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访浙江大学龙泉分校旧址 文军西征一颗火种留浙南
走过40米长的两层西式外墙,推开正中间略窄的木门,跃入眼帘的是一座三层木结构大宅。
爬上逼仄的楼梯,二楼4间正房内,一张张课桌椅排放整齐。几丛光束透过窗棂照进室内,细细的烟尘中,那一群或埋首苦读、或聚而论道的缊袍敝衣少年仿佛刚刚离去。
这是位于龙泉市东南近郊芳野村的曾家大屋。76年前,为躲避日寇迁至西南边陲的浙江大学在这里设立分校;前后7年,办学传道,育栋梁千余名。
烽火连天,弦歌一堂在前线
1937年,竺可桢和浙江大学师生们的心情是特别沉重的。
7月7日,抗战全面爆发;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战火蔓延至杭州。本着“读书不忘救国”的理念,浙大师生开展了各种抗日救亡活动。11月初,在战火中坚持了3个月的浙大决定内迁。
家国危亡,迁向何处?
竺可桢和他的同事们以过人的胆识作出决定:浙大决不搬迁到武汉、长沙或重庆那样的大城市去,而是要搬迁到那些从未有过大学的城镇,以至僻静的农村,使大学的内迁与普及教育、开启民智相结合。
一迁浙江西天目、建德,二迁江西吉安、泰和,三迁广西宜山,四迁贵州遵义。途经浙、赣、湘、粤、桂、黔六省,行程2600余公里,历尽艰辛,浙大师生完成了可歌可泣的“文军西征”。
因战事阻隔,浙闽沪皖一带青年学生,不能去西南求学者越来越多。1939年2月,竺可桢派教务长郑晓沧、史地系教授陈训慈从广西宜山赶赴浙江筹办战时分校。
此时,在龙泉一个叫“坊下”的小村里,乡绅曾水清得知浙大要在龙泉办学,爽快地把刚刚建好不久的新屋整座让了出来。
这座装载了浙大龙泉分校师生们无数回忆的“曾家大屋”,承担了分校初创时几乎所有教学、办公和生活功能。
1941年,因学生增多,分校在距曾家大屋北侧1公里的石坑垅村建了8座用松树皮作瓦的木屋,创办师范学院,文学院亦搬至此地。(下转第二版)
龙泉远在浙南山区,却又近在抗战前线。1942年夏,日寇窜扰浙西南,紧邻龙泉的松阳县沦陷,龙泉危在旦夕。分校师生在崎岖的山路中步行100多公里,南迁至福建松溪大布村,在闽北与鼠疫抗争两个月后,闻听龙泉未被日寇侵占,分批返回坊下。
艰苦卓绝,焚膏继晷求真知
曾家大屋与浙大的相遇是一种缘分。
这座占地近3亩的院子,共有三进72个房间。分校进驻后,大屋一楼作总务处办公室、会客室、实验室,二楼作教室、图书室、医务室等,三楼是教职员宿舍,其余的厢楼等都作了学生宿舍。
走在嘎吱作响的楼板上,穿过一条窄窄的通道,我们来到屋子西侧统楼二楼。楼长约35米,宽约5米。据工作人员介绍,这里曾摆着近50张木制的双层架子床,是当时的男生宿舍。
“龙泉的冬天晚上太冷了,也没有取暖设备。我一边写字,一边墨水就冻住了。晚上用的是桐油灯,烟很多,早上起来两个鼻孔都是黑的。”中文系1943级学生夏钦瀚在回忆文章中这样描写当年的学习生活。当时分校的学生一年要修12门必修课、1门以上的选修课,课业要求非常严格。
72个房间安排得满满当当,还有部分教师就住到石坑垅的木屋中。木屋边上有一排高大的松树,每当风雨之夜,松涛澎湃,让人不能入眠,但老师们饶有诗意地把这座楼取名为“风雨龙吟楼”。
“以弦以歌,往哲遗规追鹿洞;学书学剑,几生清福到龙泉。”一副由中文系教授胡永声撰写的对联贴在中堂内,寓意分校名流学者汇聚,勉励离乡背井的学子们在漫天的战火和艰难的环境中坚持学习,是龙泉分校最好的写照。
浙江大学教授毛昭晰曾跟在分校数学系任教的父亲毛路真一起在龙泉住了4年多,在他的印象中,龙泉分校教师水平都很高且都平易近人。郑晓沧是分校的第二任主任,在小路碰到毛昭晰时,会停下来靠在路边跟毛昭晰打招呼,让他先走。
“栖原无所定,留亦恋深情。”郑晓沧先生的一句诗则道尽了在艰苦卓绝的环境中,分校师生们同处一屋融洽相处的真挚情感。
芳野七年,一方净土育英才
芳野,因为浙大龙泉分校而闻名。
据分校多名学生回忆,1941年元旦,全体师生在曾家大屋门口的稻场地上集会。郑晓沧先生见坊下村远山环绕、竹松苍翠、村里鸡犬之声相闻,犹如一曲田园牧歌,遂即景生情,提议把“坊下”改名“芳野”,英文名“Fine Yard”,寓意丰富且音义相谐,一时传开来,成了正式地名。
在芳野的7年,龙泉分校的学生就如乡野之间的芳草一样,在教师们的细心呵护下争相绽放。
1944届土木系学生、宁波大学原校长朱兆祥在龙泉就读时,发起组织天文学习会。为了观测一次日全食,他们在郑晓沧先生带领下,翻山越岭赶百里路,到福建浦城去观测。
芳野剧艺社是当时学生团体中最活跃的社团之一。该剧社在龙泉市中心的江西会馆等地举行了许多抗日救亡宣传活动,为抗日救国举行募捐,前后公演了《北京人》、《家》等剧作。
“我们还跟学生们学唱歌,《在太行山上》、《黄河颂》、《大刀进行曲》等。”今年95岁的芳野村村民曾招娣还清楚地记得自己当年与学生们一起歌咏、到曾家大屋看墙报的日子。平静的芳野因此充满了活力。
翻开浙江大学龙泉分校的校友簿,一个个在芳野成长起来的英才成为了战后中国复兴的栋梁之材,中国科学院院士谷超豪,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台湾中研院院士杨忠道,中国最早从事人工智能研究的学者之一何志均……他们在各自的领域都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浙大龙泉分校的建立,其最大的意义则在于显示我们中国具有最伟大的力量。”在1939年10月分校首次开学典礼上,英语教授林天兰的答辞,仍然回响在曾家大屋、芳野上下。(记者金春华市委报道组鄢鸣通讯员沈汉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