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理论学术研究观点要览（下）
党史学篇
党史人物研究依然是热点和重点
研究涌现出富有启发性的新观点
2015年，以纪念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人物为契机，党史研究涌现出一些富有启发性的新观点。
关于毛泽东研究。关于毛泽东晚年说自己“一生做了两件事”的谈话流传已久，有关它的争议却持续不断。有学者根据已披露的史料及谈话的内容推论：毛泽东晚年很可能作过这样的谈话，时间大约在1976年1月8日周恩来病逝至28日毛泽东提议华国锋主持中央工作之间。但最终确证，仍待相关档案文献的公开和相关当事人回忆的披露。
关于陈云研究。所谓毛泽东说“陈云一贯右倾”的说法在党史上流传甚广。有学者指出，从现有史料中并未发现毛泽东说过“陈云一贯右倾”的直接证据；但有毛泽东批评“陈云是右倾机会主义”说法的记载。“陈云一贯右倾”的说法，从反面显现了陈云抵制和矫正“左”倾错误的史实，比如：坚持“按比例发展”法则反冒进；面对“大跃进”，最早提出降低指标和保证质量的主张等。
关于恽代英研究。恽代英是我党早期领导人和著名政治家、理论家，有学者系统总结了恽代英在传播马克思主义、探索中国革命发展道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过程中作出的独特贡献，具体表现在：他短暂的一生，经由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到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转变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三个阶段，致力于探索革命真理，追求马克思主义，传播马克思主义；积极地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撰写大量文章和通讯，成为我党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推动者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践者；对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和精髓要义有深刻的认知，努力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关于叶挺研究。有学者剖析了高敬亭案件，认为1939年6月被处死的新四军第4支队司令员高敬亭确实犯有严重错误，新四军军长叶挺不应对高案负主要责任。高案的处理决定，是在矛盾激化之后最终由中共中央拍板的。其中，皖南项英是遥控者，江北叶挺、张云逸、邓子恢等人是执行者，延安党中央是最后决断者，蒋介石“所请将高敬亭处以枪刑照准”不过是顺水推舟、乐见其成罢了。
关于罗瑞卿研究。有学者指出，1965年中央军委作战会议上发生的林彪禁止罗瑞卿做总结发言的风波，其远因是毛泽东否定了林彪提出的“北顶南放”战略方针，近因是罗瑞卿在作战会议上批评作战部一份材料时无意间触怒了林彪。至于“弹打不飞，棒打不散，我罗瑞卿死了烧成骨灰，都忠实于林彪同志”这句话，则是叶群编造的。林彪、叶群和邱会作说罗瑞卿“上了贺龙的船”，既是对罗瑞卿的诬陷，也是对贺龙的诬陷。
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成为契机
抗战史研究进一步深化和细化
关于中共在抗战中的作用与地位研究。有学者重视挖掘新史料，特别是用敌方的资料来阐明中共的抗战作用与地位，指出：红军东征壮大了抗日力量，宣传了抗日主张，初步显示出中共是中国抗战的中坚力量，有力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有学者指出，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一直是抗击日本侵华战争的中流砥柱。日本侵略者对之极为仇视并妄图扑灭。为此，日本政府、军方乃至一些民间侵华机构长期搜集相关情报并据此作出叙述、分析。这些资料所涉及的大量史实及当时日方的态度，在今天反而成了历史见证。还有学者指出，战后日本编纂的几部战史，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开辟的敌后战场、开展的敌后游击战争、倡导的全民族抗战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和具有的重要地位，都有详细反映。日军在与中共领导的军队长期交战过程中，终于发现其游击战的力量源泉正在于民众，从而意识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战争的巨大威力。
关于抗战期间中共对外交往研究。有学者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在晋察冀边区“国际饭店”逗留的几个西方人士撰写的关于敌后根据地的报告为中心进行研究，指出：这些因为偶然机会成为中共抗日观察者的西方人，进一步促进了美国有关方面对敌后根据地情况的了解，从而对美国政府1944年最后下决心派美军观察组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有学者对1944年中外记者团赴西北考察进行了再审视，认为从舆论宣传来看，中共获得了极大成功，国民党遭遇极大挫折。
关于抗战史研究的诸多共识。2015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抗日战争史简明读本》，富蕴新论，吸纳了学界最新研究成果：一是再现了中国人民艰难曲折的14年抗战历程。以1931年九一八事变为起点，中国军民的抵抗打响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第一枪；以1937年七七事变为起点，中国开辟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二是客观地评价了国共两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国共两党领导的抗日军队分别担负着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的作战任务，两个战场的战略配合形成了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略态势。中共领导的敌后战场逐渐发展成为全国抗战的主战场；中共创建了抗日民主根据地，在全民族抗战中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三是论述了中国是亚洲反法西斯主战场，是名副其实的世界反法西斯大国。
中共创建史、遵义会议研究呈现新亮点
知青史、“文革”史等专题研究有新视角
关于中共创建史研究。有学者研究了《新青年》与中国共产党关系，指出《新青年》杂志与中国共产党相生相起，并曾一度成为党的机关刊物。它既是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早期传播的舆论重镇，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先锋，在马克思主义与早期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实践中，起到了先锋和桥梁作用，直接推动了共产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有学者研究了杨明斋在中共创建过程中发挥的作用。杨明斋作为俄共（布）正式派往中国代表团中的一员，不仅为党的创建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作出了积极贡献。
关于遵义会议研究。有学者认为，对遵义会议的认识不能仅仅停留在一次具体的会议上，应联系大革命失败以来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武装斗争和毛泽东的重要贡献，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红一方面军被迫长征，长征初期的困境等史实来加深对其历史背景的认识；应联系遵义会议之前的系列会议（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遵义会议的具体经过，以及之后的扎西会议、苟坝会议、会理会议来全面理解其内容和历史进程；还应明确其对长征胜利、抗日战争胜利等重大历史事件的深远影响。以遵义会议为界，又经过瓦窑堡会议、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全党整风、中共七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要求在党内逐步深入人心。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从此成为中国共产党新的传统，成为胜利前进的保证，这才称得上党的历史上的重要转折点。
关于知青史和“文革”史研究。有学者从地方志资料入手来研究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认为知青安置经费的实际支出、人均经费及具体使用在各地存在较大差异，即使在一个省区内，各县的经费使用情况也不尽相同。在动员政策方面，个别地方率先进行调整，中央政策则受到地方政策的影响。
有学者考察了“文革”期间的黑体字语录，指出其发端于1967年1月1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同时刊登的社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其中引用毛泽东的语录时全部是用黑体字排印的。此后，直到1978年在邓小平的干预下才得以取消。
（以上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教授李庆刚撰写）
文化学篇
互联网+推动文化发展升级换代
传统文化行业在运营中革新观念
有学者认为，“互联网+”模式中的“+”是指用互联网思维改造或改变传统行业，旨在促进互联网与各产业的融合创新，在技术、标准、政策等多个方面实现互联网与传统行业的充分对接，使传统文化行业在运营与发展中革新观念，利用技术破除地域、组织、行业对自我发展的束缚，积极探索前沿技术创新及成果转化，繁荣和活跃文化市场。
有学者指出，“互联网+”理念在文化发展的实践中推动着当代高科技与文化创意的跨界融合，是科技革命中范式转换的必然成果，其核心要义在于通过更新思维方式和产业运作方式，带动和实现发展路径和模式的升级。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激发文化活力
创客、威客、极客、数客等人才脱颖而出
有学者认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作为一个理论话题，意在说明我国创业者群体越来越多元化，而且与文化科技相融合，创客、威客、极客、数客等文化创意类复合型人才，将在这轮新产业、新业态、新产品的培育与发掘中脱颖而出。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激发全民创新、创造与创意的活力，是进一步提升文化治理能力和体系现代化的要求，这需要以改革的思维打造“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新引擎，营造有利于大众创业、市场主体创新的政策制度环境。
有学者认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作为一个实践话题，是我国经济社会深化改革的重要战略，是继上世纪80年代“个体户”创业潮、90年代“网络精英”创业潮之后的第三次创业潮。而文化科技的创新、创意与创业在此轮高潮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成为“双创”战略的引擎。“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推动与实践，涌现出创客空间、创客总部、京西创业公社、极地国际创新中心、3W咖啡馆等一批较为活跃的众创空间和各类创新孵化机构。
文化助力非首都功能疏解
文化资源仍有制约因素
有学者认为，文化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应发挥“排头兵”的作用。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要明确京津冀区域的功能定位，在此基础上加速推进京津冀区域合作。北京作为“知识型+服务型”城市，重点发展高端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和文化创意产业等优势产业，优化区域功能布局。发挥品牌企业的影响力，推动文化产业跨界融合、创业投资。在北京向津冀进行辐射和带动的层面上，在京的百度、京东、新浪、搜狐等高科技文化产业“准航母群”可以总部经济的形式，将产业下游的服务性行业以产业转移的方式转移至周边，既减轻自身发展包袱，又可以通过产业链的拓展与创新推动产业升级。
有学者指出，一体化是一个各系统要素重新配置的过程，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过程将大幅提升产业协作、企业协作和资源整合的机遇，但也存在一些亟待突破的障碍或制约性因素，如行政管理的分割让区域内的文化资源难以实现高效整合；京津冀文化协同的程度相对较低,没有形成高低搭配的合理产业布局等；京津冀三地的财政实力、经济水平、消费成本等存在显著差异，三地之间没有形成一体化发展的文化认同，这将制约着文化整合、文化合作的深入开展。
文化立法进程不断加快
文化产业发展不断提速
有学者指出，文化立法是我国法律体系中的短板。2015年我国加快文化立法的进程，全面开启了文化立法的新篇章。文化立法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与新形势下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密切相关，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相关，与文化生产及产品的日益丰富相关。
有学者认为，建立覆盖全社会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努力实现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是我国2020年文化改革发展的重要目标之一，但公共文化设施建设相对薄弱、公共文化投入率偏低、管理体制和经营方式混乱、人员配备不足、社会力量发展公共文化服务渠道有限等因素，制约着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文化产业发展迅速，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的趋势日益明显。但协调文化产业的双重属性、规避文化产业发展中的乱象、促进文化与各行业融合发展、加强对外文化贸易与文化竞争力等因素，都需要文化产业法律体系的完善。（以上由北京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博士王林生、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金元浦撰写）
法学篇
国家能力和法律体系完善的宏观法治建设持续推进
法治运行及公民守法层面的微观法治建设受到重视
有学者指出，就宏观社会领域而言，我国社会存在着国家整体蓬勃发展趋势向好，而一些公民个体却认为存在社会不公、微观体验不佳的悖论；就法治建设领域而言，存在着国家推进法治建设和法治体系不断进步，而在具体实践中却依然存在着以权代法、以权压法等破坏法治的悖论。
也有学者通过全球比较研究发现，“二战”以来在众多试图进行法治转型的后发国家中，真正成功实现高水平法治的比例很低，甚至不到10%。对于成功的法治转型或法治建设而言，至少需要考虑三个环节的因素：作为环境性必要条件的国家能力、法律体系完善或制度供给，以及法治运行实践。前两个环节属于法治建设的宏观方面，而运行环节则既有宏观的一面，也有微观的一面。整体上的国家权力行使，包括行政、立法和司法，属于宏观方面；而具体个案中的执法、立法与司法，以及贯穿于公权力行使及公民日常生活的每个公民的守法，则属于法治建设的微观方面。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新的历史阶段，我国法治建设就应该在兼顾国家能力和法律体系完善的宏观法治建设的同时，更加侧重法治运行及公民守法层面的微观法治建设。重点是两个方面：一是政府、人民团体、国企和事业单位乃至私营单位内部的微观法治建设，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二是通过厉行法治，形成守法光荣、违法可耻的社会氛围，真正实现全民守法。
“打虎拍蝇”引发对党纪与国法关系的思考
中国法治理论与西方法治理论有重要分殊
有学者认为，十八大以来“打虎拍蝇”的反腐行动，不仅在实践上淬炼了纪检机关，也在理论上引发了对党纪与国法关系的思考。中纪委就党纪与国法的关系指出：党的先锋队性质和先进性要求决定了党规党纪严于国家法律。国法是所有公民的行为底线，党纪是对党组织和党员立的规矩。这说明党纪与国法二者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实践问题，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一个重要命题；在社会主义中国，其法律体系、法治体系及依法治国，与西方以多党政治和三权分立为背景的法治有着鲜明的区别；也正是在这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与西方法治理论有了重要的分殊，不与党建结合起来，就无法完整理解中国的依法治国。
司法公信力不高是世界难题
司法改革仍是理论研究热点
有学者指出，司法公信力不高是世界性问题，司法改革是世界性潮流。一方面，司法改革一直在遵循司法规律、提高专业化和职业化的道路上推进；但另一方面，在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与公正司法、专业化和职业化与提高司法权威、实行员额制与法官遴选制度改革、人财物省级统一之后，上下级法院之间以及法院与其他地方党政和权力机关诸多的关系如何摆正和理顺，都成为司法改革研究不可回避的重要理论问题。
特赦是国际通例，更是我国传统
法治精神与德政传统成功衔接
有学者指出，特赦是国际通例，更是我国固有传统。遇有重要庆典、重大事件，行大赦、曲赦、德音之令，给行差走错的人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是中国政治“宽宥之道”的传统，也是平和世道人心、和谐社会关系的仁爱政治。
有学者认为，在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对曾于国家有功的部分罪犯实行特赦，是对他们所做历史性贡献的认可，使他们在胜利日分享国家的喜庆；而对符合条件的部分犯罪时不满18周岁、被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剩余刑期在一年以下的服刑罪犯的特赦，体现了我国法制史上一直提倡的“矜老恤幼”赦免原则。通过法治精神与德政传统的成功衔接，将向世界展示中国法治发展的成果与制度自信；以法治与德治的结合，亦能促进社会和谐，彰显中国政治中和宥恕的雍容气象。
（以上内容由《环球法律评论》杂志副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支振锋撰写）
新闻传播学篇
大数据时代催生新闻学的数字化转向
机器人记者写稿引发一系列敏感问题
有学者指出，大数据时代的新闻，从实践到理论都已经开始了前期的探索，但还谈不上媒体的大规模普及。从实践层面看，大数据新闻根据各自内容的不同和操作层面的侧重开始有了分类。在理论层面，对新闻传播的内容生产、真实观念、价值观念、权威性甚至新闻机构的未来组织模式等，都会产生相应的变化。
有学者认为，大数据时代催生了新闻学的数字化转向，留存在互联网中的海量数据通过各种统计采集和方法计算，并通过不同的可视化呈现应用在新闻报道中，不仅可以加强报道的深度，而且可以提升报道的精确性和对未来预测的科学性。有学者将其分为以下几个类型：计算机辅助报道——以计算机在报道过程中为提高准确性而进行的数据采集、处理和分析为特点；数据新闻学——以精确数据的抓取挖掘、统计和分析以及可视化呈现为特点；计算新闻学——以算法、文本分析法、矢量空间文档模型等计算思维应用在新闻报道中的使用为特点。
有学者针对媒体开始尝试机器人记者写稿的现象，指出这一做法必将引发一系列的敏感问题，如记者未来的从业前景如何？是否会影响记者的从业积极性？虽然美联社说此举是为了让记者能从一般报道中解放出来更多地投入到深度报道中，但当报道领域越来越多地开放给自动撰写软件的时候，那些带有思想的深度报道是否会消逝呢？
媒介生态正在发生根本性变化
跨越时空的社会协作成为可能
有学者认为，互联网对于社会传播业态的最大改变，是将传统的、以机构为基本单位的社会性传播，改变为今天的以个人为基本单位的社会性传播。互联网作为一种革命性力量，已经并将继续改变整个社会的资源配置方式和权力结构。伴随社会传播技术门槛的降低，以个人为基本单位的传播力量被激活，跨越时空的社会协作成为可能，互联网引导下的媒介生态正在发生根本性变化。传统的以大众媒体为传播中心的不平等的、单向的媒介生态结构被打破，个人成为信息传播网络中的一个重要关节点，大众闲置的碎片化时间和知识通过互联网完成聚合，从而实现信息的生产、分享和价值创造。传统媒体所主导的信息偏好逐渐被弱化，个人化的信息只要得到认可就可以通过社交媒体实现裂变式传播，传播内容和传播方式更加多元和富有个性，大众的个人生活、个人情感和个性体验开始得到关照。
有学者指出，过去依靠规模占领市场的旧思维应该改变，传统媒体应该突破“内容为王”的单一竞争法则，摆脱单纯以广告为中心的盈利模式，与移动化的传播技术融合，向社交化的传播方式融合，朝平台化的经营方向融合，立足媒体自身的特点，以互联网思维指导转型，在互联网逻辑下完成传媒生态的重构。
数字媒体技术力量不断地显化两个舆论场呈现互动融合趋势
有学者指出，在传统媒体时代，国家所有的媒介体制使得社会舆论场呈现出官方舆论场一统天下的格局，民间舆论场只能以口语传播的形式在有限的媒介空间呈现，而互联网与新媒体技术的诞生与普及，逐渐使社会的信息传播系统扁平化，纵向的传播控制被逐步打破，横向的民间舆论在网络世界里开始串联，于是原本隐形于线下的民间舆论场凭借数字媒体技术开始显化，社会出现两个舆论场的格局，并由此开始了新的社会互动。
有学者认为，民间舆论场自显现之初到现在，经历了与官方舆论场的分化和若即若离，到被官方舆论场吸纳、融合和主导，舆论场域的变化往往是政治、技术、社会等多种力量互动与博弈的结果。政治力量在整个社会话语场域中一直扮演着绝对主导者的角色。媒介技术作为重要的社会变革力量，不断地对现有的舆论场域的空间进行着拓展突破。社会力量在整个社会话语场域中从萌芽到不断壮大，并且在政府、市场、社会大结构中渐次凸显出自己的存在感，表现出自身的舆论影响力及动员力。
（以上由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王润泽、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王鲁亚撰写）
来源：《北京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