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学研究的理论思考与未来展望

    2019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8期《求是》杂志上发表的文章《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能没有灵魂》中指出：“一切有价值、有意义的文艺创作和学术研究，都应该反映现实、观照现实，都应该有利于解决现实问题、回答现实课题。”这对中国传播学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

　　传播学，是一门研究人类交往实践的学科。而人的交往实践，镶嵌进了人类的心智和生产实践之中。社会因沟通（传播）而存在，这使得只要是人的实践活动，就包含着传播的因素。如果说古希腊人的修辞术是西方传播学的源头，那么传播学研究可谓历史悠久。但如果以施拉姆创立一个正式的学科开始，传播学成立不过百年。施拉姆确立传播学基本范式的年代，是大众传媒开始深度影响人们社会生活的时代。大众传媒的影响力是巨大的，传播学将其学术资源投入对大众传媒所带来的诸多变化的研究之中。线性传播模式的分级解读主导着传播学研究的基本走向。传播者、传播渠道、传播内容、受众、效果这几个关键词基本上可以构筑传播学理论大厦的主体。

　　学术研究中，传播学不停地吸纳其他学科的理论，而其他学科研究也常常关注传播学领域，但似乎到目前为止，传播学仍处于一种“第二学科”的地位。很多传播学者是以心理学家、社会学家、文学评论家和历史学家等其他学科的身份开始其传播学研究生涯的，传播学是很多学者的第二学科选择。

　　传播学研究和发展的现状是由以下几方面因素导致的。一是传播学研究的对象没有科学精确的定义。传播的概念非常广泛，以致它所覆盖的内容彼此根本无法协调。二是完美的沟通理想与现实的沟通障碍存在的巨大差异，让研究者产生一种深深的无力感。三是对传播学理论理解的存疑。譬如关于大众传播的效果研究就很难得出一个基本的定论，同一种理论假设，研究的结论往往是两可的。

　　不过这并不影响传播学的繁荣。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其他国家，传播学一直处于高速发展之中。根据《中国新闻传播学年鉴·2015》统计，我国有600余所高校开设了新闻传播类专业。传播学家克雷格认为，传播学是一门实践性学科，为探索传播现象和传播问题提供各种可能的概念资源。广阔的交往实践使得传播学科永远不会被一种理论或理论体系统一起来，而是包含多种多样的学术路径。他梳理了西方传播学的七种学术传统，即修辞学传统、符号学传统、现象学传统、控制论传统、社会心理传统、社会文化传统、批判传统。透过诸种理论脉络，我们不难发现，说服与信息控制是传播网络的目的，而传播学正是揭示这种权力运作机制的学科。

　　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新科技革命出现开始，信息技术、新材料技术、生物工程技术、海洋技术、空间技术迅速发展，人类交往的成本在大幅度降低而交往能力在增强，人类社会从工业时代进入信息时代。新技术从根本上重构了人类的社会生活与经济生活，人们的交往实践呈现出完全不同于工业革命时期的面貌。但大量的传播学研究还在类似于知识沟、议程设置、框架理论等少数相对成熟的理论领域添砖加瓦，没有关注到整个哲学社会科学，尤其是自然科学的重大研究突破，比如人工智能、生命科学、仿生学、区块链等。传播场域内部一直不缺少反思者，但进行反思性革命的思考并实践的学者却不多。当前，传播学研究不仅要努力重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形成新闻传播学科新版图，更要关注传播研究的未来走向。传播研究需要有自己的理论追求，那就是为建构理想家园提供思想资源——“我”“你”“Ta”都彼此共存相融，在对话协商的基础上，完善交往法则，引导交往行为与实践。

　　今天，人类社会虽然因为互联网，有了社交媒体这些交往媒介，地球村正成为现实，人类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连接在一起，但社会制度、文化观念、意识形态等差异仍然广泛存在。各种不同的权力网络，通过编织符号和意义左右人们的想象和行为，巨大的人类交往网络正在裂变成无数个局域网——你与我，你们与我们并没有因为网络技术的发展而变得心连心。但我们又必须认识到，网络社会的形成、全球化的进一步推进，使得人类社会已经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今天的传播学必须从这一视角提供理论资源，以促进不同文明的共存互荣、共同发展。

　　库尔德利认为，传播学研究不能把媒介“当作物件、文本、感知工具或生产过程，而是在行为的语境里参照人正在用媒介做什么”。人们在交往时，不仅相互传递信息、建构意义，而且相互之间存在或可能正试图建立关系，以及在特定社会情境下进行交往。这是我们深入理解传播的奥秘所在。曼纽尔·卡斯特在《互联网星系》一书中分析，互联网文化的基石是学术与科学的技术精英文化，技术精英文化是启蒙与现代性的延续，其核心是坚信科学和技术发展是人类进步主要动力。我们注意到，当下最具决定性影响力的传播运动，正是那些努力争取传播自主权并为建构信息时代的新公共空间奠定基础的社会运动。今天新技术支持的传播网络，由于其多模态和普遍性，使得社会传播网络能够囊括多样化的文化和信息，其宽容度比历史上任何其他公共空间都要大，这些都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物质可能性。因此，这是一个充满积极和希望的网络社会。重构这一网络运行逻辑，创新传播理念，就成为传播学未来的使命了。

作者：浙江大学公共外交与战略传播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吴飞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9年7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