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教授:冯唐的语言是时代症候 不仅是个人的错

30.12.2015  09:24

  泰戈尔的诗意在冯唐这里,已经发生了根本的蜕变?这仅仅只是冯唐个人的错吗?还是,有什么社会的和文化的原因,使我们已经将那个泰戈尔式的诗意的存在远远地抛弃?

  《飞鸟集》的“神翻译”引起了热烈的讨论。有说“最佳”的,也有坚决要求“下架”的。这都似乎有些极端。

  事实上,这与其说是一个需要在翻译学意义上加以辨析的问题,不如说它折射了某种时代症候。

  对比郑振铎与冯唐的译文,对比他们对待诗人泰戈尔的态度,不仅可以看出译者与作者之间关系的极大变化;而且,更重要的是,也可以看出汉语语言生态内在蜕变与颓败的端倪——虽然只是端倪。

  无论是“大千世界在情人面前解开裤裆/绵长如舌吻/纤细如诗行”,还是“有了绿草/大地变得很骚”……要说这些文字是对泰戈尔诗歌的翻译,恐怕有点牛头不对马嘴。没有任何一个有基本英语水平的人,会认为“mask”与“裤裆”有什么对应关系,而“hospitable”居然会是“”的同义词。聪明如冯唐,大概更不至于有这种“笔误”。

  我们要问的是,为什么泰戈尔清新、隽永而“纯情”的诗句,在郑振铎那里,还是“世界上的一队小小的漂泊者呀/请留下了你们的足印在我的文字里”,而在冯译中就变成了“现世里孤孤单单的小混混啊/混到我的文字里留下你们的痕迹吧”。为什么冯译中充满调侃意味的“白日将尽/夜晚呢喃/”“我是死啊/我是你妈/我会给你新生哒”,在郑振铎那里却是“也与逝去的日子接吻/轻轻地在他耳旁说道:我是死,是你的母亲。/我就要给你新的生命”?而细心的读者甚至会看到更微妙的不同,“Dream is a wife who must talk/Sleep is a husband who silently suffers”, 郑译为:“梦是一个一定要谈话的妻子/睡眠是一个默默忍受的丈夫”;冯译则为:“梦幻是一个不得不唠叨的老婆/睡眠是一个默默忍受着的老公”。

  如果说,老婆、老公是更日常、更接近网络表达的市井语言的话,那么,比较而言,妻子和丈夫则是更书面、更文人化、因而更力求雅驯的表达。谈话与唠叨,前者是中性的乃至是包含着某种对话愿望的,后者则毫无疑问传达的是某种厌倦,或者说得哲学一点,是海德格尔意义上的“烦(Sorge)”。至于梦变成了梦幻,这个“”字的失落与虚无感,也是显而易见的。

  至少,我们不能期望甚或强求,一个在内心已然消解了梦想的人,不去把梦仅仅理解为梦幻。至少,小混混这个词,是对我们身边多数人乃至我们自己生存状况的更准确描述,而不是那多少富于诗意的另一个词:漂泊者。漂泊者,是这个世界的旁观者,却也是清醒的批判者,而孤孤单单的小混混和志得意满的大混混,则只能是与世推移的随大溜者或食利者。

  至于裤裆和骚,这两个词其实也没有什么不可以登大雅之堂的。我们不是甚至已经毫无忌讳地直接点出男性生殖器,来称呼某个弱势群体为“×丝”吗?看过《十日谈》或《金瓶梅》,甚至“更高级别”性爱文学与电影的人,又有什么必要为这两个词所可能引起的少儿不宜而惊异呢。我们需要真正引起注意的依然还是,为什么郑振铎会忠实地翻译泰戈尔?为什么在西谛先生那里,泰戈尔依然还可以保留他的优雅、深邃乃至高贵,而在冯唐这里,这一切已经发生了根本的蜕变?这仅仅只是冯唐个人的错吗?还是,有什么社会的和文化的原因,使我们已经将那个泰戈尔式的诗意的存在远远地抛弃?我们已经看不到母爱与童心,不再祈求拥有对于未来的梦想与期冀?在我们的眼中只剩下了可怜的“裤裆”、“”、“小混混”、“唠叨”与“”甚至“梦幻”吗?

  冯唐的翻译,难道在某种意义上,不仅暴露了他自己精神世界的幽微秘密,而且暴露了我们精神文化中不容回避的严峻现实?

  如果真是如此,我们或许倒要感谢冯唐的“坦诚”与商业化的“聪明”,因为他说出了——也许是下意识地说出了——我们本不知道该怎么说出的真实。

  乔治·斯坦纳在《语言与沉默》一书中曾经用数百页的文字证明一个重要的结论:语言的滥用与颓败,事实上乃是某种文明与文化颓败的表征。但愿我们不要认为他是危言耸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