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黄慧
据《华商报》日前报道，陕西西安市莲湖区第一家为进城务工人员“操心”的民间婚介所目前面临困境。近年来，先是女性务工人员登记的越来越少，随即便是男性务工人员的婚恋愈来愈难，来登记的男女比例是7∶3，而男性务工人员的婚恋成功率还不到10%。为了生存，创办人王燕玲不得不每天一大早赶到一家餐馆，帮人洗碗挣钱。王燕玲所面临的“寒冬”，从某个侧面反映出时下进城务工人员遭遇到的“婚恋难”。
在经济市场化、人口流动化的当下，许多农民为了更好地生活进城务工。在劳动力市场处于低端位置的农民工，通常难以承受城市高昂的生活成本，难以过上体面和有尊严的生活。这不仅意味着他们难以通过购买房屋的方式融入城市，也意味着他们处于一种精神贫乏的状态，精神文化需要和婚恋诉求处于一种“吃不着”“吃不饱”的境地。
性别结构失衡下的男多女少也好，“有房才结婚”的情感商品化也罢，进城务工男性在婚姻进入上面临着重重阻碍，难以在周边区域找到合适的婚恋对象。“找不到”“娶不起”的婚恋困境不仅意味着身体和精神上的压抑感和失落感，还意味着社会评价体系上的无能与落魄。
著名女性社会学者佟新指出，市场化和商品化将人们情感的欲求和满足以等级化的价格呈现出来，在婚姻市场上不同经济状况的男人受女人欢迎的程度是不同的。一个经济上没有基础的人，往往会被认为不值得托付终身，没有财富的情感面对的将是不断被累计起来的心灵失败体验。这一点，在进城务工男性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
在婚恋市场里，以财富为核心的阶层边界，和品貌边界、年龄边界、教育边界、社会资本边界一起构成了一个复杂的等级系统。在这个体系中，进城务工男性无疑处于金字塔结构的底层，处于劣势地位，丧失了婚恋活动的主动权，拥有狭小逼仄的选择空间。“女性往上找，男性往下找”的择偶梯度效应，进一步加剧了他们的婚恋困境。
不论是“临时夫妻”，还是“合同婚姻”，抑或“陪床保姆”，当进城务工人员通过常规渠道难以满足利益诉求时，难免会剑走偏锋。游走在道德和法律边缘地带的“虚拟家庭”，尽管在一定程度上通过社会交换实现了“抱团取暖”，却也会带来诸多的“后遗症”。这种缺乏法律保护的男女关系既不稳定，也会隐伏着诸多风险。
进城务工 “婚恋难”不仅是个人问题，也是一个社会问题。如果任其野蛮生长，不可避免会给公序良俗带来挑战甚至是威胁。不论是提高进城务工人员在市场经济中的机会和待遇，还是搭建相亲会等平台，抑或加强对他们的婚恋指导，关注进城务工人员的爱与痛，破解精神贫乏的难题，都需要政府、市场和社会三方力量提供制度护佑和人文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