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剩勇：温州民间商会调研过程回顾

【编者按】

今年是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今年以来，我省学者纷纷撰文，以亲历者的身份，回顾其参与浙江改革开放四十年有关领域研究的情况，从学术研究的视角展现浙江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发展历程和辉煌成就。经作者本人同意，本公众号近期将刊发部分学者的回忆文章，作为对浙江改革开放四十年的致敬和纪念。本期刊发的是浙江工商大学陈剩勇教授的《温州民间商会调研过程回顾》一文。

  为什么选择温州民间商会？

我对温州民间商会和行业协会的关注和研究，开始于2000年。这年元旦，人到中年的我，走出科研机构，调入浙江大学，从事政治学和公共管理的教学和研究。我一向的看法是，社会科学研究必须以社会调查为基础，而政治学、公共行政的教学，更应该理论联系实际，引导我们的学生走出课堂，深入社会，认识国情。做老师的，总不能整日在课堂上纸上谈兵，夸夸其谈误人子弟吧。因此，从走上大学讲坛之时起，我就着手寻找一个研究对象，设计一个能够把研究与教学结合起来的课题，于是相中了温州的民间商会和行业协会。

当年，政治学、社会学界最受关注的热点，是有关中国农村村民自治的研究，这方面的研究，用热火朝天来形容也不为过。而有关温州民间商会的研究，则还无人问津。温州民间商会和行业协会兴起于1990年代后期，至2000年前后，除了报纸上有一些零星的报道，政治学和社会学的学者们几乎没有注意到这一新的社会组织形态的存在。最初，我是从媒体的报道中了解到温州民间商会和行业协会的。应该说，从这一刻起，我就对民间商会这一全新的行业组织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带着一股好奇心，以中年人的热情与冲动，我与老友也是国内著名的温州模式研究专家张仁寿进行了电话交流。不久，仁寿兄还把国内某行业组织的刊物上的一篇介绍文章送给我。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和思考，我对温州民间商会和行业协会有了初步的想法。我认为，对于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而言，以民间商会和行业协会为代表的社会组织的崛起，对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深远意义是难以估量的。

温州是一个神奇的地方。在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历程中，温州的改革实践，值得浓墨重彩地载入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历史。温州是我国市场发展最早、民营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改革开放初期，在没有得到执政党正式“改革授权”的历史条件下，温州人以敢为天下先的精神，从“前店后厂”式家庭工业和农村专业市场起步，迅速创造了一个以市场为取向、以民营经济为主体发展地方经济的发展模式——温州模式。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温州模式就与苏南模式、珠江三角洲模式一起，被理论界推崇为中国经济改革的三大发展模式。进入90年代以后，以乡镇集体企业为主体发展经济的苏南模式日渐式微，而温州模式则以其民营化的勃勃生机和发展活力，不断向周边扩展，从温州、台州到浙江全省，形成了中国大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成功转型和发展的浙江模式。回顾改革开放40年的历史趋势，从温州模式演变而来，以市场为取向、民营经济为主体发展经济的所谓“浙江模式”，犹如星火燎原红遍全国，几乎成为当今中国大多数内陆省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主要的路径取向。从某种意义上，温州模式在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的发展史具有“先行一步”的导向效应。

作为一个政治学者，当时我所思索和研究的问题是，在改革开放20多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方向已经基本确立的制度背景之下，如何构建一个适合中国国情、遵循现代化发展规律的社会体制和国家治理体制。从中国改革和发展的现实看，如何推动社会中间组织的发展，如何建构、发展和形成国家与社会间良性互动的结构性安排，并促使之法律化和制度化，使社会领域渐进形成独立的、自主治理的结构性空间，从而促进社会有序治理，促使当代中国社会完成从传统向现代、从计划向市场、从集权到民主的历史转型，无疑是中国改革和发展进程中亟待解决的一大关键性问题。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温州大量涌现的民间商会和行业协会组织及其自主治理的实践，正好为观察和思考这些问题提供了一个十分难得和典型的案例。从1988年第一批民间商会的成立，到2002年，温州市本级已建立各类商会或经济类行业协会104家，县市级则更为庞大。这些由民营企业家自发自愿组建、以行业自律和自主治理为特征的民间自治组织，通过民主选举的方式产生商会的领导人，会员企业自愿缴纳的会费、理事单位的自愿捐助和章程规定的服务性收费等方式成为组织运作的资金来源；为了保证组织决策的民主性、代表性，民间商会不断完善和健全组织结构和治理机制，并在长期的市场活动中发展出了一套基于群体自愿遵守的制度规范和纠纷化解机制，使之成为行业规范和纠纷化解的重要一极。

凭我多年的学术理论积淀和学术直觉，我认为，温州民间商会和行业协会的兴起及其实践，是中国现代化进程和社会大转型中具有指标意义的事件。工业化和市场化的发展进程以其自身的发展逻辑表明，从传统的全能型政府控制一切的整体性社会向现代多元社会的转变，政府再无必要也不可能将公权力渗透到社会的每个角落，社会获得了更多的自主治理的空间，而民间商会就是其中一部分社会自主权利的承接者，它已成为温州社会经济领域协调经济运行，监督企业生产经营，为企业提供各种服务的重要载体。民间商会和行业协会在社会经济领域作用的日益突显，增强了社会的自组织化程度，并以其独特的组织优势介入社会公共事物的治理之中，成为不同于国家力量的一种自下而上的组织力量，对社会的运作甚至是政府的决策和目标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可以说，在当时的温州工商业领域，政府与商会共同协作的行业治理格局已初步形成起来。

基于这样的判断和思考，我和马斌、汪锦军、魏仲庆等一批浙大政治系的研究生组成课题组，开始对温州民间商会和行业协会进行系统全面的研究。我们想探寻的是，民间商会为什么会在温州率先兴起？作为一种自治性的民间组织，商会组织的制度特征和运作机制具有哪些特点？民间商会是如何集中行业内会员企业的利益并将它有效地传达到政府的决策中的？温州民间商会和行业协会的发展遭遇到哪些体制性障碍？如何才能克服和排除制约其发展的困难和障碍？我们希望通过对温州民间商会和行业协会的个案研究，深入探讨民间性行业组织兴起和发展的内在逻辑，分析沿海地区工业化、市场化进程中社会自治组织的生发机制，揭示社会自主治理机制形成和民间组织发展过程中遭遇的问题和阻力。我们认为，这样一种个案研究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从学术的层面看，这项研究从学理和实践两个层面结合的个案研究所揭示的温州经验，将有助于我们增进对于中国未来的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动之理想模式的思考，来自西方经验的公民社会理论模式在接受中国本土经验的检验的同时，很可能要作出某些新的解构和定位，进而有可能发展出某种根植于中国传统和国情的公民社会理论模型或解释范式。从实践层面看，在如何促进、扶持、规范各种社会组织的发展方面，温州民间商会的发展为执政党和政府提供了一个富有启示和借鉴意义的经验。在我们的社会日益向多元化社会演进的现时代，如何建构一个适应国情的公民和社会自主治理的制度安排，规范和促进社会组织（第三部门、非政府公共组织、非营利组织和社团）的发展，促使多元的利益主体实现组织化，使各种利益诉求都能够有效地传输到国家的决策体系中，在很大程度上将会直接影响到中国社会未来的历史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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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民间商会的社会调查过程

对温州民间商会和行业协会的研究，我从一开始就打定主意，我们的研究一定要建立在充分而科学的社会调查基础上，把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事件描述与理论阐释、个案研究与总体分析紧密结合起来，全方位、多视角地考察和剖析温州民间商会的治理实践，进而揭示这一新的行业组织和社会组织兴起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我们认为，社会科学研究，从元理论的意义说，大抵都可以归入以下三种范式，即：本体—规范的研究，辩证—批判的研究，经验—分析的研究。20世纪社会科学在学术史上的最大贡献，在我看来，就在于科学方法的导入和经验—分析的实证研究范式的兴起，提供了诸如观察、访问、实验、模型、统计分析和系统分析等一系列科学研究或分析的方法和技术。例如在政治学领域，继“行为主义革命”以科学的方法论及模式改塑政治学之后，后行为主义政治学家在克服“行为主义”局限的基础上，同样注重对政治过程和政治行为的动态研究，注重对当前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过程，强调对资料的定量和测量。他如社会学的田野调查或社会调查，如社会人类学的参与、观察和体验，等等，经验的和定量的研究实际上已经成为社会科学工作者从业的一门基本功。从某种意义说，正是科学方法如抽样调查法，参与、观察和体验的方法，统计学方法等等的运用，使政治学、行政学、社会学摆脱了道德哲学或人文主义的樊篱，升华成为现代意义上的社会科学。

当今中国的学术界，在“一团和气”的背景下，社会批判的精神固然已属稀罕之物；而经验—分析的实证研究范式也同样不行于世，这一点多少有些令人不可思议。我们认为，社会科学研究固然亟需西方理论的引进，概念的疏理和探讨，但同样也需要一种基于经验—分析的实证研究，社会调查、田野访问，尤为科学研究之所亟需。毕竟，社会科学研究的目的在于解释社会、预测未来。只有通过对大量社会现象的深入观察，通过反复分析研究，才能提升出解释复杂社会现象的某种理论，才能在学术上有所创新。学术创新必须建立在严格的逻辑证明或论证的基础之上。这种证明或论证，既包括对所提假设的证实，也包括对已有知识的证伪。无论证明还是证伪，都必须建立在事实或可靠资料的基础之上，而事实或可靠资料，显然不止于既有的文件和官方的统计数据。所谓学术创新，说白了也就是社会科学工作者在观察和了解社会的基础上，经过对自己占有大量第一手资料的周密而详尽的研究，提出自己的理论和假说，并对自己提出的理论或假说予以逻辑严谨的证明罢了。只有通过对经验假设的系统说明和检验证明，才有可能发现和揭示社会现象和社会发展的某种规律或法则。因此，社会科学家走出书斋，深入民间，接触社会，了解民情，近距离观察中国的现实社会，做一点科学意义上的社会调查，实在已经成为一种必然。我们对温州民间商会和行业协会的研究，就是要建立在广泛的社会调查基础上的，让我们的成果经得起实践的检验。

2002年1月，我带着汪锦军、马斌、魏仲庆等三位研究生坐夜班火车从杭州抵达温州，开始第一次温州民间商会的调研行程。

初次到温州，我对这次调研能否取得成功还是抱有一点忐忑。在我的经验中，温州是一个相对封闭和自我的地域，温州话是我浙方言中最具排他性的方言，外地人进入温州如到了日本，不借助于翻译几乎听不懂当地人说了什么话。温州人特别重视“关系”，亲朋好友熟人好办事，一个教师到温州做调查，整天忙于赚钱的温州人，会给自己提供便利吗？因此，行前，我为此作了一些准备，请朋友托关系，对一些调查单位打了招呼。结果，到温州后，经验主义让我在温州调研的第一天就出了一个大洋相。根据行前的安排，我调研的第一站是温州市工商联（温州市总商会）。行前，我以浙江大学比较政治与公共管理研究所的名义，给温州市工商联发了一份公函，告知了我们的调研行程。由于行前一直没有接到工商联方面的复函，到温州的次日，我们并没有直奔市工商联，而被朋友临时安排去了鹿城区工商联（总商会），正当我们进入主题，与热情的鹿城区工商联领导交流时，接到了市工商联的电话，原来，时任温州工商联主席、总商会会长郑朴先生正在会议室等着我们的课题组前往调研呢。好在郑主席比较大度，得知我们先去了鹿城工商联，不仅没有为我们的失礼失信而有所怨言，而且热情地邀请我们当天下午去他们那里。

郑朴先生对我们的调研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和大力支持，他亲自召集总商会的班子成员、代表性行业商会的负责人等十多位同志，一起和我们课题组座谈。与会人员一方面对温州民间商会快速发展所呈现出来的勃勃生机而兴奋和憧憬，另一方面又对商会发展面临的制度和政策环境而困惑和迷茫。第一天调研经历，使我们对这次温州调研的信心大增。接下来的几天里，我和课题组的同学们先后走访了温州市方志办、温州市民政局民间组织管理处和温州市经贸委等职能部门。市方志办的柯小敏主任、民间组织管理处肖国庆处长、市经贸委的郑柳伟先生，热情接待，并向我们详尽介绍了温州民间商会和行业协会发展的状况，还附带为我们提供了许多相关资料。那次调研，我们还走访了温州鹿城区总商会、温州服装商会、温州眼睛商会、温州合成革商会等10余家商会组织，与会长、秘书长等负责人进行了深入的交谈。这次调研收获多多，受益多多，温州人对我们的课题组表示的热情，对我们的调研行程的支持，更坚定了我们把这个课题深入下去的信心。

2002年7月，课题组又赴温州对温州托运业商会、温州纺织商会、温州鞋料商会、温州饮料商会、温州家电商业协会、温州化工协会、温州泵阀工业协会、温州五金商会等10余家负责人做了采访式调查，温州总商会、各行业商会的负责人以及温州市委党校的朱康对教授均给予了热情的接洽和支持。

2002年8月，我组织课题组成员分赴温州、台州、金华、杭州等地，对浙江省行业协会发展现状进行了一次较全面的调查。在这期间，课题组曾与温州市有关部门进行了2次座谈，其中一次是与市政府职能部门的座谈，参加座谈会的有温州市政协、市经贸委、市政府协作办、民政局、工商局等职能部门的同志，以及市工商联的负责人。另一次是与温州民间商会和行业协会负责人进行的座谈会，参加座谈的有温州市眼镜行业协会、制笔行业协会、鞋革行业协会、服装商会、合成革商会、五金商会等行业组织的会长或秘书长。此外，还分别与宁波、台州和金华三地的政府部门和行业协会负责人举行了6场座谈，现场采访了一批行业协会，对这些地区的行业协会发展现状有了初步的认识。宁波、台州和金华等地的调查经历，使我们对温州民间商会和行业协会的民间性、自治性和服务性的特点，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2003年4月间，课题组又对温州的18家民间商会和行业协会进行了一次采访式调查，调查对象包括：温州烟具行业协会、温州鞋革工业协会、温州灯具商会、温州建筑行业协会、温州会展业协会、温州美容美发协会、温州市陶瓷工业协会、温州市塑料工业协会、温州市文教体育用品商会、温州市油漆涂料商会、温州市家具商会、温州市百货业商会、温州市摄影行业协会、温州市工商联美容化妆品业商会、温州市鹿城区餐饮业协会、温州市拉链商会、温州市鹿城区金属材料商会、温州市压电点火商会等。

2003年10月，课题组成员对温州民间商会和行业协会中的最具代表性和示范效应的——温州服装商会和温州烟具行业协会进行了深入细致的个案调研和访谈。同时，还对温州市委统战部、市人大、市政协进行了一次采访式调查。在《组织化、自主治理与民主——浙江温州民间商会研究》著作中，我们将温州市服装商会、市眼镜行业商会、市合成革行业商会、市托运业商会、市会展业协会、市煤炭商会、市制笔协会、市鞋革工业协会、市拉链商会、鹿城区金属材料商会、市压电点火商会、市灯具商会、温州市建筑业协会、市烟具行业协会、市陶瓷工业协会、市纺织品商会、市摄影行业协会、美容化妆品业商会、鹿城区餐饮业协会、市五金商会、市泵阀工业协会、市饮料商会、市鞋料商会、市塑料工业协会、市文教体育用品商会、市油漆涂料商会、市家具商会、市百货商会、乐清市服装协会、鹿城区总商会等30个民间商会和行业协会的原始访谈记录作为书稿附录，以供有兴趣的读者参考。

2003年寒假期间、2003年暑假期间，课题组对185个民间商会和行业协会会员企业分别进行了问卷调查。2004年春节期间，课题组又组织浙江大学、浙江工业大学的温州籍本科生对温州64家民间商会和行业协会进行了问卷调查。

通过实地调查，我们对温州民间商会和行业协会的功能作用、治理机制、管理体制、存在的问题等有了直观而深入的认识。一些典型的案例尤为令人印象深刻。如2001—2003年，温州烟具协会应对CR法案和发倾销案例，最终温州烟具协会赢得欧盟反倾销胜诉，这是中国加入WTO后应对欧盟反倾销诉讼的首次胜利，也是我国地方行业协会组织中小企业小产品反倾销胜诉的第一案。同时，我们在调研过程中也强烈地感受到，商会在温州人心目中不同寻常的分量。民营企业家一旦进入了商会和行业协会的核心层，就意味着其身份和地位的“提升”，尽管有时候仅仅是名义上的升级，甚至仅仅是一种“想象中的提升”，但在注重身份效应的现实社会中，其激励效果还是不可低估的。我们从一个细节中验证了这一说法：在温州，许多民间商会和行业协会的会长都身兼数个社会职务，但在其名片上的第一头衔往往是协会会长，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一身份给企业带来的满足感、荣誉感和自豪感。

值得一提的是，在调查和研究温州民间商会和行业协会的过程中，我们尝试运用国外普遍使用的调查手段，并对这些方法进行了一些适应我们国情和现实的调适。一方面，通过各种途径搜集和整理有关温州社会经济发展和民间商会的各种文献，包括各级政府的相关政策法规，民间商会和行业协会的章程、规章，协会的会员名单、通讯录，有关民间商会的研究成果和材料；新闻媒体对民间商会各种活动的报道等。另一方面，通过面对面访谈、随机抽样问卷调查与统计、典型个案追踪等多种方法，以尽最大可能获取和占有充分的经验性资料。

在调查对象的选取上，我们不光局限于民间商会和行业协会而就事论事，而是对民间商会本身、会员企业、业务主管单位（主要是工商联和经贸委）、政府有关职能部门以及社会各界的进行立体式、系统的社会调查。一方面直接采访了民间商会和行业协会的领导层，倾听了来自正副会长、理事和秘书长等核心会员的声音，并与他们进行了面对面的交流和对话；另一方面，我们还注意加强对广大会员企业的调查，深入了解中小会员企业眼中的民间商会组织，力求多层面、客观公正地展示温州民间商会治理实践和价值。

在具体的调查过程中，我们主要采用了访问调查和问卷调查两种形式。访问调查包括采访和座谈会两种方式，采访的对象主要是民间商会领导层、政府有关职能部门、工商联等。在此，我们想着重讨论一下问卷调查中的抽样问题。本项研究的问卷调查，先后进行了3次，时间分别在2003年寒假、2003年暑假和2004年寒假期间。前2次的问卷对象是民间商会和行业协会的会员企业，第3次的问卷对象是民间商会和行业协会的领导人。全部问卷调查都是采用随机取样的问卷方式进行的。

问卷调查是社会科学研究中最常用的社会调查方法之一。最近半个世纪以来，社会科学们经过不断的改进和完善，在问卷调查方面已经发展出一整套规范的方法和程序，从样本规模的确定，样本的选择，样本的抽取，都有一套相当讲究的方法，从而可以确保抽样问卷调查的可靠性，增加调查结果的可信程度。其中，问卷的抽样工作尤其受到社会科学家们的高度重视。在具体的调查工作中，如何抽取样本，如何决定样本的规模，如何消除因抽样调查而产生的各种偏见和误差？从统计学的角度看，有关调查对象之特性的问卷，除非填写问卷者涵盖了所有的调查对象，否则，任何一种好的计划，或者任何通过广泛接触不同类型的人以扩大调查基础的努力都不能够彻底地解决偏见或误差问题。社会科学家通常借助一套科学的抽样方法，来纠正因取样不完全而产生的偏见和误差。此即“或然抽样”的理论，所谓“或然性样本”的概念，指的是调查者在从事社会调查的过程中，在样本的选择上采用如下一种技术，以保证研究者从样本的特性中推导出总体的特性，即被考察的总体中的每一个成员都有着同等的入选机会。这种抽样方法的作用，大大提高了抽样调查结果的准确性和可信度。 

此时，这种根据“或然性样本”概念发展起来的抽样方法已经引入国内，除了各级统计部门所属的各类调查队之外，一些国内学者在调查工作中也已开始尝试使用。但是，一般学者在使用科学的抽样方法从事社会调查的过程中，除了要受制于诸多的客观条件的限制，如经费、调查人员的不足等等，更要遭遇国情和民情的挑战。在一个连志愿者上门服务都要受到接受被服务者拒之门外的待遇的“熟人社会”，面对大多数不愿意或不习惯于将自己的内心世界真实展现给外人的民众，学者们如果仅仅通过打电话，或者通过邮寄的方式，把调查问卷邮寄给那些通过科学的抽样方法从电话薄或各种花名册中抽取出来的研究对象，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即使接电话者愿意回答问题，或者侥幸能够收回一些问卷，研究对象填写的答案，很可能也不一定是他本人的真实想法。在温州这样一个语言与外地不通的社会，一个不会温州方言的调查者上门采访，恐怕很难想象能够受到调查对象的接待。因此，西方学者调查工作中行之有效的抽样问卷方法，在我们中国的调查工作中恐怕也难免陷入“桔过淮北则为枳”的尴尬。

为了确保调查结果的真实性和可信度，我们课题组在具体的问卷调查工作中，特别是对温州民间商会和行业协会的会员企业进行的问卷调查，对问卷调查方法作了某些适应中国国情的调适。我们的做法是，课题组根据研究需要设计制作好标准化的问卷，而在确定具体调查对象的过程中，并没有像学者们那样通常从电话薄或其他名册里抽样，然后向研究对象寄送调查表或打电话或上门采访，而是由浙江大学、浙江工业大学清一色的温州籍学生担任调查员，这些调查员组成若干个调查组，由根据他们根据家乡所的具体情况，根据企业的规模和特点随机确定问卷的对象，并通过熟人介绍上门，进行采访式的问卷调查。为了避免理解上的偏差，问卷上的每个问题都由调查员当场解释或解答。我们的要求是，每一份问卷都要由调查员征求调查对象的意见后，在调查对象完全自愿的情况下当场填写。宁肯发放和回收的问卷数量少一点，也要确保问卷的真实性。在方言封闭又特别讲究人情关系的温州地域社会，调查员的温州人、温州话和温州熟人关系，不仅能够确保研究对象接受调查，而且可以确保接受采访的调查对象能够真实地填写和回答我们的调查问卷。

因此，尽管随机取样的问卷调查方式在西方的主流学者那里已经不太运用，但是我们相信，经过上述对问卷调查方式所作的适应国情、民情的调适，至少可能确保发放和回收的问卷能够真实反映地研究对象内心的想法和感受。通过这种调适发放并回收的问卷的价值，实际上大大超越了照搬本本进行的问卷调查。这或许也算是社会科学研究中国化过程中的一种探索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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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的学术成果及其影响

本世纪初期，在国内学者还局限于从经济学的视角考察行业组织和温州民间商会的时候，我们课题组就开始尝试从政治学的维度思考问题，观察和研究行业组织，特别是民间商会、行业协会在温州各地大量涌现和蓬勃发展的现象。经过几年的实地调查、追踪观察和理论思考，我们的研究团队陆续发表了一批有分量的论著，如《温州民间商会：一个制度分析学的视角》（陈剩勇、马斌，《浙江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另一领域的民主——浙江温州民间商会的政治学视角》（陈剩勇，《学术界》2003年第6期）、《民间商会与私营企业主阶层的政治参与》（陈剩勇、魏仲庆，《浙江社会科学》2003年第5期）、《温州民间商会：民主的价值与民主发展的困境》（陈剩勇、马斌，《开放时代》2004年1月）等。这些论著以作者对温州民间商会进行的广泛的社会调查为基础，把研究对象置于当代中国社会转型和国家与社会关系演进的背景中，尝试从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的结合，解读温州民间商会和行业协会兴起的政治学和社会学意涵，是国内最早研究温州民间商会和行业协会的系列论文，受到学术界的较大关注，论文的引用率在国内学术界一直排在温州民间商会研究的前列。

2004年12月，作为浙江哲学社会科学重大招标课题的最终成果，《组织化、自主治理与民主——浙江温州民间商会研究》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正式出版。这是当时国内第一次从政治学的角度全面系统研究温州民间商会的理论著作。我们认为，民间商会和行业协会是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出现的，是传统体制所没有的一种新的变量。所以，民间商会的出现和发展，既面临着诸如法制不健全，自主权限不明晰，内部组织机制不成熟等一系列问题，也存在民间商会与政府，民间商会与其他社会组织的权力界限和关系如何处理的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一方面固然要摸着石头过河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和尝试，另一方面必须要求对其进行深入的调查和理论探讨，从而给实践提供经验和基于经验的理论支持。由于目前有关温州民间商会和行业协会的研究主要还是集中在经济领域，而且学者们用来解释行业组织现象和功能的许多理论模型都来自西方。因此，此一研究要有突破，既需要对域外的各种理论进行梳理，更需要在广泛社会调查的基础上，对这些理论进行本土化的检验，进而思考和建构出符合温州民间商会和行业协会发展实际的新的解释范式。《组织化、自主治理与民主——浙江温州民间商会研究》一书就是我们基于此一思路进行尝试后获得的成果。

在具体研究过程中，我们尝试运用组织社会学、新政治经济学的制度理论和民主理论，分别从组织化、自主治理和民主等三个不同的角度，通过对温州民间商会和行业协会的生发机制、组织模式及其运行机制的考察；试图揭示在现行宏观制度背景下民间商会和行业协会的自主治理及其自治性问题、政府与民间商会的关系，自主治理的制度基础与政府的作用问题；通过对民间商会与地方民主的关系，民营企业家阶层政治参与实践的探讨，着重分析民间商会作为一种新的利益表达机制的制度绩效，以及这一民主形式的价值及其发展的困境，进而对在民主宪政的架构之下如何规范和发展民间商会、行业协会及其他各种社会组织和团体，如何建构和形成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新型模式，从而促成政府、公民和社会之间的良性的互动、推进公民社会和地方民主的发展，等等，提出了虽不成熟但自信还有些价值的思考。

《组织化、自主治理与民主——浙江温州民间商会研究》一书的出版在学术界引起了积极的反响，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为国内外研究温州现象、民间商会、社会组织、国家与社会关系等问题高引用率的著作。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博士后韩福国（现为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还专门写了一篇题为《转型社会的组织功能分析——评<组织化、自主治理与民主——浙江温州民间商会研究>》学术评论文章。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华盛顿大学、波士顿大学，日本筑波大学、早稻田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以及德国、英国等多所海外名校的学者阅读了我们的著作之后，先后与我们建立了学术联系，并与课题组合作进行温州民间商会和行业协会的研究。浙江省人大常委会、浙江省政协常委会、浙江省工商联、浙江省民政厅，尤其是温州市有关职能部门的相关领导和专家，均对本书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我本人也荣幸被温州市委和市政府聘任为市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参与了温州市一系列重大决策的论证和咨询工作。

专著出版并未成为我们研究温州民间商会的终点。2004年12月国内管理学领域的权威刊物《管理世界》刊发了我和马斌合作撰写的《温州民间商会：自主治理的制度分析——温州服装商会的典型研究》一文。文章从新制度主义维度，在社会调查和文献分析的基础上，考察温州民间商会的生发机制：民间商会兴起的制度基础和内在逻辑；选取温州服装商会为典型案例，通过对其10多年来，自组织资源汲取能力的增强、组织化程度的提高、自治规则的完善、行政性依赖的弱化、社会合法性的成长、与政府关系的理性化等一系列制度变迁过程的分析来揭示民间商会自主治理机制的演进，探讨温州民间商会作为一个自治性组织所面临的制度困境和发展出路，进而揭示自主治理与政府作用的内在联系。该文篇幅达2.7万字，是当时《管理世界》办刊史上最长的单篇学术论文。

我们还将研究的视角拓展到温州的异地商会。2000年以来，与蓬勃发展的温州民间商会和行业协会相呼应，全国各地的温州人开始自发组建自治性的社会团体——温州异地商会，温州商人把他们在本地组建民间商会的成功经验推向全国，在全国各大中城市组建了数百家温州异地商会。2007年4月，我和马斌合作在《社会科学》上发表了《民间商会与地方治理——温州异地商会的个案研究》一文。

2008年，浙江省社科联为总结浙江改革开放30周年的典型事例，时年11月19日《中华读书报》上刊发了对我的访谈文章《民间商会和行业协会的温州模式》。

回顾对温州民间商会的十余年研究历程，我起初只是想将其作为一项引导学生理论联系实践的“小课题”，未曾想到持续多年的不断努力做成了一项颇有学术和现实影响力的“大课题”。不仅发表了一系列高质量的学术论著，受到了学术界的关注和肯定，而且让一大批研究生得到了一场难得的学术锻炼和学术启蒙。当年浙江大学比较政治与公共管理研究所的研究生马斌、汪锦军、魏仲庆、解庆刚、季元杰、洪燕文、陈燕、何作井等同学，以及20余位本科生先后不同程度参与到这项课题的调查研究之中，从中学习到了社会调查和研究的方法，以及与政府、企业、商会和社会各界沟通的能力，培养和提升了观察社会，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如今，这些学生均已走上了工作岗位，他们或在高校，或在机关，或在企业，成长成才，成为各自单位的业务骨干，有多位已经是教授和副教授，没有职称的，在其单位也是挑大梁的。这或许是为人师者最值得骄傲和自豪的事了。

陈剩勇

浙江工商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教授，浙江省政协常委、全国政协理论研究会理事、中国史学会理事，温州市政府决策咨询委员，曾任过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浙江大学比较政治与公共管理研究所所长、政治学与行政管理系主任，浙江大学地方政府与社会治理研究中心主任。主要从事政治学、公共行政学和历史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