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失的记仇山和永不消逝的浙江义乌细菌战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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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言： 江南之地，鱼米之乡。富足平和的浙江，是中国抗日战争中沦陷时间最早、沦陷范围最广、战争创伤最深的省份。侵华日军曾悍然发动灭绝人性的细菌战，将第一枚炮弹投放在这片土地上，如今70多年过去了，流毒未除，记忆犹在。

　　作为细菌战全国第一战场，从1939年到1945年，以731部队长官石井四郎为总指挥的日军细菌部队在浙江进行了不少于3次的大型细菌战，造成浙江省、江西省超过230多万人身染疫病，死亡人数超过65万人。

　　今年恰逢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浙江在线远赴东北，寻找侵华日军细菌战源头，探究发动始末；再回归本土，关注浙江军民受到的伤害，关注对幸存受害者的治疗救助，还原历史真相，补上教科书里未能写全的部分。

　　 浙江在线义乌6月26日讯 (浙江在线记者/胡昊 首席编辑/赵洁) 浙江革命烈士纪念馆的“浙江公祭”网页背景图上，有一张石碑的照片，这就是义乌大名鼎鼎的“记仇山”碑。

　　“记仇山”碑原先设在义乌塔下洲村的记仇山上，碑文记载，一九四二年农历四月初七(5月21日)，日寇入侵义乌市塔下洲村，他们烧、杀、抢，还用鼠疫病菌传染村民，致使103人死亡，50余户遇难，9户死绝。是年农历五月二十四日(7月7日)，日军又进村烧毁房屋67间计2525平方米，39户共194人无家可归。为了教育子孙后代，不忘民族大恨，牢记血泪深仇，特立此碑，以志永久纪念！

　　塔下洲村的经历仅仅是浙江义乌遭受日军细菌战的一个缩影，根据义乌市爱国拥军联合会负责人、对义乌细菌战有20多年研究的何必会的统计，从1941年9月到1944年4月，义乌细菌战死亡的人数达到1319人，仅崇山村的死亡人数就有408人，28户全家死亡，而这个之前名不见经传的村庄，总共也只有1236口人。

　　更让人难以忘却的，是在这个小小村庄当中，侵华日军细菌部队对浙江百姓进行了惨无人道的活体解剖试验。

　　 受害的村子尚在，“记仇山”已无处可寻

　　“记仇山”碑原先设立在塔下洲村的一座名为“记仇山”的小山上。记者到塔下洲村的时候，村子尚在，记仇山却已经不复存在。

　　72岁的退休老教师周华照告诉记者，“记仇山”碑是1974年那会儿设立的，“塔下洲村和学校搞苦难历史教育，声讨日本帝国主义罪行，就命名了‘记仇山’和‘记仇山’碑，还设立了‘怀恨碑’和‘忆苦塘’”。

　　记仇山哪里去了？塔下洲村细菌战受害者遗属赵绍新(赵先生)告诉记者，塔下洲村现在所处的位置是义乌新城，这几年开发房产和旧村改造，记仇山被整体移平，当年设立的“记仇山”碑、“怀恨碑”早就不知下落，“忆苦塘”及铭石也已经被填埋。

　　1999年，塔下洲村和王选带领的细菌战调查小组重新刻制了黑色大理石纪念碑，上面刻录细菌战受害史实的“国耻碑文”，和103名塔下洲村细菌战罹难者的姓名，碑文警示“塔下洲人不忘日寇蹂躏，百人冤魂齐盼中日友好”。

　　 一人发病全家死绝，崇山村成了死亡村

　　1942年5月21日，日军占领了义乌，随行参加浙赣作战，并沿路播撒细菌武器的日军1644部队也进驻义乌。

　　崇山村第一个感染鼠疫的是村民王焕章。10月13日一大早，王焕章出门买东西，到中午的时候，他背着两把竹梢和一根毛竹回家，流了一身汗的他到水塘洗澡，之后就全身发烫，腿根肿痛，舌根发硬。家人请来了村中有名的中医王道生，但开出来的药一点都没用，晚上，王焕章就死了。

　　王焕章死后，伺候他的儿媳开始发病，第二天惨死。独子王继法眼看着父丧妻死，也病倒了，随即高烧不止，22日挣扎了一天后死去。紧接着，王焕章家4岁的孙女同样染病死亡，11岁的孙子由娘舅收养后给人家看牛，被毒蛇咬死，就这样，王焕章一家5口人全部死绝。

　　村里给王焕章看病的中医王道生回家不久，也开始发烧，口渴难忍，三天后的10月18日，63岁的王道生痛苦死去，那天正好是重阳节。

　　王兴国是王道生的孙子，其父王旌昌因为当时不在崇山村而躲过一劫。王兴国给记者讲述了爷爷和家里长辈们的遭遇。

　　王道生在当地是个有名望的人物，家里有8个儿子，所以这堂白事特别隆重，家里请来了和尚做了三天三夜的道场，乡里邻居和外地亲戚都来奔丧。

　　道场还没结束，王道生二儿子王旌善的妻子吴菊兰就病了，病状和王道生一模一样，挣扎没几天，吴菊兰死了。王旌善还没来得及埋葬妻子，自己也暴病死亡。王道生的女儿王海妹、女婿鲍小牛带外孙鲍弟来崇山为父亲送丧，回义亭鲍宅后没几天，三人全部死亡。另一个儿子王旌堂则逃到梅林村亲戚家里，由于8岁的孙女王妹带去的鼠疫病菌，引起亲戚全家5人染疫而亡。

　　王道生是崇山村唯一的医生，连医生都死了，崇山村百姓的医疗就更是一片空白了。

　　 恐惧和逃亡，成了轻而易举的病菌传播方式

　　王道生死后，崇山村每天死亡5到8人，最多一天死过20多人，两个月内死亡408人，由于人员流动，周围的新园、井头山、官塘下、下柳、稠关、东河、张村、塔下洲、徐村等23个村受感染，共计死亡700多人。

　　崇山村流行疫病的时候，酿酒师傅王樟流正好在塔下洲村做酒，听说了自家村子发生疫病就不敢回家了。没想到，他的三儿子王樟高还是逃去找他了。

　　王晋华今年80岁了，是当年崇山村鼠疫的见证者，1997年“侵华日军使用细菌武器中国民间受害诉讼代表团”赴日诉讼成员之一，他告诉记者，“那个王樟高，就是我叔叔”。

　　“我叔叔当年36岁，他亲眼看到哥嫂和侄子三个人死掉的情景，那时候他也怕啊，心想逃出去应该就没事了。那时候他爹也就是我爷爷在塔下洲村做酒，离我们村也就是6里路的样子，就逃到他爹那边去了，想叫那边的医生看病。”

　　王樟流一看到儿子就说，你不能到这来的，塔下洲村都知道崇山村发瘟疫了，你到这里来，大家都有看法的。“于是让叔叔住到村旁的关帝庙里，再叫医生去看看。结果一看之后没办法，叔叔的病就越来越严重了，最后死在关帝庙里了。”王樟高死后，细菌也传播到了塔下洲村，造成了塔下洲村103人死亡。“我到现在都不会忘记那个时候的事情的”，王晋华深深叹了一口气，说道。

　　 号称“免费治病”，恐怖的林山寺专搞人体活体试验

　　王基木近年88岁，他是义乌崇山鼠疫的亲历者，在那场灾难中，王基木老人失去了母亲吴翠珠和妹妹王香菊、王兰妹。“上半村(现上崇山村)那边来先传来的(鼠疫)，上半村传到整个村。后来呢，日本人说来治病，家里得鼠疫的他们都会治，有这些病的人他们说都叫到主山殿(林山寺主殿)，去了就会治”，王基木告诉记者，可老百姓并不知道，这些日本人就是打着治疗鼠疫的旗号，把中国人当作活体试验对象的，“有些人就(把家里人)送去了,结果有些手被切掉，有的脚被切掉，肚子剖开的也有”。

　　林山寺距离崇山村只有2里地，当百姓们知道了日本人的伎俩后，就不再去接受什么“免费治疗”了.不过日军还是动用武力，抓人关在林山寺，继续进行人体活体解剖试验。

　　崇山村18岁的姑娘吴小奶(又叫吴小囡)是被众多采访者当中提到最多的一个。

　　张菊莲是当年从林山寺逃出来为数不多的幸存者，前几年老人已经去世，但她留下的口述记录，看起来依然让人心疼：

　　“吴小奶被日本人捆在椅子上，全身蒙上白被单，脸也蒙上了。吴小奶那个时候害怕啊，就在被单底下一会儿求‘先生，我的病会好的’，一会儿叫‘妈妈救命啊’。

　　“我们突然听到吴小奶的叫声变了，好像不是人发出的声音，再一看，她的胸膛被活生生地剖开了，血喷了出来，整块被单都红了，日本人把她的内脏挖了出来，我也晕过去了。

　　“也不知道自己昏了多少时间，反正醒来之后，我就从粪坑孔里逃出来，走路也走不了，只好向江湾那边爬过去。”

　　 毁灭罪证，420间古建筑和民房被焚

　　为了毁灭罪证、防止鼠疫蔓延危及日军自身的安全，日军在1942年农历十月十一(11月18日)拂晓前，派100多名日军包围崇山村，焚毁村庄，420间古建筑和民房化为废墟。

　　王晋华回忆说：“那天来了一大队日本人，包围了整个崇山村，所有路口都有日军看守,不准我们老百姓进出。所有老百姓，无论男女老少都赶到村后山背。”9点,崇山村9个起火点一起起火。“住在我们隔壁的堂哥王荣森，和他邻居王荣其两个人看到自己家屋子起火了,就偷偷拿起火桶去救火了,结果被日本人发现了。日本人一枪就打过来,我堂哥手上就受伤了,从房子上摔下来。王荣其也被日本人看到了，结果一枪打中了大腿。”

　　 培养新鼠疫菌，中国百姓的身体成试验载体

　　据日军86联队军医林笃美日记记载，日本军队对于崇山村流行的传染病是鼠疫一事，在流行的当时就已经确认。11月上旬，由86联队和南京1644部队组成的调查组，多次到崇山村，确认了一种“类似于腺鼠疫的病”。

　　因为是应征军医而非职业军医，林军医似乎日军的行动并没有好感。林军医的部下，一名叫吉冈林一的卫生兵在战后曾回忆说，有一次战友聚会，喝醉酒的林军医质问同为86联队的某军医，“你那时为何搞活体解剖?”

　　近喰秀太是南京1644部队细菌兵器研究制造部门的一名少佐军官，他在1949年12月1日的日本《昭和医学会杂志》上发表的一篇名为《有关鼠族对于鼠疫菌的感受性》的论文，就是以崇山细菌战受害者的野外试验，以及在人体中培养提取鼠疫菌“松山株”(松山，崇山的义乌方言谐音)标本，和“金华株”、“南京株”野外试验情况作为论文依据的。

　　论文写到，金华是第一试验地，1942年10月到12月间，金华地区“鼠疫有481人死亡”；义乌崇山是第二试验地，1942年10月到1943年1月间，“该试验地和金华同时流行了鼠疫，有82人死亡”；南京为第三试验地，时间是从1943年3月到1945年3月的两年间。

　　近喰秀太在回到南京后，用“松山株”在老鼠身上进行感染试验，培养出了新的传播媒介印度客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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