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鼎新：历史社会学对历史政治学的借鉴意义

不同国家最重要的是，它对社会的看法有自己的本体意识和认知。本体是价值观，是最根本的东西；认知就是认识论层面的东西，即以什么方法来认识这个世界。美国和世界其他国家做政治学研究，并不是没有历史视角，但历史视角是边缘的。一个国家研究政治，没有历史视角是不行的，特别是中国有这么长的历史、那么多的经验可以总结，如果总是跟着西方走，那肯定是不行的。

　　 缺乏自变量的西方政治学

　　历史视角是重要的，但什么是历史政治学呢？长远来说，不管做什么社会科学研究，都应该有历史视角。我是这么理解历史政治学的：政治学和社会学、历史学的最大区别，是它骨子里是一个应用学科。怎么理解学科呢？有些学科是有自变量的，它有一套独特视角。比如，历史学是在时间表里面找因果关系，社会学在结构里找因果关系。比如说做党史研究，很多做时间表，围绕各种会议展开，因为那些都是有转折意义的。但如果从社会学角度看，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新民主主义论》等，这些都是社会学的。实际上，时间视角和结构视角是本原视角，是自变量。

　　但政治是什么呢？人类政治是特别重要的，人的特殊性导致政治规律的特殊性。它虽然具有应用学科意义，但由于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它实际上具有很大的基础性。从这个角度说，我们一般还是把政治学看成基础学科。但是，政治学始终缺乏自己的自变量和视角，这就导致西方政治学根不牢，跟着时髦走。所以，西方政治学一会儿让人类学带，一会儿让社会学带，一会儿让经济学带。为什么西方经济学、西方政治学尾巴老咬不定？西方最好的政治学应该是比较政治，但做比较政治也就是拿几个案例，从中找几个简单的自变量，如果站在历史的角度看是很可笑的。

　　 历史社会中的政治

　　所以，加入历史视角是非常重要的。历史社会学最关心的就是一个问题，现代性的到来及其后果。这是人类共同的问题。我们知道，人类的自控能力越来越强，个体层面越来越聪明，征服自然的能力越来越大，自我认知的语言能力越来越强。但是，微观很聪明，宏观没智慧，这是一个大问题。很多人为什么研究传统，为什么某些传统那么重要，实际上还是对现代化的某些问题找不到出路，这是核心问题。这个核心问题是什么，关键就是政治问题。现代化到来了，无非工业资本主义和民主国家，它是一大串西方近代史的政治建构导致的，但背后原因很复杂。

　　西方做历史社会学的，特别是老一代，都是历史政治学家。西方第三波政治学，第三波历史社会学有点变化了。应该说他们也是历史政治学家，但也都是左派。他们都看到西方的问题，但不像丹尼尔·贝尔那样在东方寻找希望。走到非常前沿的左派看不到希望，所以他们基本上靠结构，从边缘视角、殖民地视角、女性视角，找边缘群体的视角，这样一来，组织材料的方式变多了，但这批学者反而去政治化了。为什么？他们看不清手上的牌了。而政治就是行动者手中的牌、资源。这样一来，这批人的核心议题虽然还是政治问题，但是牌少了。也就是说，西方左派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总体性垮台后，变成一块一块小型认同感左派了。

　　从这个角度看，历史政治学很重要。在前现代国家向现代国家转型过程中，中国领土很大，现代化基本上是以原来的帝国框架为基础的。我们因为民族主义很强，难免觉得中国很吃亏。但其实明朝末期，国土面积也就五六百万平方公里。而且这个过程中，相对别的国家，甚至包括印度在内，我们的种族清洗最少，殖民主义并没有彻底打断中国的主心骨。印度人说当你的脊梁骨被打断时，你唯一能做的就是哭。所以中国人很难理解萨义德，很难接受后现代的视角，原因就在于我们的脊梁骨没被打断。这意味着，中国完全有可能做出自己的一套东西来。事实上，宋朝以后新儒家开始，儒家深入社会，儒家扩张导致中国核心领地的国家建构比其他国家早了近千年，这是中国现代化后来走得顺利的核心原因。这是偶然现象，但这个偶然现象背后有必然性。这是讲政治在历史社会中的重要性。

　　 时间性与历史视角

　　奥古斯丁提出历史是有一个终极的，分了7个阶段往前走。终极论和阶段论实际上起源于《旧约》。18世纪末到19世纪以后，西方特别是黑格尔开拓创新出一个线性世界。到了中国，我们说孟子是历史社会学家，“五百年必有王者现”，这是他对时间的看法。在14世纪的伊斯兰世界，学者伊本·赫勒敦（Ibn Khaldun，1332—1406）就提出，整个历史进程中就是两大规律：认同感和族群。他认为，一个国家只要好了就出问题，三五代后认同感必然松散，总人口必然提高，整个社会基本上靠这两个变量主导。所以，人类对时间的观念不仅有线性的，还有循环时间、退化时间、多元时间。历史社会学是对时间的把握，人类历史的规律是什么，就是时间规律。在这个时间规律中，终极实践始终不占主导地位。

　　我们强调历史的视角，最终要解决的就是社会学过于机械的结构叙事和政治学过度偶然的个人和时间序列表的时间叙事，这两个结合得太紧，就会产生一种完全违反历史的多元性，形成一种具有内在前进动力机器一样的世界观。人类目前的生存危机，我把它叫作human condition，人类生存条件怎么办？西方人的核心思维中，文明冲突也好，自由主义也好，基本上都是犹太基督教的执着和罗马希腊工具理性的结合。孙砚菲提出了一个很好的概念来概括，叫零和扩张宗教。我们中国是没有这个东西的，我们不是这么考虑问题的。所以我们故事讲好、分析好，完全能够出现自己的本体论。我最近认为，中国有一个学术资源就是老子的世界观。中国人从老子角度理解时间也许是个出路，因为中国哲学其实给我们提供的出路并不多。孔子虽然很厉害，但是在本体上和涂尔干都是很功能主义的，不能提供本体性，本体性反而在道家。

　　 （作者：赵鼎新  浙江大学社会学系、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