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的田野——最后的“10%留用地”去向之调查
村级留用地，被再次审议和讨论。
在杭州推行留用地安置制度试行两年之后，这项源于最后一块土地收入分配的尝试，时不时被各级政府部门拿出来重新认真“端详”，以诉求各方利益最大化。
上周四下午，地处钱塘江南岸的高新区（滨江），近百名社区干部以“书记沙龙”之名，西装革履重新谈论脚下熟悉但留存仅原来十分之一的土地——尽管如此，滨江仍有1896亩留用地，有些已经平底起楼，有些仍然待主开发，散布于辖区内3个街道共29个撤村之后的社区。
不过对已经是居民身份的原住民而言，在城市多年扩张之后，他们仍然拥有对这片土地的部分集体支配权，一个重要表现是，年底的分红仍然源于土地——从西湖黄龙社区的人均1万元，到江干五福社区的人均2万余元，留用地的去向以及产生的价值，也成为居民衡量基层组织能力的标尺之一。
10%留用地
似乎很少有人会去想象黄龙体育中心还是一片农田的样子。
在20多年前的这个季节，差不多也是油菜花开尽，开始满眼绿色时——1985年嫁入黄龙洞村的周爱娟，清晰地记得这些农时场景，也亲历了杭州留用地几度改革的全部过程。
“我们村征用是比较早的，大概是1989年的时候，”周爱娟说，“那时候我们的田，就在现在的黄龙体育中心位置。”
田没了，作为补偿，周爱娟去了当时的杭州电磁厂工作——这是杭州首批针对失地农民推出的“招工安置”，不过，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劳动用工制度的改革，这项制度在后期并不受大多数人的欢迎，收效也日渐式微。
在随后的1998年，杭州在全市开展撤村建居工作，首次明确了留用地的概念——按征收农用地面积（不含林地）10%的比例核准留用地，同时结合村集体经济股份化改造，村民作为股民参与收益分红。
不过，此前的“招工安置”补偿，也让周爱娟成为村社协议中的“普通股民”，“因为那时候给我安排工作了，所以后来才拿了0.9股，而我老公作为‘基本股民’，就有5股。”
在随后的2005年到2008年三年间，杭州又先后出台《关于加强留用地管理的暂行意见》、《关于加强村级集体经济组织留用地管理的实施意见》、《关于进一步完善村级集体经济组织留用地出让管理的补充意见》，以便让这项城市扩张中的土地财政日渐完善。
不过，对留用地较为“大胆”的创新，是在2013年推出试行并延续至今的留用地安置制度。杭州市国土局相关人士介绍，“当时结合了征地制度改革试点工作，对历年的管理制度进行了全面梳理，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留用地制度框架，不断扩大政策惠及面，丰富开发模式，严格批后监管。”
这种在土地上多年的多轮改革，在当时还被作为全国留用地政策改革的典型案例，在央视《经济信息联播》中长篇播出报道。
滨江农地变局
一身西装，头发光亮，如果不是主动表明自己是滨江区西兴社区党委书记的身份，很少有人会把这位在台上发言的嘉宾和农民联系起来。
事实上，祖上是农民的周国荣，已经放弃这个身份多年——在2007年时，西兴开始撤村建居，涉及辖区内花园徐、韩家里、陈家弄等10个自然村。
这种行政体制上的调整，使得此前有着大量农地的滨江区恰好适用逐渐完善的10%留用地制度。同样以西兴社区为例，现在有着48亩三产留置地指标，其中27亩已经用于开发，在周国荣的发言中，是这么表述的，“社区有西兴农副产品综合市场、自建办公楼、12间商铺、合资加油站等三产项目，为集体经济打下了较好的基础。”
当然，在这轮土地流转改革中，“允许村集体找开发商合作开发村留用地项目，村集体持股比例不得低于51%的规定”，也使得自下而上的城市化扩张速度在市场经济中加剧。
以长二社区为例，目前其在留用地上开发的最大项目，是引入第三方投资的商业写字楼和酒店项目，占地达38.8亩，该社区党委书记赵先福表示，“社区拥有地上总建筑面积51%的房产和51%的土地使用权，并确定了社区51%的地上建筑面积，同时拥有51%的地上地下总车位数……”
而正是这种出于政策设计上51%留用地的“底线”设置，使得多年来滨江农地变身迅速，并且到处高楼林立。
不过，在这方面，还有人有着更多想法。浦联社区党委书记孔灿方表示，“我们倾向于自行开发，如果资金不够或没有，宁愿选择出让一部分土地，把土地置换回来的资金投入到自行开发项目中；如果想合作开发，我倒建议第一只项目自行开发，有了经验后，第二只项目搞合作开发，这样心中有底。”
取经对岸四季青
包括赵先福在内的多位发言人，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一个问题，“找对合伙人”。
如何找到靠谱的合伙人？在留用地经济上，这似乎成了51%之外不可或缺的一块重要拼图。在“沙龙”当天，来自钱塘江对岸的四季青街道五福社区党委副书记张子升，作为受邀嘉宾讲了几个自己的观点。在过去一年，这个地处杭州城东的社区，三产租金就超过了8000万元。
在多年来获利颇丰现象的背后，五福社区事实上已经引入了包括君安律师事务所以及大地会计事务所在内的专业团队，并且成立了独立董事会，“集体经济已经按照一个现代公司的规模在做了，而且会越做越大，引入这些专业的团队来管理，是一定有必要了。”
除此之外，张子升还觉得，引入的项目还要“接地气”，有着张生记大酒店、天虹百货等火红项目的五福社区，在多年前也败走过高端定位的“居然之家”， “我们就曾经要求天虹百货引入电影院以增加人气，一个商场没有人气肯定是不行的。既然是合作伙伴，就应该一起发展，而不是只收租金，其他不管不顾。”
浙江大学管理学院副院长钱文荣表示，“留用地经济发展有很多种模式，包括村民自治、团队控制、市场运作等方式，但现在的基层治理，同样需要现代化和规范化。”
扩大分红之愿
对从自留地而“变身”的居民而言，更在意的是因股民身份而带来的分红利益。
就在年前，同样住在黄龙社区的沈莲娟拿到了5股折合5万元的分红，相对她每个月1800元的收入，这算是一笔生活中的“巨资”，“今年算是增加了一些，以前只有两万多吧，”沈莲娟说，“我们也希望村集体经济合作社能够好好发展，能给我们多分点钱。”
基于大多居民的这种向好的想法，这两天，贴在黄龙社区公示栏的“第五届股民代表选举通知”，也被很多人驻足仔细阅读，尽管通知的信息量已经超过了一张普通的报纸。
这种愿望，当然还存在于全市各地有着留用地经济的社区股民中，张子升边开玩笑边说，“我们去年平均每个人分了2万多，还有人‘骂’我，觉得不够多，做得不够好。”
当然，这些城市最后自留地的去向和价值，也成为居民评判基层组织的尺子，赵先福说，“留用地开发关系到全社区居民的永久民生问题，做成功了，老百姓夸你个好；万一项目流产，势必会背上骂名”——这段带有浓厚萧山口音的发言，似乎在场的几十名社区书记，都听懂了。（本站编辑 陈洪凯摘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