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诺亚方舟——写在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成立三十年
国家图书馆缩微文献阅览室内景
缩微中心工作人员在为读者讲解阅读器使用方法
贵州省图书馆工作人员在检查胶片
美国国会图书馆送给国立北平图书馆的善本图书缩微胶片，现藏于缩微中心国家母片库。
缩微胶卷
刘丁军又一次来到国图，徜徉在缩微胶片之海。在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教授缩微课程的他，对这里再熟悉不过了。这一次，他要找寻一份上世纪50年代的报纸，于是径直奔到这里。他心里清楚，找原件困难，但缩微阅览一定没问题。果然，他如愿以偿。“缩微胶片保存时间长，稳定，使用不受那么多限制。即便停电，所有数字资源无法正常使用，缩微胶片也可以使用放大镜或用肉眼直接观看。如今，很多过去的报纸、书籍已不再提供阅览，也无相关数字影像，缩微品阅读，大大补充了研究资料。” 刘丁军说出的是缩微品使用者共同的感受。
1985年，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以下简称缩微中心）成立，从此掀开了在全国图书馆系统内利用缩微技术对文献进行再生性保护的序幕。30年来，缩微工作者寄甘苦在镜头前，注心血于胶片内，成功抢救珍贵文献近15万种，并开发、拓展多项衍生业务，将浩瀚的中国珍贵文化遗产载上文明的诺亚方舟。
岁月无法遮蔽回望的目光
1839年，英国光学家约翰·丹瑟于曼彻斯特实验室中，将摄影技术与显微镜结合使用，采用银板照相法，将边长20英寸的文件摄制成1/8英寸的缩微品。当时的他不会想到，由此发端的缩微技术将为人类文明进程做出怎样的贡献。
世界上最早进行有组织的缩微摄影，是法国摄影师达格龙。1870年普法战争中，他成功地利用缩微技术传递了11.5万封信件。
上世纪初，日渐成熟的缩微技术开始在珍贵文献保护与出版中使用。在这一领域，中国并不是姗姗来迟者。
30年代，王重民、向达等学者远赴英、法等国，拍摄并带回千余种敦煌遗书照片，入藏国立北平图书馆，使国人首次一睹这批敦煌经卷的容颜，此时，距这些经卷被斯坦因、伯希和劫掠已经过去了20余年。
1936年，由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拟在我国国立北平图书馆和美国国会图书馆各设一台缩微摄影机，国立北平图书馆拍摄馆藏善本书，美国国会图书馆拍摄最新科技书刊，两馆交换各自拍摄的缩微品。此时，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战火已在中国大地上蔓延，因战局紧张，缩微设备只得暂时安装在北平协和医院。但倾国之下安有完卵，战乱中，这套设备只拍摄了一部分医学类善本书，就于1940年被日军掠走。
1943年，美国国会图书馆将国立北平图书馆运到美国的馆藏善本书摄制成缩微胶片，归还国立北平图书馆。
1948年，北京图书馆购入一套美国产缩微摄影设备。百废待兴的新中国用这套设备开始有规模的复制珍贵文献。但在全国范围内，缩微技术并未普及。
“我们利用新中国成立前遗留下来的缩微设备，没有洗片机就用冲洗罐来冲洗30.5米长的胶卷，利用旧车库做车间。就是在这样简陋的条件下开始拍摄馆藏的善本书、报刊、手稿等，还接待读者，随时拍摄读者需要的各种书刊资料。” 那些留在老馆员黄焕霖记忆中的往事，发生在上世纪50年代。
1957年，英国剑桥大学图书馆将英藏敦煌写本的缩微胶片与北京图书馆藏敦煌写本的缩微胶片进行交换。1979年，法国巴黎图书馆也与北京图书馆互换馆藏敦煌遗书胶片……
在我国缩微复制事业蹒跚前行的同时，缩微技术在世界一些发达国家却深受青睐，成为各国图书馆保护珍贵文献时的首选，被广泛应用。
一位学者的卓识与情怀
1982年7月，山东曲阜暑热难耐。在孔府档案馆查阅档案的著名学者任继愈的心情喜忧参半。老先生因查阅档案“收获不少”而喜。“曲阜孔庙保存着从明清两代直到民国时期的一批完整的档案材料，总数不下二十万件。内容包括政治、社会、哲学、宗教、宗法制度许多方面。这批档案材料不仅详尽地记录了孔府的历史沿革，同时也反映了明清和民国时期的整个社会状况。由于它是连续几百年记录下来的第一手材料，其史料价值极高，是我国文化的一个宝藏。”忧则源自这些宝藏的损毁严重：“天下只此一份孤本，一旦损失，将无法弥补。我们这一代如未能充分利用它，也没有保存好，就会犯历史性的错误。” 似乎是听到了珍贵文献在尘封虫咬摧残下的呻吟，返京后，任老即以学者的责任心、哲人的卓识，致信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胡乔木，建议采用缩微摄影技术对珍贵的历史文献资料进行抢救。当月，胡乔木对任先生的建议给予批示，并指示相关部委从速办理。
积蓄已久的激情如火山喷发，抢救祖国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时不我待，新中国以缩微技术大规模进行文献保护由此启动，出发的步履急急又匆匆。
1983年4月，由文化部组织的北京缩微摄影技术座谈会在北京召开，就图书馆文献抢救工作的组织机构、管理办法及人员培训进行可行性研究。
5个月后，文化部公共图书馆缩微摄影技术工作座谈会在成都召开，北京图书馆及上海、四川、重庆、辽宁、吉林、南京、山东、山西、湖南、广东11家省市图书馆成为第一批缩微拍摄馆。
1984年3月，文化部先后组织两个考察团赴日本考察缩微摄影技术及设备。
仅仅3个月后，文化部在北京举办缩微摄影技术培训班。
1985年1月，文化部图书馆事业管理局在南京召开第一次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工作会议，中华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成立。
“杂役”打响“赤臂之战”
20世纪80年代初的图书馆对古籍的保护基本上沿用老祖宗的办法，以修补为主，条件好的有专门的库房，用樟木箱或樟木柜放置古籍，条件差的则任其自生自灭。当时图书馆比较现代化的设备就是打字机、油印机，连复印机都很罕见，用现代技术保存和保护古籍还停留在文献中。而此时中央提出以缩微复制的方式保存和利用古籍无疑为图书馆引进现代技术设备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会。这样的机会如果不抓住，图书馆的现代化还将推迟若干年。
“当纸质文献资料逐步损坏不断灭绝之后，子孙后代一定会深深感到我们保留下来的这批缩微遗产是多么珍贵，我们现在所做的工作是多么重要。”国家图书馆馆员边维华的话发自肺腑。“今天，我们感叹我们的祖先给后人留下了如此珍贵如此丰厚的文化遗产，为现在的人们了解、研究我们民族的发展历史提供了不可缺少的窗口。而多少世纪后，我们的后人在感叹古籍文献已成为历史文物，可望而不可即之余，亦会庆幸他们的祖先同样为他们留下了一份丰厚的遗产——珍贵文献的缩微品。他们也会感谢当初做出利用缩微保护与保存文献的决策者以及为这项‘流传万世的事业’奉献一生的人们。”正是秉持和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原主任李健一样的信念，一代又一代缩微工作者孜孜矻矻贡献着心血与智慧。
事业初创的日子令人难忘。“每个缩微工作者都有一段不平凡的经历，都有一串串说不完的故事。外出补缺的艰难与劳顿自不必说，缩微品制作过程中的每一个工序都需要付出艰辛的劳动。资料整理除清点、著录、编卷外，破损要修补，折皱要熨平，合订本要拆装，大量的书刊资料上架下架，取、还、运送等杂务劳动都要干，因此资料整理工作被风趣地称为‘杂役’。夏季一到，有时拍照间室温超过30度，小伙子们只好赤膊上阵，戏称‘赤臂之战’。拷贝工作需暗室操作，工作间面积小且全封闭，空气不能流通，称之为‘关禁闭’。他们宁愿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继续干‘杂役’‘关禁闭’，津津乐道于‘赤臂之战’。没有什么豪言壮语，也没有轰轰烈烈的英雄事迹，没有愤世嫉俗的牢骚，也没有自怨自艾的叹息，然而他们所做出的贡献令人钦佩，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为缩微抢救贡献了壮年时光的边维华，为我们描绘出了草创时期的岁月。为珍贵文献的抢救，很多公共图书馆向缩微拍摄工作打开了一向封闭的书库，无私地提供馆藏；缩微中心的工作人员殚精竭虑，足迹遍及闹市僻壤。从北京出发，去天津、宁波、温州、杭州、福州等图书馆补缺，9天奔波11地，却无一天在旅馆留下住宿记录的往事至今被传为佳话。
缩微中心第一任主任李竞，是推动文献抢救工作的功臣。每每工作遇到关系全局的问题，都是他亲自出马解决，以和风细雨、娓娓道来的沟通艺术，攻无不克的协调能力，为缩微工作开创出一片新天地。裴兆云，从零起步时的文献缩微队伍中就有他的身影。处理技术难题、设备引进、人员培训……每天他都是最后一个离开办公地点。工作起来从不知疲倦的他，是全国缩微领域出了名的“老黄牛”。刘世华，曾是缩微中心副主任工程师，也是新中国缩微技术的元老，技术精湛，经验丰富，现在各馆的技术骨干大多直接或间接听过他的教诲，许多还是他手把手带出来的学生。
聚沙成塔 集腋成裘延续典籍的生命
30年来，先后有24个公共图书馆成为缩微中心成员馆，同时有多家图书馆成为缩微中心资料馆，用缩微技术抢救文献的工作，如火如荼。
报纸是最难保存的文献之一。上世纪80年代，很多老报刊原件在岁月的侵蚀下已是满目疮痍。1861年在上海创办的中国最早的商业性报纸《上海新报》，1815年创办的中国最早的中文宗教性刊物《察世俗每月统计传》，清末维新派在华北出版的、由严复等主编的《国闻报》，1872年出版的《申报》等一大批濒临损毁珍贵文献进入抢救视野。
在抢救拍摄历史文献的同时，经缩微中心规划协调， 在全国开展了大规模的文献补缺工作。数年间，各馆因历史原因残缺不齐的1180种224万余版报纸，上千种近2万期期刊得以补充，不仅提高了文献的史料价值和馆藏质量，而且完善了公共图书馆的文献资源建设。
到目前为止，全国图书馆系统利用缩微复制技术抢救善本古籍31759种，报纸4378种，期刊15230种，民国时期图书98493种，共计近15万种，6700万余拍，拍摄胶片长度达3534公里，超过了北京到曼谷的距离。其中，《隋书》、《分类补注李太白诗》、《增广注释音辩唐柳先生集》、《资治通鉴》等传世之作均位列其中，缩微文献被4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数百家单位收藏。
利用各图书馆已抢救拍摄的缩微胶卷，缩微中心还以影印方式还原文献300余种，形成了“中国文献珍本丛书”“中国佛学文献丛刊”“中国边疆史地资料丛刊”“西藏学汉文文献丛书”“中国公共图书馆古籍文献珍本汇刊”及其他类文献等六大系列，弥补了学术出版方面的缺憾，为研究工作提供宝贵的参考资料，颇受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与欢迎。
彩色缩微技术研究的突破，使真实呈现彩色图文成为现实。至今，已有40余万页彩色文献成功转换为彩色缩微胶片，图书馆收藏的成千上万彩色图文不再“无颜”面对后人。第3代便携式数码缩微阅读器的研发成功，更使得缩微胶片走入千家万户的梦想成为可能。
30年中，缩微中心先后组织、参与制定、修订多项国家标准，开展国内外学术交流，推动科研工作，培养专业技术人才。建立了国家缩微品母片库和拷贝片库，对文献进行深入的开发和利用，开展数据库建设工作。目前，缩微中心拥有了十分成熟的缩微胶片数字化加工体系和技术团队，应用结合了缩微胶片长期保存与数字信息方便利用优势的数转模技术，实现了数转模胶片40余万拍的年产量。同时带动10余家公共图书馆有声有色开展缩微文献数字化工作，预计2015年将实现年产量超过1000万页。缩微中心抢救的15万种各类文献，现已全部实现了书目数据转换，读者不仅可以方便地找到自己所需要的缩微文献，更可以通过网络实现缩微文献的数字化阅读。国家图书馆副馆长魏大威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数字缩微已经成为我们缩微事业中非常重要的一项工作。国家图书馆作为我国图书馆界缩微工作的牵头单位，必须要进一步拓展工作思路，创新工作机制，研究和推广数字缩微技术，联合全国图书馆共同构建数字缩微体系，充分发挥缩微工作在传承和保护中华文化、推动文化发展繁荣中的作用。” 魏大威道出的，是文献缩微在新时期面临的新挑战，新任务，更是新机遇。
“缩微事业汇通古今，利在社会，功垂久远。”做出这一评价的任继愈先生已经离我们远去，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他的远见卓识。中华悠久绵延、璀璨绚烂文化典籍的传承，赋予文献缩微工作者神圣使命，任重道远；新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不断展现文献保护令人惊异的前景，催人奋进。背负着历史重托，听从时代的召唤，中国文献缩微工作者已经踏上实现梦想的新征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