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鸭司令”的转型之路

“鸭司令”的转型之路

来源：中国环境报  4月24日  第6版   

◆本报通讯员董国梁  记者晏利扬 

　　 还没走近黄官法的鱼塘，就听见挖掘机“突突突”的响声。走进新砌的围墙，只见一方碧波荡漾的水塘，塘堤上挖掘机正在工作，完工的地方已经铺上了如毯的绿茵。塘堤上还用预制水泥板架起了垂钓平台。老黄把他的设想告诉记者：“我已经投入六七十万元，挖了这个六亩见方的鱼塘，打算建成一个垂钓休闲农庄。” 

　　随行的街道干部告诉记者，半年前，这里还是一个臭味熏天、污水直排的养鸭场。说起老黄的养鸭场，那就要追溯到半个多世纪前了。 

祖孙三代书写养鸭传奇 

　　 黄官法7岁时，就跟着爷爷、父亲，当起了小小“鸭司令”。老黄的爷爷叫黄相玉，那时家里穷，为了全家人的生计，黄相玉买了百来只鸭子，开始了祖孙三代的养鸭家业。那时，粮食匮乏，连人都喂不饱，更别说用饲料喂鸭子了。那时的养殖模式有点像草原上的游牧民族。“爷爷带着全家人，到处赶着鸭子跑，安徽宣城、屯溪、宁国，湖州安吉、孝丰，哪里没去过？”  黄官法点上一支烟，向记者娓娓道来，“不同的地方，庄稼成熟的时节不同，哪个地方庄稼收割了，我们就把鸭子赶到哪里，让鸭子们找掉落在田里的谷子吃，我们全家就跟着鸭子风餐露宿、四海为家。” 

　　上世纪50年代初开始，全国上下进行农业社会主义改造，黄相玉这样的私有制养鸭模式也是改造的对象。黄官法的父亲黄春德子承父业，受聘为县里“蛋鸭养殖业合作社”的“鸭司令”。黄春德夫妇，加上一双儿女，都成了居民户口。黄官法说：“那时，穿的套鞋也是‘鸭业社’发的。”五十年代末，国家进入“三年困难时期”，黄春德全家“下放”，又变回了农业户口，但养鸭家业还在继续。 

　　上世纪80年代初，改革开放的春风吹到了黄官法所在的新溪村。黄官法从大队里买下了400多只鸭子，在自己的责任田里办起了鸭场。鸭场越办越大，老黄成为临安最大的养鸭专业户，成了令人羡慕的“万元户”。 

　　老黄的鸭场不仅用了自己的责任田，还承包了村民的抛荒田，面积扩大到了七八亩。每年存栏蛋鸭都有一万五六千只，多的时候达到两万多只。年平均销售收入二三百万元，毛利也有二三十万。 

鸭司令“退位”办起农家乐 

　　2014年，临安市启动了“五水共治”工作，老黄的鸭场因为“直线距离苕溪小于500米”而被列为关停的对象。 

　　 苕溪是太湖的源头，临安下游的青山湖也是杭州城西居民的饮用水源。上万只鸭子在苕溪河畔养殖，新进的小鸭子还得在苕溪里放养两三个月，难免要对溪水造成污染。省里提出开展“五水共治”，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民生大事。虽然没有上过一天学，不识几个字，但这些道理，老黄心里也是明镜一样清。 

　　几十年的“鸭司令”面临“退位”，黄官法虽心里有所准备，但终是一件难以接受的事。镇街、畜牧局的干部初次上门做工作时，老黄死活不肯答应。说自己年纪大了，就靠养鸭糊口，再就业也不容易。老黄的老伴甚至对上门做工作的干部破口大骂，说宁愿让“政府抓去坐牢”也不拆鸭舍。一次不行，就两次，两次不行就三次，街道干部不是吃闭门羹就是被老两口骂得悻悻而回。老黄提出了鸭棚改成生态农庄的想法，街道干部大力支持，积极为他办理审批手续，减免相关费用，帮助他学习水产养殖、农庄经营的技能，还积极帮他推销存舍的鸭子，尽量减少老黄的损失。街道干部江婷说：“我们已经数不清上门做工作的次数了，慢慢地，老两口从抵制，到拉锯，到最后终于感化和配合。” 

　　为推进畜禽养殖治理工作，临安市政府出台了《畜禽养殖污染综合整治工作方案》，各镇、街道也出台相应配套方案，充分考虑了养殖户的切身利益。市、街道不仅对养殖户给予政策奖励，还对他们转业、转产进行技能培训、引导创业、技术指导。“这个鱼塘，前期投入养鸭赚来的，加上政府补助了一些，资金问题就解决了。” 

　　老黄虽然难舍自己干了一辈子的“鸭司令”称号，但对农业局、街道干部的热情帮助还是心存感激，对未来充满希望。他说：“现在，老百姓的生活富裕了，休闲娱乐方面的消费越来越多，我办这个垂钓休闲农庄，来钓鱼的人也可以来这里放松放松心情，赏赏苕溪美景，尝尝农家土味，估计两三年后赚的钱比养鸭那点辛苦钱还多呢。” 

关停养殖场换来好环境 

　　 据临安市畜牧局的工作人员介绍，2014年“五水共治”工作启动以来，临安全市范围内已经关停养殖场（户）531个，拆除养殖栏舍及管理用房13.5万平方米。完成污染治理、修复改造和标准化提升养殖场578个。建设有机肥收集处理中心  3个，建立沼渣沼液社会化服务组织3个，落实生态消纳地13.3万亩。 

　　 通过一年的治理，临安的水环境质量有了明显的提升，全市4个出境断面水质全部稳定达到Ⅲ类以上，高锰酸盐、氨氮、总磷三大指标同比去年分别下降5.6%、23.9%、1.4%，杭州市12个考核断面100%达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