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中国地质调查局远洋极地调查团队

　　挑重担

　　20世纪6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开始大规模地开展深海科学考察，对海洋资源调查进行“跑马圈地”，至80年代中期，已基本完成对太平洋海底优质多金属结核矿区的圈定。但那时，我国海洋地质事业才刚刚起步，我国大洋矿产资源调查拉开序幕。

　　在关键时刻，广海局毅然承担起了远洋地质调查的国家使命。1986年组建起专业的远洋调查队伍，派出“海洋四号”科学考察船开始执行中国大洋科学考察航次。15年间，组织“海洋四号”科学考察船在太平洋开展了10个航次的科学考察，并在1990年至1991年间执行了1个航次的南极南大洋科学考察，并率先在远洋科考航次中实施了临时党委领导下的首席科学家负责制。2009年，新一代科学考察船“海洋六号”入列，经过国内试航和磨合后迅速投入远洋调查工作，于2011年首航太平洋。近5年来，该团队已先后完成中国地质调查局深海资源调查3个航次和中国大洋科学考察5个航次任务，为发展海洋科技、拓展我国资源战略空间、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履行国际义务做出了积极贡献。

　　目前，广州海洋局已形成了以“海洋六号"船为科考作业平台，建立起以临时党委领导下的首席科学家负责制为管理核心，以技术方法研究、船舶保障为野外作业基础，并包含矿产地质研究、资料处理、实验测试等多专业、多手段相结合的完整的科考作业研究团队。团队业绩显著，被人社部授予“蛟龙”号7000米海试先进集体，成果2次位列中国地质调查十大进展，成为我国远洋科考工作的一面旗帜。

　　另一条线路作战的是力学所极地地质研究团队。南极大陆98%的区域常年被冰雪覆盖，自然环境和气候条件极为恶劣，科学考察难度大、风险高、不确定因素多，受后勤支撑能力限制，考察地域非常有限。自1989年首次参加南极科考以来，力学所先后有32人次参加了13次中国南极科学考察，足迹从西南极延伸到东南极，现已深入到南极内陆，对中山站以南约400千米的格罗夫山和北查尔斯王子山进行了科学考察，使考察区域逐步拓展。此外还有6人次参加了4次中国北极科学考察，积极开展了北极航道资源的调查。

　　极地团队承担了国家财政部、科技部、国土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国家海洋局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地质调查和研究项目，锻造了一支创新能力强、学术水平高、科学与道德素养好的团队，现有技术骨干16人，其中研究员、教授级高级工程师有9人。长期以来，该团队以新时期地质工作者核心价值观为精神钙片，出色地完成了一项项艰巨任务。

　　创奇迹

　　极地暴风雪、千里冰封，处处隐藏着危险。然而，无论是力学所极地团队，还是广海局远洋调查团队，都继承了老一辈地质工作者的“三光荣”传统，他们以忘我的奉献精神，舍小家为大家，践行着新时期地质工作者核心价值观，用人体的极限创造了一个个“科考传奇”。

　　与严峻、紧张的科考任务相伴的，是严酷的环境条件。在极地科考时，最低气温接近零下90℃，最大风速可达100米/秒（相当于12级台风风力的3倍），年降水量仅为55毫米，队员们在积雪没膝的白色荒漠上跋涉8个小时才能到达相距约15千米处的第一个露头点，在暴风雪中风餐露宿、昼夜拼搏已是南极科考的家常便饭。为了利用有限的好天气开展工作，在野外，队员们经常是饿了吃块饼干、渴了抓起一把雪放在嘴里，还经常在冷得电子设备都停止工作的野外宿营。此外，他们有时甚至还要面对“地狱之门”——南极的冰裂隙。

　　然而，极地团队的每个队员却义无反顾地奉献着自己的全部力量。学术带头人赵越最早在国际上识别出东南极“泛非”热事件的构造涵义；刘晓春参加了5次南极科考，在东南极麻粒岩演化、多期构造热事件识别、东冈瓦纳造山过程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果；胡健民参加了2次南极科考，完成南极内陆格罗夫山1∶5万地质填图；刘建民完成的北极地区油气地质综合研究与区域优选工作，为我国制定国家油气资源战略与能源外交政策提供了科学依据；徐刚参与完成的我国第一张1∶50万南极普里兹带地质填图，将考察区域扩大到整个普里兹湾沿岸和埃默里冰架东缘，为研究工作的深入展开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安美健、冯梅夫妇首次绘制出整个南极板块的三维地壳和岩石圈结构图，向全世界清晰地展示了南极大陆及附近海域的深部结构特征，刘健潜心于南极冰下地质研究，通过分析冰川搬运的冰碛物中的砾石，获取南极大陆冰下地质信息；力学所惟一登上南极大陆的女考察队员韦利杰，在2009~2010年中国第26次南极考察期间，深入内陆腹地格罗夫山地区进行科学考察，成为中国第一位从陆路进入南极内陆的女科研队员；还有多次参与南极新考察站选址工作的陈虹，在他参加第30次南极科考时发生了“雪龙号”被困事件，为了帮助“雪龙号”突围，陈虹站在甲板上，连续7个昼夜检测冰情……极地团队既有花甲老人，也有而立青年，既有热血男儿，也有飒爽巾帼，虽然身份不同，开展研究的方向各异，但团队始终以“解决地质难题，形成满足国家重大需求的重大成果”为己任，聚焦目标、合力攻关。在近30年的极地考察行动中，队员们放弃了每年春节阖家团圆的机会，默默坚守和耕耘在这片与祖国分处地球两端的遥远领域，更攀登了一座座科学高峰。

　　自1986年组建以来，广海局远洋调查团队开展远洋调查累计超过2600天，总航程近66万千米，相当于绕赤道近17圈。30年间，他们克服了长时间远离祖国大陆和亲人、远洋调查航程漫长、恶劣海况不断侵扰、作业海域跨度极大、工作生活条件极为艰苦、通信联络极为不便等重重困难，以建设海洋强国为使命，以服务国家重大需求为己任，从南海到太平洋、到南极，从多金属结核到富钴结壳、热液硫化物，到深海稀土资源，不断开拓新领域，不断探寻深海大洋海底矿产资源，用数十载的远洋调查实践，换来了科学考察的累累硕果。

　　迎飞跃

　　创新是地质调查事业的核心，贯穿于工作的各个环节，也是新时期地质工作者核心价值观的精髓。

　　继2014年“海马”号无人遥控潜水器（ROV）在“海洋六号”船通过海试验收后，2015年，广海局远洋调查团队随即将其成功应用于海山区富钴结壳资源调查，完成了对海底结壳和生物样品的抓取，获取大量的海底高清视频数据，填补了我国在海山区资源环境调查手段的一项空白，提升了我国在这一领域的技术水平。此外，远洋调查团队紧跟国际技术发展趋势，不断革新技术方法应用，将“海洋六号”船配备的EM122配备的多波束回波探测技术试验性应用于大洋航次调查中，大幅提高资源勘探效率，加速了我国矿区申请和区块优选进度。他们还及时应用无人无缆遥控潜水器（AUV）、近海底声学深拖等一批高精尖海洋探测装备，获得了一大批高精度、高质量的野外调查资料。针对远洋调查，远洋调查团队综合利用多种调查方法与手段，实现了资源“点、线、面”一体化勘探；将科技创新和技术方法革新相结合，使复杂多样的大洋科学考察日益规范化和标准化；构建了日趋完善的大洋矿产资源勘查技术方法体系，有力地保障了设备和人员安全，提高了深海资源勘探效率。他们坚持调查与科研相结合，海上调查资料为科学研究服务，科学研究成果指导海上调查，互为促进，快速实现调查成果转化。

　　与国内其他远洋调查组织不同的是，广海局远洋调查团队的作业主体全部来自中国地质调查局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在中国地质调查局的领导，以及广海局的统一组织下，“海洋六号”调查船与远洋地质科考队联合构建起独具特色、高效协作、开放创新的“船队合一”的作业管理模式，这种作业管理模式有利于调查船与科考队的深度融合、高效协作和作业指挥，有利于保证重大任务的完成。30年的远洋调查实践，尤其是2011、2012年，远洋调查团队两次搭乘“海洋六号”船赴马里亚纳海沟开展调查，成功攻克了超深水海区作业难题，为“蛟龙”号7000米级深海试验提供了有力的技术保障和警戒护航，成功检验了这一管理模式。

　　与此同时，我国极地地质研究也有了“质”的飞跃：先后有4人次考察南极内陆格罗夫山，使其成为国内南极综合研究的实验基地，并收集了南极陨石784块，为我国天体化学及陨石学的研究做出了贡献；通过与澳大利亚南极局合作，刘晓春研究员率队独立对远离中国科考基地的北查尔斯王子山和布朗山等地开展地质考察，获得丰富的科学样品，扩大了中国南极考察的国际影响；通过与美国地质学会和智利极地研究所合作，极地团队在赵越研究员带领下3次考察了南极半岛和南设得兰群岛的诸多岛屿，这也是我国科学家第一次在南极西南极地区开展如此大范围的地质考察。

　　近年来，力学所极地团队在南极的基础地质调查和丰硕的科研成果陆续得到国际承认，增强了我国在国际南极事务中的话语权，为我国未来和平开发南极创造了有利条件。他们编制完成了整个南极大陆和重点区域小、中、大不同比例尺的地质图件，在国际上首次编制出第一张普里兹带1∶50万地质图和格罗夫山1∶5万地质图，为我国主张南极相关地区的权益提供了基础图件；在东南极普里兹湾首次识别出泛非期高级构造热事件，为存在不同认识的南极普里兹造山带的构造性质提供了关键证据，突破了传统的南极大陆形成模式；提出印度-南极陆块之间格林维尔期经历了从弧陆碰撞到陆陆碰撞的两阶段碰撞构造模型；获得了国际上第一幅南极板块高精度三维地壳和岩石圈结构图，创新提出“东南极冰下山脉是泛非期碰撞缝合带”的认识；开辟了南极大陆冰下地质研究的新领域；初步开展了北极地区油气资源潜力评价，为制定国家油气资源战略与能源外交政策提供了科学依据。由于极地地质考察业绩突出，2000年以来，考察队员代表多次受到国家领导人的接见。2013年，极地团队作为古构造重建科技创新团队的一部分，入选国土资源部国土资源高层次创新型科技人才培养工程——科技创新团队培养计划；2016年，极地团队又被国土资源部授予“十二五”科技与国际合作先进集体。

　　与极地团队相得益彰的广海局远洋调查团队也是硕果累累，在中国地质调查局的大力支持下，广海局先后组织两艘科学考察船，在太平洋和南极南大洋完成了4个航次的深海资源调查和15个航次的大洋科学考察任务。

　　为应对国际海底资源勘探新形势，2012年中国地质调查局启动深海稀土资源前期研究，2013年，广海局远洋调查团队率先在中太平洋开展了深海稀土资源调查，证实了深海沉积物中存在一种有别于陆地的“大洋型稀土”矿床类型。经过2014年和2015年的调查，他们在中、西太平洋分别圈定两个深海稀土资源远景区，潜在稀土资源量可观，初步掌握了深海稀土资源分布特征，总结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勘探技术方法，该成果获评2013年度中国地质调查十大进展之一。同时，查明了我国多金属结核勘探合同区的资源状况，使我国于2001年成功申请到第一块位于东太平洋7.5万平方千米的多金属结核勘探合同区，并按时履行相关国际义务；基本摸清西太平洋数十个海山富钴结壳资源状况，使我国于2014年成功申请到第一块位于西太平洋的3000平方千米的富钴结壳勘探合同区。此外，该团队还为我国“蛟龙”号载人潜水器5000米级和7000米级海试、“海马”号无人遥控潜水器（ROV）和“潜龙一号”无人无缆潜水器（AUV）等高技术设备的海上试验及成功应用，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撑和服务。

　　克难关

　　合作是新时期地质工作者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也是衡量团队凝聚力的一个重要指标。在中国地质调查局，合作不仅表现在团队，同样也表现在局对直属单位的支持与协同部署。

　　“十一五”至“十二五”，中国地质调查局连续资助了4轮与南极相关的国土资源大调查项目，分别是东南极普里兹带1:50万地质图编制（2004~2006年）、埃默里冰架-格罗夫山综合地质调查与研究（2007~2010年）、普里兹湾-北查尔斯王子山基础地质研究（2011~2012年）、东冈瓦纳埃默里地区新元古-早古生代造山作用研究（2013~2015年）。

　　期间，力学所在2011年底对极地科考人员进行了任务分工、初步整合，在此基础上成立了极地地质研究室，主要任务是规划、组织和实施极地地质和资源环境调查与研究工作，逐渐形成了一个极地地质研究团队。在这个团队中，有我国第一块南极陨石的发现者刘晓春，我国南北极科学考察和研究学术带头人赵越，收集了348块南极陨石的胡健民，已经完成了北极地区油气地质综合研究与区域优选工作的刘建民，参与完成我国第一张1∶50万南极普里兹带地质填图工作的徐刚，以及潜心8年、首次绘制出整个南极板块的三维地壳和岩石圈结构图的安美健、冯梅夫妇……一个队员就像一个重要结点，彼此之间团结合作，对整个团队取得突破性进展起到了重要的支撑作用。

　　对广海局远洋调查团队而言，远洋调查面对的挑战之一是突发的船舶设备故障。2011年，“海洋六号”调查船首航太平洋，航次任务尚未过半，推进器这一关键设备突然“崩毁”了。由于船舶失去动力，很可能造成价值上百万元的水下设备丢失，甚至危及航行安全。他们临危不乱，船长果断指挥，驾驶台立即启动主推进器，调查部迅速组织回收水下设备，轮机部紧急抢修排查，全船三个部门密切配合，迅速排除了险情。但由于缺乏备件，推进器无法修复，危机依然存在，远洋调查团队以高超的驾驶技术和坚强的意志，依靠“单推”的应急作业方式，坚持了两个多月，保障了首航任务的圆满完成。2013年远洋调查时，主力设备深海浅钻接连出现严重故障，系统瘫痪，团队一方面通过网络电话紧急联系厂家寻求指导，另一方面组织自身技术力量，对上百个元器件逐一排查，反复调试，经过10多天的连续攻关，最终成功修复设备，保障了调查任务完成。

　　如果说深海探测是一场接力赛，那么广海局远洋调查团队与力学所极地地质研究团队就是接力赛中的两位实力健儿，相辅相成，铸就远洋极地调查的尖兵铁旅，有力推动着中国地质调查局深海探测战略的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