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结合中国实际创造性地工作”——任纪舜院士谈“百年地调”

　　10月27日，在中国地质调查局召开纪念大会前夕，中国矿业报记者就“百年地调”采访了任纪舜院士。

　　记者：中国地质调查已经走过了整整100年的历史，您是如何看待这100年的？

　　任纪舜：中国地质调查的百年，是指1916年中央地质调查所建成到2016年的100年。整个100年是十分辉煌的，为国家、为地质科学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这100年的历史大致可分为1950年以前和1950年以来两大阶段。

　　记者：按照您对中国地质调查百年历史的划分方式，请您先谈谈1950年以前的地质调查情况。

　　任纪舜：过去常说，“解放前的中国是一穷二白”，但那时的地质事业却不是“一穷二白”，而是有相当好的发展。中央地质调查所被认为是当时中国最好的科学研究单位之一，它不但为国家经济建设和抗日战争做出了很大贡献，而且在地学研究上成绩卓著，并培养了一批人才，为新中国的地质事业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我只举几个例子。在资源方面，比如，中国第一个天然气工业气田——圣灯山气田，第一个油田——玉门油田，著名的赣南钨矿、攀枝花钒钛磁铁矿、富含众多稀有元素的白云鄂博铁矿等，都是地质调查所发现并调查研究过的。

　　在基础地质科学研究方面，编制完成了1∶300万中国地质图和1∶100万国际分幅的14幅中国地质图，总结了当时已有的调查研究成果，为新中国的地质填图、矿产勘查、科学研究以及地质学教学提供了十分重要的基础。

　　在理论上，则有翁文灏的燕山运动、李四光的地质力学、黄汲清的多旋回构造运动等等。另外，陆相生油理论也是那个时候的产物。关于陆相沉积可以形成石油天然气，最早是二三十年代由翁文灏、谢家荣等人提出，但能否形成具有经济价值的工业油气藏，则没有定论。陆相沉积也可以形成具有经济价值的工业油气藏的理论，在我国最早是由潘钟祥、黄汲清先后提出来的。正是有了陆相生油论，1950年~1960年，我国在一些大型陆相沉积盆地中先后发现了克拉玛依、柴达木、大庆、胜利、大港、辽河等油气田。

　　在人才方面，当时的中央研究院有6位地学方面的院士，除李四光来自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外，翁文灏、谢家荣、黄汲清、杨钟健等全部来自地质调查所。1950年后，地质调查所主体进入地质部，部分被分到中央有关部门、中国科学院和大学，成为新中国各个地质单位的骨干。地质部和各省地质局的总工程师和主要技术骨干，大多也是来自地质调查所。他们之中，有48位先后被选为中国科学院或中国工程院院士。

　　记者：1950年以来的历史应该算中国地质调查的第二阶段，请您详细谈谈这一阶段的情况。

　　任纪舜：1950年以来中国的地质调查又可分为1950-1960年代、“文革”和“后文革”3个时期。

　　1950-1960年代是中国地质事业大发展的黄金时期，中央建立了地质部，各省成立了地质局。当时的中央领导对地质工作特别重视，毛主席提出“地质工作要一马当先。一马挡路，万马不能前行”。党和国家把地质工作放在优先发展地位，对地质工作者以极大的关爱——社会地位高，待遇也高，所到之处当地政府和人民都给予热情的支持。地质人员由几百人迅速发展到几千人、几万人，最后到数十万人，形成浩浩荡荡的地质大军，为国家找到了大量丰富的矿藏，极大地支持了国家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可以说，新中国的每一座重要的矿山和工业基地（钢铁、煤炭、石油、核工业等），每一条铁路、公路，以及水电（如三峡工程）等工程建设都是以地质工作为先行的。

　　“文化大革命”时期，即“文革大破坏时期”，地质事业也同其它事业一样受到毁灭性的摧残而步入低谷。

　　“后文革时期”。“文革”后，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地质事业却没有及时跟上国家发展的步伐，体制、机制没有得到适当的调整，因此在1980-1990年代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处于极其艰苦的境地。只有到了1999年，中国地质调查局正式成立，工作才逐步复苏。中国地质调查局成立虽然至今才短短10余年，却已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在资源方面，在国土资源部的统一领导下，中国地质调查局开展了找矿突破工作，为国家找到了大量的矿产资源；在区域地质调查方面，完成了世界屋脊100余幅1∶25万地质填图，震惊了国际地学界；在科研方面，基础地质研究、数字地质制图、地球化学填图、地质灾害防治等方面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地质科学也日益融入国际地学界，成立了国际地球化学研究中心、国际岩溶研究中心、国际前寒武纪地质研究中心，建立了中亚、东南亚和东北亚等国际合作研究中心；不久前出版的以中国为主体编制的1∶500万国际亚洲地质图，被国际学术界誉为地质制图学上蒙娜丽莎式的杰作、亚洲地质科学研究的里程碑。

　　记者：您认为地质调查工作应该如何定位？

　　任纪舜：从本质上讲，地质调查是探索地面和地下未知的科学研究工作。但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一些人却把地质调查当作“生产”。现在中国地质调查局的领导同志都一再强调“地质调查的过程就是科学研究的过程”，“地质调查过程就是科技创新的过程”，但如何使这一理念成为所有的政府部门和领导干部的共识，看来还需要一个过程。

　　这里我还要强调的是，地质调查和科学研究是一回事，又不完全是一回事。一回事是指它们都是一个探索自然规律的过程；不完全是一回事，是指它们的目标、任务并不完全相同。地质调查中发现的重要科学线索、创新点或某些规律性认识，还需要进行更深入的研究，把局部的认识、个别的现象上升为具有普遍意义的一般规律，这就需要进一步的科学研究。这里，我举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一点。

　　1960年代，陕西区域地质测量队（当时称谓）在陕西镇安发现那里的二叠、三叠系地层为连续沉积，提交了质量很高的地质图件和文字报告，但区测队的地质人员并没有意识到这一事实可能预示的重大意义。之后，黄汲清先生看到了这幅图，觉得这是一个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重要问题，于是派姜春发等到秦岭与陕西区测队合作研究，派我到滇西与云南区测队共同工作。经过2年~3年的野外深入调查研究，同时联系川西的野外工作，结果就在秦岭和青藏高原北部确立了一个巨大的印支造山带，它与中南半岛印支造山带相连，构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印支造山带，引起了国内外地学界的高度关注。西方学者主动将他们用中文发表的文章译成英文，在国际地学刊物上转载。现今，经过数十年的反复调查检验，这一重要科学见解已被完全证实，这就是现今人们所说的古特提斯印支造山带。

　　记者：您认为中国地质科学应该如何走创新之路？

　　任纪舜：1950-1960年代，我国“一边倒”学苏联，现在又有人主张“一边倒”学欧美。国外的先进科学技术要不要学？当然要学，而且要认真学，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要理解其真谛，为我所用，同时认真结合实际，创造性进行研究。如翁文灏、李四光、黄汲清等地质大师都曾留学欧洲，对当时世界地质科学了如指掌，但他们的工作并不完全按照欧美的路子走，而是立足中国实际，结果提出了影响国内外地学界的“燕山运动”、“地质力学”和“多旋回造山运动”等。地质科学是一门区域性很强的科学，没有中国数学、中国物理学、中国化学，但却可以有中国地质学、美国地质学、非洲地质学等等，说明各国学者使用的基本理论、方法虽然大致相同，但由于其工作的对象不同，就可以得出不尽相同的客观的规律性认识，把这些不同的规律再概括再提高，就可以得出更具普遍意义的规律，产生新的理论。地质科学就是这样发展过来的。

　　这些年，通过“国际亚洲地质图”的编制，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中国不但是亚洲，也是在全世界地质构造最复杂、最具特色的一个区域。地质科学起源于欧美，但进一步发展、完善，一定要靠亚洲地质学家，靠中国地质学家的共同努力才能够完成。因此，我们说地质学家的创新点就在自己的脚下，地质调查的创新点就在调查者的脚下！通过调查研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发现新的科学线索、创新点，深入研究得出规律性认识，这就是创新。一味地跟着外国人的脚印亦步亦趋是没有出路的。我热切地期望中国地质工作者在学习国外先进中，一定要脚踏中国大地，结合中国实际创造性地进行工作，不仅为国家的繁荣昌盛做出贡献，而且为国际地质科学的发展做出贡献，实现中国地质事业、地质科学屹立于世界前沿的“中国地质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