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佛、吴念真图书的策划运作人袁楠 当她谈论做书时 她在谈论什么

“当我们谈论……时，我们在谈论什么。”这个句式已经被套用于各类标题，简直成了“××体”。其来源是2009年在国内出版的一本小说——美国作家卡佛写的《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这本书的编辑正是袁楠。

袁楠的办公室在南京凤凰广场的一幢大楼里，一走进门，就看见一幅卡佛的肖像，他头发灰白，一只手撑在桌子上，另一只手靠着椅子，两只眼睛死死地盯着每一个可能注视这张照片的人。房间的各个角落都摆满了书，茶几上，书柜上，沙发上，地板上，书摞得很高，好像一碰就会倒掉。

1999年，从南京大学中文系读完硕士，袁楠觉得自己在校园待得太久，很想工作，但是徘徊于报社和出版社之间。最后她进入了译林出版社，因为“更想做书”。结果，她的工作成了两个愿望的结合，担任图书编辑兼宣传编辑，既要编书，又要和媒体打交道。多年以后，她很感激这段特殊的经历，“为做书寻找切合市场需求的点”。

拍照时，我们进入译林出版社的样书室，袁楠站在逼仄的书架间，双手交叉环抱。当摄影师要求她拿起一本自己编辑的书时，她从书架上抽出本哈德·施林克的《朗读者》，这是她在2006年独立运作的第一本书。

什么是“策划运作”？袁楠的理解是：“你拿到一本书，为它找到合适的译者，辅以合适的呈现形式，让它尽可能多地到达目标读者手中，达到充分的销量。”

从《朗读者》到卡佛作品《大教堂》《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火》，再到吴念真的《这些人，那些事》，袁楠负责策划责编的很多书成为了阅读风向标和畅销书。《雪隐鹭鸶》是作家格非关于《金瓶梅》的长篇学术散文，销售近5万册。

这17年，袁楠的身份也在发生变化，她从一名图书编辑兼宣传编辑成长为总编办主任，现任译林出版社副总编辑。

朗读者

2006年，已经做了7年图书编辑兼宣传编辑的袁楠，被分配了任务——重新打造2000年曾出版的德国作家本哈德·施林克的《生死朗读》。这是袁楠第一次独立策划运作一本书。

她和同事商量，把书名改为《朗读者》，社里找到精通德文和英文、在奥地利生活多年的钱定平先生来翻译。结合书名，她又动脑筋请著名配音演员童自荣“朗读”这本书的片段，做成一张光盘。另外，还请曹文轩、肖复兴、毕飞宇、张悦然等作家来为这本书写书评，因为书确实好，大家也都愿意写。而之前做宣传编辑认识很多媒体记者，和大家都成了朋友，大家也热情帮忙推荐这本书，其中也包括本报，后来这本书的纪念版腰封上特别写上了一句：“《新京报》《都市快报》等十家都市媒体畅销书榜和推荐图书。”《朗读者》这个版本卖出了4万多册。后来，凯特·温斯莱特凭借《朗读者》获得奥斯卡最佳女主角，译林社早做准备，紧跟消息，马上推出平装本，用电影剧照作封面，当年就卖了10万册。

卡佛

2009年《朗读者》热卖的同时，袁楠还做了另外一本畅销书——雷蒙德·卡佛的《大教堂》。在此之前，卡佛的名字已在国内小范围的读者中流传很久，王朔、苏童等作家都称自己的写作受到过卡佛的影响。1992年，花城出版社出版了于晓丹翻译的《你在圣·弗兰西斯科做什么?》。后来，民间出现了很多自发翻译卡佛的小组。然而，在中国加入世界版权公约后，很长时间没有卡佛作品面世，卡佛粉丝期待已久。

译林出版社买了卡佛的《大教堂》版权，后来交给袁楠来做。她觉得，卡佛简洁到写作不用形容词和副词、只用名词和动词，话没说完小说已经结束。这样的极简，更适合中产阶级的男性读者，“卡佛写的虽然是美国蓝领的生活，但是挺适合中国城市阶层的生活和想法”，于是决定以此作为切入点。

定位明确后，《大教堂》的翻译和设计也很讲究。袁楠坚持要找热爱卡佛的译者。很巧，一次和作家肖复兴聊天，肖复兴说起自己的儿子肖铁，“他在芝加哥大学读中文系，特别喜欢卡佛，收齐了卡佛所有的作品。他们小夫妻那时的生活，颇有卡佛写的‘坐着坐着就担心房东来催房租’的影子。”于是，有了后来《大教堂》那种特别深入人心的译文。在装帧上，考虑到《大教堂》虽是卡佛的经典作品，书名却并不讨喜，不容易让一般读者产生深刻印象。如果装帧设计不出彩，可能会有负粉丝们的热情，遑论吸引更广大的读者群。袁楠请来操刀《读库》设计的艾莉，针对目标读者特点，封面采用灰色进口艺术纸，烫出一道鲜明的黄线，书名烫白，用浅灰色的环衬，传达一种简单偏冷的味道。

这本书卖了近8万册。译林社继续买下卡佛作品——《火》《需要时，就给我电话》《请你安静些，好吗？》《新手》，以及《我们所有人：雷蒙德·卡佛诗全集》。由小二翻译的《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让卡佛真正走进大众的视野。为此，译林社也做了很多工作，比如在上海举办卡佛作品诵读会等。那期间，卡佛被很多读书节目关注到并推荐，成为不少人想要彰显品位必读的一本书，甚至在《非诚勿扰》一期节目上，男嘉宾送给女嘉宾的礼物，也选择了这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