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实 深入 多元 协同——2014年考古工作盘点

　　习惯于熙熙攘攘、摩肩接踵的人流中穿梭的现代人，似乎总有种渴望，那就是放缓脚步驻足回味人生。考古领域也是如此，在2013年经历了惊爆眼球的发现后，2014年基本归于平和。虽然没有足够吸人眼球的重大发现问世，却也取得了多方面的成果值得我们回顾。

　　寻祖探源思路明确

　　考古发现方面，2014年更像在做阶段性总结，持续几十年的重大考古课题相继进行了梳理和回顾，一些重大考古工程也有新的进展。

　　始于2002年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至今已走过12个年头。12年来，在集中研究了良渚、陶寺、二里头等代表性文化遗址并结合10余处区域聚落中心遗址的田野考古，考古学家已初步建立起一个在精确测年基础上的考古学文化序列，初步勾画出公元前3500年至公元前1500年黄河、长江和辽河流域文明化进程的轮廓。2014年，考古学者对其中的一部分遗址进行了阶段性回顾与总结。

　　二里头遗址便是其中之一，它发现于1959年，是继安阳殷墟、郑州商城之后夏商都邑考古的又一重大发现。在55年的岁月里，几代考古学者先后为此付出了辛劳，为了纪念二里头遗址发现55周年，社科院考古所主办了纪念二里头遗址发现55周年学术研讨会，并出版了大型考古报告《二里头（1999—2006）》。对二里头遗址的回顾与总结，让不少考古学者对二里头是否为夏代的都城等猜测有了更深的认识。社科院考古所所长王巍说：“总结这些年二里头的发掘和研究成果，我们注意到二里头遗址很有可能是夏代的都城。夏代的都邑对周围的文化产生了强烈的辐射，我们在这方面的研究也取得了重要突破。现在我们的研究不再是一个点、不仅是一个面，而是在全国范围，从最早中国的形成这样的角度进行了充分地研究和论证。”

　　红山文化同样如此，从它被命名至今已经走过60年的岁月，60年里，一个距今5500年前后的史前文明不断散发出迷人的魅力，女神像、龙凤配、陶人等文物的出现不断刷新着人们的认识——史前时期的古人远不是我们想象的原始，他们学着种植谷物、有原始的宗教信仰、社会开始分化。

　　距今4000年前的陕西神木石峁遗址是近几年史前考古发现中最为耀眼的，从2012年发现之日起，它就被考古学界冠以“石破惊天”，它的发现改写了以往人们对史前文明的认识，超过良渚古城，成为目前发现的史前最大城址。2014年，考古学者继续对该遗址进行发掘，也取得了一些成果：发现3层祭坛、再次发现人骨、城墙随地势而建。其中祭坛的发现表明，石峁遗址具备了重要城市甚至是“皇城”的特征。

　　与中华文明从何而来、五千年文明史如何解读的问题一样，蒙古族的起源问题也一直困扰着众多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为了回答横扫欧亚大陆、开创蒙古帝国的成吉思汗所统治的蒙古族从何地起源，蒙古族的名称由何而来等问题，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项目“蒙古族源与元朝帝陵综合研究”在2012年立项，经过2年的发掘和研究，2014年考古学者在呼伦贝尔地区获取了蒙古族源研究的最新考古实证材料，谢尔塔拉墓地和岗嘎墓地的发掘为蒙古族源探索给予了关键支持。谢尔塔拉墓地出土了具有浓郁草原游牧民族风格的文物，如大弓、桦树皮箭囊、马鞍等。岗嘎墓地发现了5座独木棺墓。考古学者称，如能在谢尔塔拉、岗嘎发现更多独木棺，将意味着能掌握重要的第一手材料，证明呼伦贝尔草原就是蒙古族的起源地。

　 　水下考古方兴未艾

　　中国水下考古走过了20多年，不管从设备、人员、经费，还是保护意识等方面，都发生了惊人的变化。早年培养起来的水下考古队员已经成长为水下考古事业的中坚力量，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范围在逐渐扩大，南至南沙群岛海域，北至吉林省集安市；考古对象由以往单一的沉船遗址扩展到湖北丹江口水库古均州城、辽宁绥中碣石宫等水下古遗址内容；考古项目也开始放眼全球，不再“只盯着自家锅里的这碗饭”，从国内扩展到援助肯尼亚水下考古；国家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基地建设逐步推进，南海基地、西沙工作站逐步完善。

　　即将过去的2014年，水下考古亮点频出，重要事件频频发布。2014年6月，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独立建制。9月4日，我国第一艘考古船——“中国考古01号”在山东青岛首航，这预示着我国水下考古即将告别租用渔船或海监船的时代，我国水下考古水平和能力从根本上得以提升；9月17日，丹东港甲午海战沉舰水下考古调查发布重要成果，确认找到两艘甲午海战北洋水师沉舰；12月初，在广东阳江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沉睡7年之久的“南海Ⅰ号”室内考古发掘工作也获得最新成果。

　　公共考古持续升温

　　如果要对2014年的公共考古做一小结，最先想到的关键词是“沉思”。随着不少著名考古学者的摇旗呐喊，公共考古的意识这些年开始被人们接受。一方面，考古学者逐渐消除成见，积极向公众靠拢，将专业性极强的考古观点以轻松、有趣的方式重新演绎，另一方面，在各大博物馆及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努力下，公众也获得越来越多近距离触摸古遗址和文物的机会。可以说，公共考古在这一年持续升温：演示手段多样化，有的以4D电影的方式诉说古遗址的故事；参与范围逐步扩大，不仅是国家博物馆、广东省博物馆等国家和省级博物馆在纷纷推出公众考古活动，而且一些地级市也加入了这一阵营，如沈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和乌兰察布博物馆等地市级单位也充满热情和创造力；活动形式丰富多彩，主题讲座、模拟考古、考古探险、考古夏令营、摄影比赛、考古文博知识竞赛、动漫图说、专题电视片和各种文化产品等，花样别出心裁、令人目眩。不仅如此，2014年4月，中国考古学会还成立了公共考古专业指导委员会，有的文物考古所也成立了公共考古中心。

　　但是，一片花团锦簇、欣欣向荣之后，人们不禁在问：前方的路该如何走下去？考古学者与公众之间的关系，不应该只是一味地迎合，面对文化层次参差不齐的公众，考古学者更有责任激发公众对文化遗产的珍爱。

　　 多学科携手共进

　　一项考古发掘所获得的考古材料，类型极其丰富，如果要有效揭示遗址中众多的信息，单靠考古学者单枪匹马奋战，很难诠释精准与全面。于是，多学科、多角度、多手段进行综合研究成为近些年来考古学者积极采用的新思路。遥感等技术为考古领域提供了精准的考古数据；植物学、动物学等学科的参与，为考古学诠释古人的物质和精神生活提供了科学的依据；历史学、社会学等人文学科，为考古领域揭示出某一社会阶段人们的宗教、礼仪等。可以说，考古学的长足发展离不开多学科的合作与协同。

　　2014年，多元合作、协同并进的意识更加明显。综观这一年的学术研讨会，多学科的学者汇聚参与，各司其职、分工明确、相互协同、互通有无，在一种其乐融融的氛围中，不少考古研究有了新的思路和发现。在纪念二里头遗址发现55周年学术研讨会上，王巍深有感触地说：“正因为从环境、生业、技术、精神、社会等方面全方位地进行研究，使我们对二里头遗址所代表的时代及其所反映的社会面貌产生一个前所未有的全方位的了解。”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员刘国祥对多学科参与也有很深的体会，他说：“内蒙古敖汉考古，如果没有植物考古学者的参与，旱作农业起源之说便是空口无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