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教授6年请学生吃数百顿饭:聊学术和人生
张晓玫出名了,以一种她自己意想不到的方式。
无关科研成果,无关教学成绩,也无关与政府或企业合作的学术项目——张晓玫说,这才是衡量一个学者成就的主要标准。让这个西南财经大学金融学院副教授出名的却是:吃午餐。
6年前,她开始一对一和学生“约饭”。“我请的其实是精神食粮。”张晓玫说。如今,她差不多请了数百顿饭。
现在,“晓玫午餐”已经成了一项制度。新学年,张晓玫会安排助教把她带的一年级研究生排好序,一个个约,必须一对一。张晓玫自掏腰包请客,地点一般在教师食堂,经费控制在100元左右。
虽然可以享受免费午餐,但在赴这桌“精神食粮”前,学生多少有些忐忑。
在4月的那次午餐中,研一的王昊刚打完菜坐回饭桌前,张晓玫马上进入正题:“你对研究生生活的规划是什么?”这个问题让王昊措手不及。
“啊——我还没想好。”
“那你觉得自己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张晓玫继续追问。“核心竞争力”是“精神午餐”的“招牌菜”之一,她经常让学生想这个问题。
“研究生的规划,无外乎几种选择……你不要浪费科研方面的潜力,不要变成单纯的金融民工。”即使隔着一副黑框眼镜,王昊也能感到张晓玫盯着自己有力的目光。她说话也是同一种风格:意思分明,声音洪亮,语速很快。
和张晓玫吃饭的好处是,一定不会冷场。“全程基本她在讲。”王昊回忆。
“但有一就有二”,“强制性”的约饭开了个头,以后再找老师深聊学术和个人选择问题,就不会那么拘束了。
其实张晓玫刚开始尝试这种交流方式时,学生对“精神午餐”并不感冒。有些学生因为长期缺乏和师长深入交流的经验而紧张——在张晓玫把学生叫到办公室聊天的时候,曾有女生吓到哭;更多的学生是太忙了,比带着30个研究生、承担着教学和科研任务的张晓玫还忙,考证、实习、恋爱,哪一样都不省心,没空赴宴。
而这些大忙人,在张晓玫看来都忙得不得其所。2008年从日本求学回母校任教后,她见到不少学生每天事情没少做,但缺乏独立思考的能力。
她发现,教学过程中,学生不愿互动,或提不出有效的问题;写论文的时候自己找不到题,会追着她问到底该写什么。大多数学生一切围着工作转,工作的目标又十分单一,都想进四大行、最好的投行,人云亦云,不知道自己到底想干嘛。
在她眼里,缺乏独立思考导致的浮躁、迷茫和不清醒是学生的普遍状态。
张晓玫迫不及待地想和学生聊天,至少要先见到他们,这并不是很容易,因为研究生不怎么在校园出没,“三年一晃就过去了”。
那就吃饭吧,“反正你们都是要吃饭的吧,我们谁也不耽误谁。”张晓玫想出了约饭这招。到2009年,张晓玫把午餐搞成了一项制度,提前排表,告知学生吃饭日期,保证和每个学生至少能吃上一次。
其实吃饭只是一种手段,张晓玫真正想做的,是尽自己的可能,培养学生的思考、思辨能力。
她给大三年级教授一门必修课“商业银行经营管理”,不算旁听生,这门专业课一学期选课人数有400多名。
“必须提前去抢位子。”金融学院的学生说。但张晓玫对学生的吸引力,不是和蔼可亲,不是仁慈。在本科课堂上,不必以“物质食粮”作“诱饵”,地道的成都人张晓玫,给同学们端上了原汁原味的川味“精神食粮”,够辣、够呛——她的课以“虐”出名。
课程的重要环节是“自由讨论”,采取文献精读加“打擂台”的模式。“自由”和“讨论”,都是很好的词,真正做起来却让同学苦不堪言。
张晓玫会在一星期前布置相关领域的经典文献两篇,总篇幅在30页左右,然后由小组共同依文献形成自己的报告。讨论当天,报告小组上台发言,台下的其他同学可以反驳,而且反驳有加分,发表小组守卫不住观点就可能失分。在成绩得失的刺激下,张晓玫的课上从来是唇枪舌剑。
“身心俱疲!”在课后给张晓玫的小纸条中,有学生这样表达上完课的感受。
“就要这个效果,大学不可能来混的。”张晓玫很满意自己把学生“虐”到了。
而被“虐”过后,有些学生在期末论文后面附上给张晓玫的信,他们告诉她,自己真的学到了东西,发现了不一样的自己。
在她的课堂上,学生经常会听到一些“大道理”,比如每次“商业银行经营管理”的第一节课,张晓玫会送给学生一句话:“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这段梁启超在115年前写下的文字,看起来和“商业银行”毫无关系,但张晓玫觉得很有关系——学金融的人必须有社会担当和自我警惕:“我的学生以后不能学到监狱里去!”
她的一些告诫,也许对官员和行业人更合适,而不是20几岁的学生,但她还是说了:“要服务实体经济,不要做泡沫,不要自己跟自己玩,特别是经济下行的时期……为什么小微企业借贷这么难?”
相应的,谈到未来的选择,她会劝学生:“不要都想着去四大行、去投行,自己一定要清醒。未来是双赢社会,只有在给社会添砖加瓦时,才能成就自己。”
这让已经习惯埋首各类知识点和考试的学生感到耳目一新。“犀利”“干练”“有思想”“有责任感”,是学生对她的印象。
上过她课的学生大多对她又恨又爱,一方面累,一方面觉得有收获。上周五,去食堂的路上,有个男生专门跑过马路,从刚买的一袋橘子里挑了个给她。在那几分钟前,另外两个女生在电梯口碰见张晓玫,笑着向她问好。
但当规则和公平被蔑视的时候,她会露出真正的强硬,一点也不讲情面。
如果她发现谁作弊,或长期旷课,一定给不及格。有家长纠缠过,上海的长途电话打到成都,翻来覆去说:“我们都读过大学的啦,大学怎样我们不知道吗?哪有不及格的啦。”还说中秋节要来成都“看她”。
张晓玫觉得这件事“特别搞笑”:“当然不可能改成绩,对别的学生太不公平了!”
她记得前两年面试一个研究生,专业问题没说几句,那个学生开始哭诉悲惨身世:父亲遭遇矿难早逝,母亲弱视,他考研已经考了两年,如果再不成功,没脸见母亲。
但张晓玫一点都不同情这个示弱者,“搞得像选秀节目一样。”她感到整个面试流程被冒犯了,“不成功就可以讲故事吗?这对别的学生公平吗?”
她也不认可“成功”这个目标本身。曾有个学生要加她QQ好友,签名让她心里一惊:“成功对我来讲如同空气一样重要,但我现在头被摁在水里,不能呼吸。”
在张晓玫看来,精英主义的教育方式,告诫每个人都要成功,这正是中国教育的一大问题。这样的教育培养出来的人,不择手段也要成功,而一旦失败,又不知如何自处。
是不是每个人都要当科学家、工程师?
30多年前,当还在上幼儿园的张晓玫碰到“你将来想做什么?”这个问题时,她也会回答“想当科学家”。
但现在,她更喜欢另一种可能性:有个女孩说想开花店,喜欢她的男孩说那我就做花店的送货员。每个人都可以有不同的,看起来很平凡,却发自真心的愿望。
“做一个平凡但不平庸的人。”这是除了“你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外,张晓玫给学生的另一道“招牌菜”。平凡是接受自己可以“不成功”,不平庸,是不放弃思考。
在一次次“晓玫午餐”中,张晓玫也发现,学生的确比较羡慕“有捷径可走的人”。这种捷径可能是爹、是颜、是超越规则的潜规则,而捷径的另一端就是人云亦云的“成功”。“马云”、“王思聪”,在半真半假的玩笑话中,著名的投胎能手、成功人士是学生的羡慕对象。
刚回国时,她一度发现有学生比她还“苍老”,一位主动找她吃饭的本科生,抢着埋单,还对坚决不同意的张晓玫说:“您不了解中国的国情,应该是学生请老师啊。”
她看不惯有些车辆在学校门口看见红灯不停,就当面去和司机对峙。学生劝她还是不要“太直”为好。
但她渐渐也能理解学生了:“社会是浮躁的,教育是受害者。”曾有学生告诉她,去某大行面试,直接要求脱了鞋量身高,长相和身高是选人的重要标准之一,而非能力。
十几年前,当张晓玫自己还是一个财大金融系的本科生时,她的学习状态,更像进阶版的高中。她顺利进入了日本经济学排名第一的一桥大学。在日本这所大学,她学会了质疑、辩论。
当年读本科的时候,她认为老师、书本说的都是对的。她现在会在课上对学生说:“老师的观点,你们都可以怀疑。”
从一个心思简单的乖学生,到被问题“困扰”的“胡思乱想”的学生,张晓玫觉得后者是可取的。转变的过程中,迷茫和焦虑不可避免,但到一定程度时,会发现更广阔的世界和世界中自己的位置。张晓玫想告诉学生这一点。
她的种种努力——午餐、讨论课、鼓励怀疑以及早早地给学生说一些似乎超越其年龄和地位的“大道理”,这到底有多少作用,张晓玫自己也拿不准。多年来,她坚持一个教育理念:“我不可能改变整个世界,但我能尽可能改变我教的学生。”
10年前,她20多岁,也是个前途未卜、不知道能不能得到博士学位的学生(张晓玫后来获得的经济学博士学位是一桥大学建校123年来颁发的第52个)。她跟着导师满欧洲做项目,有一次在意大利,访谈对象临时有事。突然空下来,她就买了张票,从西西里登船,驶往地中海的一座小岛。这是一片游客稀少的古迹,历经千年的断壁残垣默然矗立。
目睹这种景象,一种人看到繁华虚无,另一种人看到人类的努力终究还是能留下些什么。张晓玫说自己是后一种。
“想做的事情,能做一点是一点。”那天,在那座不知名字的岛上,张晓玫突然有了这种感慨。(程曼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