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剧的新突破

　　时间：2015年11月1日

　　地点：北京赵家楼饭店东楼四层会议室

　　刘文峰（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原副所长、中国戏曲表演学会会长）

　　由剧作家郑怀兴创作、晋剧表演艺术家谢涛主演的新编历史晋剧《于成龙》在京首演。作为一名戏曲工作者、晋剧老戏迷，我非常高兴。把于成龙的故事搬上舞台，已有上海京剧院和山西吕梁晋剧院《廉吏于成龙》的成功先例。郑怀兴没有照搬《廉吏于成龙》的故事，而是另辟蹊径，把戏的主题定位在“忧国忧民，敢于担当”上。于成龙因负责修建的浮桥遭洪水冲垮而被免职返乡，当动乱的灾难降临到他曾经管辖的地方时，他以一个布衣的身份为民请命，智惩贪官污吏，阻止暴政，从而给一方百姓带来了福祉。剧作不仅通过鲜明的人物形象、曲折的故事情节、尖锐的矛盾冲突完成了戏剧的主题，而且丰富了于成龙的精神世界，使这一舞台艺术形象更加丰满。郑怀兴高超的编剧技巧和谢涛精湛的表演艺术珠联璧合，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一部成功的剧作，离不开二度创作。谢涛的表演，唱功之深厚，做功之娴熟，表情之丰富，体验人物之准确，可以说在当今戏剧演员中是少有的。她塑造了丁果仙、傅山、于成龙等，为我国戏曲画廊增添了新的人物形象。在《于成龙》中，于成龙的戏从头贯穿到尾，每一场均是重头戏，谢涛演来举重若轻，从容不迫，每一个表演动作都娴熟自如，每一段唱腔都委婉激昂、韵味十足，体现出一个大艺术家强烈的艺术感染力。谢涛也被大家公认为是一位名副其实的优秀表演艺术家。

　　舞台美术设计和服装设计也为此剧增色不少，具有简洁明快、高雅大气的特点。改革开放以来，受话剧、影视等写实艺术的影响，戏曲舞台美术走上一条求实、求大、求奇的歧途，表演艺术甚至成为舞台美术的附庸。此剧的舞台美术一改此风，不仅很好地烘托了舞台气氛，给演员表演营造了环境，而且也使得制作成本大大降低，使布置、运输省功省力，适合各种舞台演出的需要，有利于到基层演出，送戏下乡。

　　新编历史晋剧《于成龙》是一出高扬民族精神，展现人文关怀，具有浓郁地域文化特色和晋剧风格的好戏，可观可赞！

　　贾志刚（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原副所长、中国戏曲导演学会会长）

　　官逼民反是一个历史规律，这个戏题材非常难把握。它在思想上突出了四个字——“家国情怀”，这是当前艺术追求的终极目标。家国情怀就是家和国之间的关系，这使得于成龙平息这场叛乱变得更有说服力，提高了于成龙的境界。

　　从导演的角度来看，这个戏导得非常成功，它保留的戏曲基因非常多，整体风格简洁，这恰恰是戏曲的特长。所有的东西无所不用其极，都可以作为支点，包括桌子、长凳、帽子、扇子等。另外，导演对于节奏的把握也非常到位。总体来说，我认为导演构思非常完整，但也有不足的地方。比如用得很好的就是长凳，但还有东西可以用，令牌也能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因为令牌代表了巡捕的职位，光用两次还不够，可以多次使用，既然强调了就要用足。

　　马也（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戏剧评论家）

　　这部戏的舞台呈现完整，第一眼就能看出大家风范或者大师风范。像谢涛这样的艺术家演得这么纯粹，很少能见到。谢涛把大腔小腔衔接得特别美妙，塑造的于成龙这一舞台形象历历在目。整个戏不是一场剑拔弩张、鲜血淋漓的戏，而是一场让你思考、享受并且有意义、有意思的戏。戏中的两场智斗，巧妙地体现了对现实的批判意义，《于成龙》将这种批判形象化，确实体现出其编、导、演的功力。

　　表演于成龙这个人物，找什么角度似乎都无法脱离廉吏，但是郑怀兴在剧中将廉吏变成能吏，便是抓了一个点，类似于下沉中的上升，这是对于成龙的上升，即下沉是宦海，上升是人性、人格境界的上升，这个角度抓得好。郑怀兴说过要写能吏，这是外层的故事。内层呢？实际上是在写人物内心的选择，内心的感受，内心的抒发。我们分明能感觉到整个戏写的是于成龙之忧——忧国之分裂，忧吏之腐败，忧民之疾苦。

　　傅谨（中国戏曲学院教授、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

　　这是一个讲廉洁、讲廉吏的戏。全国各个地方都在排类似题材的剧目，有现实题材的，有历史题材的，可大部分的戏看来看去都在往现实贴，而《于成龙》就很自然，就是在写于成龙，不需要去贴，不需要去做急功近利的影射，写戏本就应该这样写。

　　这个戏最棒的地方就是回到初心。舞台简洁，那么多的空间留给演员充分展现自己，这就是戏剧本来该有的样子。我看了曹其敬导演的很多戏，《于成龙》是能够代表她高度的戏。这个戏里，郑怀兴似乎在很潇洒地写，随意地在写，处处令人觉得是闲笔，但是这些闲笔，恰恰用得很精到，是一般人用力都写不出来的。优秀的戏曲作品，包括《于成龙》在内，越是写得好的地方，似乎越不需要特别交代。以这个戏为例，从侧面通过仆人的抱怨写出于成龙的清廉，这样来写，将故事情节一点一滴地勾连出来，让人觉得很完整。又如山上那场，通过于成龙跟这些上山的落草为寇的人的对话，把于成龙跟民众的关系交代出来了，不需要专门的叙述，甚至都不需要于成龙自己说。这体现了戏曲的时空自由、戏曲的灵活、戏曲介绍人物的独特手法。

　　这个戏也让我对谢涛的表演有了新的认识。其实，谢涛从《范进中举》到《傅山进京》再到《于成龙》，有一个一以贯之的东西，就是她的表现力非常强，她很有感染力，很有魅力。我看这个戏被打动的地方，是她俏皮的一面。当她拿着酒葫芦，那种形体的表现，便鲜明体现出一个酒徒对酒深深的爱意，原来一个人爱酒可以爱到这个样子。多种多样的心境和形态都能演得很好，这体现出一个演员的优秀的表演能力。她是可以把严肃和俏皮结合得非常完美的优秀表演艺术家，这样的艺术家大概是不多见的。这个戏对于谢涛来说更是有一个高度，各种各样的情感都能够通过戏曲化的手段展现得淋漓尽致。像这样的戏可以当做这个时代的范本来看，祝贺！

　　谭志湘（中国少数民族戏曲学会名誉会长）

　　这个于成龙，不同于以往的清官戏，编剧另辟蹊径写了一个布衣，如果写官场上的于成龙可能就产生不了今天的效果，而且这个布衣很适合谢涛来演。

　　于成龙的布衣之心，是一种民本之心，把民之疾苦、民之生死系于心。我觉得一切都在导演的掌控之中，舞美很棒，人物造型能够和谢涛之前演的傅山区别开来；灯光设计恰到好处；音乐包括唱腔设计和背景音乐等构成了艺术总体的和谐，这些都是在导演的掌控之中，呈现了一个舞台综合艺术的整体美。

　　最出彩的是谢涛，观众情不自禁地为她叫好，能够有这样的剧场效果就是最大的成功，戏本来就是写给观众看的，不是所有的戏都能够做到这一点。

　　谢涛已经达到了艺术上相当的高度，是相当成熟的表演艺术家。以她的唱来讲，有魅力，能够吸引人，能让人感动，而且让人激情满怀。谢涛的唱很令人动情，她的音乐可以称之为“涛腔”。谢涛浑身都是戏，她用心灵揣摩，同时掌握技术技巧，这是一种境界。在戏中，观众感觉到的是于成龙而不是谢涛。谢涛有她的审美追求、艺术品位。从演傅山到演于成龙，谈何容易！演傅山已经到那样的高度，如果要超越的话，我认为几乎不可能，结果她用8年时间又拿出了于成龙，而且有一些观众反映说这个于成龙演得很成功，超过了傅山。我觉得不同于之前的于成龙，这个就是属于谢涛的于成龙，她演出了一种文人的气质、心怀，既演了布衣之心，又演了文人的风骨，依然清高，依然飘逸。

　　龚和德（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

　　这个戏体现的中国士大夫宝贵的精神传统，就是位卑未敢忘忧国，不管在什么地方都忧国忧民，这就是戏里面讲的“布衣也可以为”，虽然没有官位了，但是依然为国分忧。虽然写历史人物，但是有非常强的现实意义。

　　如果官不廉，没有公信力，那么能解决什么问题？廉是基础，因为廉，国家才可以信任他。我们常常碰到矛盾激化，如果用剑的办法对待，则会引起更大的对立，只有廉才能够解决矛盾，才能化解矛盾，而不是激化矛盾。谢涛的演绎非常成功，她是新时期成长起来的有文化追求、有艺术成就的晋剧领军人物。她的唱刚柔相济，表演风格庄谐结合。她提供了新的舞台形象，对整个中国戏曲建设贡献很大，非常值得赞扬。

　　这个戏基础非常好，意义非常重大，但是形象的塑造和情节的结构，仍然有改进的空间。

　　朱维英（中国戏曲学院音乐系原主任、中国戏曲音乐学会会长）

　　整个戏的音乐非常成功，我可以用三个字总结：第一，准，很准确地表现剧情和人物的情趣。第二，美，唱腔旋律非常美。第三，高。唱腔音乐符合人物的身份、品格以及口吻。很重要的一点，是坚持了继承创新。另外，整个谋篇布局非常不错，核心唱腔也非常突出。

　　谢涛确实是一个很有思想、艺术品格很高的艺术家。唱功在首位，谢涛对每段每句、每个音符都有非常精致的处理，时而诙谐，时而洒脱，时而高雅，时而果断。谢涛的唱令人起敬，非常精彩。

　　我们的戏曲艺术进入了一个最好的历史发展时期，这个真的是来之不易的。借此东风，山西的文化人在用自己的智慧，在用自己的能力，在用艺术改变着山西给人们留下的印象。

　　何玉人（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中国戏曲现代戏研究会副秘书长）

　　于成龙这个题材，是一个被多种艺术形式表现过的题材，这个戏的角度，和《廉吏于成龙》是完全不同的。郑怀兴的创作，代表了当前中国戏曲艺术创作的一个最高水平，不仅从题材上来讲，从舞台的呈现方式，他的很多剧目都在群众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包括圈里圈外。郑怀兴戏剧创作最大的特点是站在现实的角度观照历史，把历史感和现实意义结合起来，用戏曲艺术的表现形式，去展现自己对题材独立的思考，在这方面他的把握是出类拔萃的。

　　他写戏首先研究历史，解读历史，按照历史真实进行自己的艺术创作，在艺术真实的基础上把握一种历史精神，展现对历史的解读。他的作品可信可看，但是又没有把政治的意念非常明显地表现出来，而用艺术的手法很好地把它们融合在一起。

　　从剧目结构来讲，非常流畅又很有戏剧性。在戏曲结构的手法上，我觉得跟其他戏又有所不同，这个戏的核在上山劝降这一场，怎么去劝降，怎么做工作，层层递进，三起三落，三个环节环环相扣，张弛有度。剧作的方法发生了一些改变，他早期的创作哲理性、思辨性很强，现在是把这些哲理性、思辨性隐藏在背后展现，这是他跟前期创作最大的不同。

　　王馗（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郑怀兴创作的戏曲剧作，量大，成功率也是极高，尤其是这几年好多作品如井喷一样展现出来。历史剧创作更脍炙人口。我觉得历史剧的创作应该有史实、有才情、还有文心。史实就是符合历史的事实；才情就是作家怎么把历史的故事说圆了、说好了；文心更不容易，就是依靠作家的思考，人生的阅历。

　　对于《于成龙》这部戏，有一种与之前同类题材创作截然不同的处理。以前我们侧重于廉，但是这个选取是非常动乱时期里面一个普通人的人生抉择与他的精神向往。因此，这个于成龙是平民化的，是因为他已经沦落到社会的底层，其所感所想、所有的行为活动都跟普通人有关系。我觉得这部戏真正体现了民众或者叫人民性，体现了以民为本的主旨。历史剧往往是大题材、大人物、重要的事件，现在把历史剧用小人物的视角展开，郑怀兴对于历史剧的拓展，是一个很重要的突破。

　　谢涛是晋剧第一女老生。因为谢涛，我看到了晋剧，看到了山西，看到了中国传统戏曲的底蕴。用夸张一点的话说，谢涛应该是当代戏曲界的第一女老生了。在中国很多的老生里面，像这样的成功者是不多的，因此我觉得她不但引领晋剧，而且引领中国戏曲的行当，引领中国戏曲的发展。

　　邢大伦（中央戏剧学院教授）

　　谢涛，怎么夸都不过分，她不仅唱腔好、嗓子好，更重要的是她塑造的人物形象好。我希望山西能够研究谢涛现象，甚至于学派。希望戏曲理论家们能从学术的高度来谈她。《于成龙》这个创作团队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国戏曲有深入地了解，他们创作出来的作品，铺天盖地隐而不见，但实际上却应有尽有。戏剧艺术的综合性在这里得到了体现，这既是戏曲传统，也是现代美学审美中讲的艺术的模糊性、艺术的多艺性和艺术的隐喻性。

　　这台戏是传统戏曲在现代舞台上的一种展示，或者说是一种回归，它在演出史中具有深刻的意义，值得研究。从舞台美术的发展来讲，一切视觉上的东西，都非常讲究，既有中华民族自己的，也有国际的，是世界水平的体现。故而说，这部戏，确实好看！

　　丛兆桓（北方昆曲剧院表演艺术家）

　　谢涛在舞台上创造一个58岁的于成龙，感动了85岁的我。这个团队了不起，编、导、音、美、服、化、道，精英荟萃，特邀10位专家，每一个都是多次在全国获奖的，这样一个主创班子，是顶尖的。但是这样一个班子，却没有把谢涛压没了，这是值得考虑的问题。我觉得这就是总导演的功力，没有喧宾夺主，这么多大腕都在一起，还是突出了谢涛所塑造的于成龙。

　　再一点就是晋剧的发展、传承问题。现在这个班子，11个主创10个特邀，怎么能短时间内把山西的主创班子培养出来，有自己的地区特色呢？谢涛要不要搞成一个流派，搞成一个体系，这些问题需要考虑，特别是值得有些领导同志考虑一下。因为要把戏曲最好的艺术成就提高到理论化、系统化。谢涛的声乐达到了一定的程度。戏曲的声乐才是真正民族的声乐，我们要很好地总结，系统推广，使青年人能够接受一个现代的、民族的、科学的中国好声音，这是一个课题。

　　刘玉玲（河北梆子表演艺术家）

　　一个作品有的是人包戏，有的是戏包人，今天的《于成龙》既是戏包人，又是人包戏。现在，谢涛在演员的发展道路上到了最辉煌的年龄——要生活体验，要社会责任感，她有；要艺术的基本功，要身体演唱的能力，她都有。所以我说她很幸福，遇到了这么好的编剧，又请到了这么好的导演。曹其敬对戏曲是热爱的，是崇拜的，是敬畏的，是保护的，体现在如今这个戏中——在谢涛身上挖掘她那些基本功，挖掘她的热情，谢涛从而演出了有血有肉、令人感人的于成龙。此外，编剧没有在用词上炫耀，使用老百姓不懂的词，这是高超的，戏中说“对老百姓要宽，对官吏要严”，观众就叫好了。

　　蔡体良（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中国舞台美术学会名誉会长）

　　第一，在眼前的戏曲舞台上，我觉得这是不可多得的演出，在文本讲了一个很流畅的很好的故事，普通观众能够接受。

　　第二，导演曹其敬是话剧教授，他让我最欣赏的就是我从舞台上看到了作为一个话剧教授的功底，也在某种意义上提供了一些人物创作的因素，除了主要角色以外，这么多的群众演员，尤其是上山以后一帮乡民，每个人表演都有戏，这样的话剧舞台创造跟戏剧舞台创造有一种互补，也是符合我们戏剧整体的要求。

　　还有一点思考，我不反对外面的专家来参与，但是我也经常遇到如下这般的讨论话题，就是说我们评一些重要的奖项，参加重要会演的时候，好多作品的主创人员都是外请的，往往影响了当地的文化生态，影响了当地的艺术家展示自己的机会，所以每个省要培养本省的主创人员，这才有利于我们文化的发展。

　　黎继德（《剧本》月刊原主编）

　　我个人觉得这个团队是超一流的团队，这个团队的艺术家们是纯粹的艺术家。所以这个戏就是纯粹的戏，是我们非常需要的。尤其在当今中国，我们需要这样的艺术家，需要纯粹的戏剧。

　　这个戏，做到了三个层面：历史的、美学的有机高度统一；传承和继承的有机统一；宣传和艺术品的有机高度统一。

　　历史剧创作当中很困难的一点，就是剧作家要穿越历史，你要表达你对历史或者你写这个历史故事人物独到的发现，我们很多历史剧达不到，只是讲个故事而已，写个人物而已，主创没有独特的发现。这个戏当中有 “君子进退总怀忧”，讲到中国士大夫的精神、文人的精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个戏讲的故事就是于成龙被贬之后发生的事，这是这个戏很大的价值，这也是郑怀兴历史剧当中非常大的特点，体现了他的追求。包括之前的晋剧《傅山进京》，用八个字概括：非亡于满，而亡于奴。那是戏核，是思想的核。所以每个剧目里面都有他自己的独到的发现，这对剧作家来讲是一个起码同时又非常高的要求，郑怀兴做到这一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