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地两企"成创新驱动浙江榜样的背后

　　“我们一定要打造一家让世界瞩目、让国人骄傲的公司！”1999年的杭州，马云和他的17个小伙伴一道，在猎猎秋风中宣誓；两年后的2001年底，中国“入世”，位于杭州的52所开发二部28位工程师在总经理胡扬忠带领下，开始集体创业。

　　如今，他们完成了奇迹般的跨越。当年“1＋17”和“1＋28”，已成长为今日世界最大的互联网企业阿里巴巴和行业领先的安防企业海康威视，成为当下浙江经济创新力量的代表。

　　而山区小县新昌，上世纪90年代初还欠发达，如今已是全国百强县、国家级生态县，科技创新水平跃居全省县(市、区)前列；杭州市滨江区，从萧山划出的3个乡镇起步，筚路蓝缕，而今位列中国高新区第一方阵，每平方公里产出达21.25亿元。

　　阿里巴巴、海康威视，新昌、滨江——“两企两地”何以成为浙江创新驱动的榜样？答案或许见仁见智，但有一点毋庸置疑：政府有效发挥推动者、监督者、设计者的作用，为创新驱动提供了一个更加适应市场化发展的制度环境。换言之，制度创新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推动者：制度改革 托起“隐形的手”

　　“给民营经济松绑”，这是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的一条基本经验。创立之初，阿里巴巴也曾在外地奋斗过，后来为什么又回到浙江，并在这里成长为参天大树？马云自己是这么说的：是浙江对民营企业的支持和创业的风气造就了自己。“2003年，省委提出‘八八战略’，第一条就是‘进一步发挥浙江的体制机制优势，大力推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马云说，“有了这个总纲，历届政府都把‘审批事项最少、办事效率最高、投资环境最优省份’作为施政目标，我们受到的掣肘最少、得到的帮助最多，所以这片土壤上才会长出我们这样的‘奇葩’。”

　　阿里巴巴的发展史生动诠释了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角色。多年来，浙江各级政府不断改革体制机制，处理好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和市场这只“隐形的手”之间的关系。

　　作为先发地区，浙江较早感受到传统体制机制的约束，对行政体制改革、政府职能转变的认识超前、行动自觉，改革敢动真格。

　　以“四张清单一张网”为重点的政府自身改革正在浙江扎实推进。杭州滨江区在全省率先启动试点商事制度改革，对原有行政审批制度大刀阔斧地删繁就简，今年5月发出全省第一本“五证合一”营业执照。新政甫一施行，新注册公司立马井喷。

　　浙江对权力清单、负面清单制度的探索，则被赋予了更深远的意义。浙江大学社会科学学部主任姚先国说：“‘四张清单一张网’蕴含了做减法的智慧，改革实践的核心就是厘清政府治理边界，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浙江各级政府培植的这片沃土，将为更多的“阿里巴巴”成长提供丰厚的营养。

　 　监督者：制度约束 倒逼良性发展

　　对新昌人来说，2005年难以忘记。那一年7月，新昌江大面积化工污染，爆发了群体性事件。事件之后，新昌以壮士断腕的决心，掀起了一场“环保风暴”，坚决用强有力的生态约束重塑区域经济发展规则，倒逼企业、产业转型升级。一大批重污染项目关、转、迁、并，治理范围覆盖电镀、印染、机械、轴承等所有产业。

　　收紧生态约束后，新昌的发展步伐不仅没被拖慢，反而加速转型升级。10年之间，新昌医药化工产业比重从65%下降到20%，装备制造业从30%上升到70%；GDP增长了3倍多，财政收入增长近7倍，跻身全国百强县。

　　通过制度约束“倒逼”良性发展，浙江从体制入手着力生态功能区建设，在全省划定68212平方公里的限制开发区域和21109平方公里的重点生态功能区，在开化、淳安进行生态功能区建设机制创新试点，考核开化、淳安的出境水水质，和财政转移支付挂钩。

　　作为一个资源小省，有限的资源怎么用在刀刃上？浙江用要素和环境这两个“倒逼”联动，一方面提高产业的用能成本，提高用地、环保、技术、安全等市场准入标准；另一方面按亩均税收配置土地、排污权、能耗，通过市场化手段体现要素价值和节约价值。

　　论土地面积，杭州滨江可供开发面积仅40余平方公里，不到国家高新区的平均水平。滨江出台有关土地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意见，要求新增产业用地必须符合产业导向，每亩投资不少于600万元，亩均产值不低于1000万元。这样的导向之下，引进来、留下来的都是像海康威视这样吃得少、产得多的“好鸟”。

　　设计者：制度供给激发“两创”活力

　　滨江原脱胎于萧山的3个镇——长河、西兴、浦沿，起步之初滨江也“继承”了不少传统产业，比如化纤、印染等。但一开始，滨江就确立了发展目标：必须突出发展高新技术产业。

　　在这个思路指导下，滨江通过一系列制度设计，为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构筑良好生态。如出台优惠政策，支持民营企业办孵化器、科技园区，这亦是多元化众创空间在滨江兴起的滥觞。万轮科技产业园前身是一家自行车厂，方树强用了20年完成了这一转型。时至今日，很多海归人才在他创办的园区内创业成长。

　　海康威视从央企中国电科集团旗下的一个研究所，发展成为如今的安防行业龙头企业，就是得益于滨江的创业生态和制度环境。董事长陈宗年说，海康威视是不折不扣的“体制内创业”产物，正是当年大胆的改革，不仅为研究所带来了效益，也增强了实力。在陈宗年看来，杭州获批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将为企业进一步创新提供更好的制度环境。

　　现在的滨江，本身就是一个创业创新的巨无霸孵化器。当年，因“小灵通”一度辉煌的UT斯达康倒闭，离开的一批高管创办的企业四处开花，UT斯达康“输出”的4000位工程师，更成为周边高新企业的中坚力量。

　　杭州市副市长张耕认为，多年来，滨江围绕产业创新链积极配置公共职能，破除多项束缚创新驱动发展的障碍，构筑了一整套创新生态系统。这实际上是通过政府层面的制度创新、政策创新、管理创新、工作创新去推动企业层面的科技创新、管理创新、科技模式创新。

　　良禽择木而栖。不断创新的制度供给，为新经济新业态的生长提供了适宜的温床。这些年来，海归人才带着全球领先的科技成果、商业模式来到这里，或贡献智慧，或自主创业。滨江目前拥有各类留学回国人员4000余人，千余人选择自主创业。现在的滨江形成了网络信息技术产业的完整产业链。该区高新技术产业占规上工业增加值92%。从2010年到2014年，该区GDP年增幅均在两位数以上，财政年收入增幅均在15%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