温州经济很难借助外来投资发展新的产业。而温州人的大规模海外移民，完全是因为温州商人只有在海外编织一张巨大的人格化交易网络，才能在全世界放心做生意。研究结论表明，能否改变温州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人格化交易方式事关温州模式的未来的发展前途。

我关于温州模式历史制度分析的主题演讲，没过几天就由《解放日报》在第一版的显著位置作了专门报道，国内众多报刊和网站随后也迅速作了大量的跟进报道，从而在国内引发了一场有关温州模式发展前途的大讨论，许多学者、政府官员和新闻记者纷纷发表自己的观点，各抒己见，褒贬不一。同年底，我又在温州市召开的浙江省经济学会年会上再次报告了我的研究成果，又一次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而热烈的议论，张曙光教授、张仁寿教授、张旭昆教授、罗卫东教授、盛世豪教授及温州本土学者马津龙教授、朱康对教授等，也有美国和日本的学者，纷纷撰文参与了这场温州模式的大讨论。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当时也曾组织过温州模式专题学术研讨会，曹正汉、叶航、潘士远等老师以及博士研究生钱滔、朱希伟、叶建亮等同学，也都发表过许多对我很有启发的意见。有关温州模式大讨论中主要学者和部分政府官员的观点，最后由董希望研究员汇编入了《温州模式的历史命运》一书中。

温州的经济发展到了2010年，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下，产业结构“代际锁定”的严重后果加速暴露，许多传统制造业企业生产经营难以为继，企业的资金链开始断裂，由此引发了温州民间金融风险的爆发，并迅速导致了温州的民间金融危机。温州的地方金融危机甚至惊动了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温家宝亲赴温州调研，指导出台对付金融危机的应急政策，并且随后将温州列为国家的地方金融改革试点。事实上，由温州民间金融危机诱发的区域金融危机，在很大程度上也证实了人格化交易方式给温州经济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当时，以我为代表的一批国内学者认为，温州民间金融风险的形成和爆发，主要原因就是因为传统的民间金融活动是由人格化交易方式来保证金融契约的执行的，而当传统民间金融活动迅速扩张后，融资目的及用途的改变、融资规模的扩大、融资主体人数的急剧增加，以及由此带来的参与民间融资人员之间地缘、血缘和亲缘关系的松散，民间金融活动资金供给方和需求方日益呈现出严重的信息不对称，使得人格化交易方式完全无法在新的民间金融活动中，来有效地发挥其契约执行机制的作用，保证民间金融契约的顺利执行。《浙江社会科学》和部分主要财经媒体刊登了我的文章或报道了我的观点。

我对温州民间金融风险发生机理的研究，引起了温州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的重视，时任温州市委书记的陈德荣同志来杭州找我谈了温州民间金融问题，随后就委托我开展《温州市民营经济改革创新试验区若干金融发展重大问题研究》的工作。我带领的浙江大学课题组历时半年，完成了《温州地方金融发展及政策创新》总报告，以及《温州农村金融组织发展及政策创新》《温州股权投资的发展及政策创新》和《温州利率市场化及政策创新》等三个专题报告。研究报告提交温州市委、市政府后，为温州市争取国家的地方金融创新试验区，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撑，其中的许多政策建议都被吸纳进了《浙江省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总体方案》和《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实施方案》之中。但是，坦率说，温州市的区域金融综合改革在实施过程中结果并不尽如人意，关键是对温州的金融改革和产业转型升级两者形成良性互动的重视不够，《南方周末》等部分媒体也曾经报道过我的这一看法。

现在回顾来看，尽管对于温州模式在近十几年来所遇到的问题，许多学者也作了各种各样研究和给出了不同的解释，但由我率先提出的有关温州模式的比较历史制度分析，应该是一种比较具有学理的分析，从人格化交易方式视角给出的解释，也应该是比较具有理论逻辑和很强说服力的。当然，对于用人格化交易方式来解释温州模式面临的困境，国内外学者也有着不同的看法。例如，日本学者认为人格化交易方式对温州模式的产生和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不应该轻易否定。同时，也有一些国内外学者认为，人格化交易方式可以降低交易成本，起到润滑交易的作用。实际上，我对温州模式的比较历史制度分析，是在肯定人格化交易方式在温州模式发展中的历史作用的前提下，来反思人格化交易方式对温州模式发展的负面影响。在温州模式的发展过程中，当区域经济活动对人格化交易方式形成严重的路径依赖，甚至阻碍了市场交易方式向非人格化交易方式的转变时，就暴露出了人格化交易方式的缺陷。据此，我认为温州模式的发展前景，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温州区域经济发展中市场交易方式的转变，即从建立在地缘、血缘、亲缘这种“三缘”纽带基础上的人格化交易方式，转变为建立在法治基础上的非人格化交易方式。这也又一次证明了制度变迁对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现代市场经济是建立在法治基础上的契约经济，这是温州模式在新的历史时期应循的演化路径。 

以上零零总总，就是我本人对从事温州模式研究工作经历的回顾，以及在温州模式研究中的一些个人观点。在中国的改革开放40年之际，认真回顾和总结温州模式及其研究工作，是一件很有价值的事情。当然，我对于温州模式的研究及看法仅仅是一家之言，真诚地欢迎大家批评指正。

史晋川，经济学博士，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美国芝加哥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和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访问教授，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浙江省政府咨询委员会副主任、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浙江大学民营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浙江省（浙江大学）金融研究院院长。研究领域宏观经济、区域经济与民营经济和法律经济学。1992 年成为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1999 年入选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2005 年入选全国“四个一批”人才，2009 年入选“影响新中国经济建设 60 年的 100 位经济学家”，2014 年入选国家“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