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勤奋好学的农村孩子看到希望

    转载自秦春华新浪博客，原文地址：http://blog.sina.com.cn/s/blog_539c5bd20101qv0p.html

                本文删节版发表于《光明日报》2013年11月13日第16版，题目为《让更多勤奋好学的农村孩子看到希望》。

                今年5月15日，李克强总理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进一步提高重点高校农村学生比例。这是维护社会稳定，促进教育公平，推动社会阶层实现正向流动，“让勤奋好学的农村孩子看到更多希望”的重要举措，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上必将产生深远影响。高校特别是高水平重点大学对此责无旁贷，应该采取切实措施，起到带头作用。

                这项政策的实质，是通过政府强制力，在维持高考统一录取框架不变的前提下，通过定点定向突破，逐步扭转农村学生的不利地位，实现对农村学生的“教育补贴”。高考是选拔性考试，在确保公平的基础上提高效率，根据人人平等的高考分数选拔优秀人才，效率与公平都是其追求的目标。然而，效率与公平也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实际上，教育在提高效率的同时，也在不断制造着新的不平等——人与人之间因为受教育程度的不同而产生了更大的差异。追求差异是教育的内生驱动力。任何教育机构孜孜以求的目标，都是使自己的毕业生在社会中取得比其他机构的毕业生更大的成就。另一方面，教育在提高效率的同时，也在不断消灭着旧的不平等——原来处于较低社会阶层的人可以通过接受教育获得人力资本，从而进入更高的社会阶层。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教育在实现代际转换、社会阶层流动、改变个人和家庭命运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人们往往可以容忍现实生活中的很多不公平，但就是不能容忍教育不公平。因为一旦教育不公平超出了人们的容忍限度，就断绝了人们对未来的憧憬和希望。在“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思想根深蒂固的中国，人们对教育公平的呼声和期望更为强烈和迫切。

                在中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相对公平的科举制度对于维护社会稳定，实现代际转换发挥了重要作用。尽管像蒲松龄、曹雪芹这样的大文豪一次又一次无法通过科举的筛选，也曾出现过“范进中举”的悲剧，但总体而言，科举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促进了社会阶层的流动。据北大哲学系何怀宏教授的研究，自宋代以降至清末科举制废除，在一千多年的历史中，大约有三分之二的中举者三代以前没有出现做官者。也就是说，大部分白丁阶层通过科举制改变了自身和家族的命运。在漫长的封建官僚社会中，如果没有科举制，如果仍然沿袭了世袭制，很难想象中国社会能够保持长期稳定的生态和结构。

                然而，即使在科举制中，也仍然存在着效率与平等之间的冲突。中国地域辽阔，东西南北之间差异巨大。由于各地教育水平参差不齐，完全按照一个标准录取，即使实现了表面上的“分数面前人人平等”，也难免使教育不发达地区的考生处于不利地位。明初著名的“南北榜案”就是一个典型案例。《明史》记载，明洪武三十年（公元1397年）三月，南京会试发榜，由于中举的51名贡士皆为清一色的南方士子，大批北方士子聚集在礼部门前鸣冤闹事，认为考试不公，“科场舞弊”。为了平息事态，经过认真调查，皇帝朱元璋要求主考官刘三吾修改录取结果。但硕儒刘三吾坚持认为，阅卷公平公正，“分数面前人人平等”，中举者皆凭真实才学录取，拒不执行皇帝命令。朱元璋因此大发雷霆，将刘三吾发配西北，有些官员甚至被凌迟处死。三个月后，朱元璋亲自复核试卷，令人瞠目结舌地更改了录取结果，最终录取的全部是北方士子，而无一南方士子。自此之后，明代科举按照南方60％，北方40％的标准取士，遂成定例，并一直延续至清代。

                “南北榜案”揭示了一个深刻的问题：在基础教育存在巨大差异的情况下，如何在效率与公平——不仅是形式公平，而且是实质公平——之间寻求新的平衡？教育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延续性与传承性。古人说“诗书传家”，前代的教育资源会通过财产、书籍、基因和氛围等途径传递到下一代，并且形成累积性效应。自唐代安史之乱以来，特别是南宋以降，中国的经济文化中心逐渐南移，教育上的南北差异就此形成。19世纪中期之后，城市不断上升为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教育中心，城乡差距日趋扩大，特别在教育领域，农村学生开始处于不利地位。这种状况虽然在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得到相当大程度的缓解——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和“反右”、“文革”等一系列运动中，大批知识分子或自愿或被迫从城市进入农村，许多人成为当地基础教育的骨干力量，极大地提升了农村教育质量。然而，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知识分子落实政策大批回城以及城市再度成为中国社会的中心，农村基础教育状况再度趋于恶化。特别是，在统一高考录取制度下高校完全按照分数进行录取，从表面上看似乎实现了“完全平等”，但实际上却可能恰恰强化甚至固化了城乡之间的不公平效应——经济条件优越的城市“超级中学”和家庭可以用高额薪酬雇佣更优秀的教师对城市学生进行有针对性的训练，而且往往效果显著；它会激励更有经验的教师从农村中学流向城市的“超级中学”，从学校教育流向家庭教育，从而造成农村中学教学质量的进一步下滑。可以说，没有农村中学的凋零，就没有城市“超级中学”的繁荣。因此，并不奇怪，城市学生由于占据了师资、资讯以及培训上的巨大优势，从而能够在高端分数段整体超越农村学生，使农村学生在进入顶端大学的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 应当说，这可能是虽然农村学生考上大学的比例在提高但考上重点大学的比例却在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事实上，这种现象不仅出现在中国大陆，凡是有华人的地方——台湾地区、香港地区、新加坡等——都曾面临类似问题。这也许是因为华人社会特别擅长于通过培训应对考试的原因。

                这种由于城乡差异带来的矛盾已经不仅仅局限于教育领域，而且是快速发展中的中国在转型时期所面临的一系列利益冲突的深刻反映，因而也必须通过深化改革、科学发展加以解决。“985高校”作为中国高等教育的排头兵，应当进一步在促进教育公平，推动社会和谐发展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带个好头。多年来，北京大学高度重视教育公平，不摆花架子，不搞虚套子，而是切实采取有力措施，千方百计努力增加农村学生享受优质教育资源的机会，不断提高农村户籍学生入学比例。一是在自主选拔录取中加大对农村户籍考生的政策倾斜。北大在自主选拔录取的初审、笔试和面试的各个环节均对农村户籍考生执行特殊政策，单独划线，单独录取，连续两年确保自主选拔录取候选人中，农村户籍考生的比例不低于20％；光华管理学院和经济学院的自主选拔录取候选人中，农村户籍考生比例提高到30％以上。今年，在最终确定的自主选拔录取候选人中，农村户籍考生比例为20.7％。二是圆满完成贫困地区专项计划。2012年，北大在21个省市的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定点招收30名考生，为一批综合素质优秀、意志坚韧不拔的考生提供了圆梦北大的机会。这些学生入校之后，北大还组织了专业辅导团队，帮助他们顺利完成学业。今年，北大将贫困地区专项计划规模翻了一番，达到60名，并相应调整了专业结构，更好地满足学生的需求，所录取的考生均来自县级及县级以下中学，其中38名学生为农村户籍，比上年同比增长17个百分点。三是将预留计划绝大部分投向农村户籍考生。在今年的高招实际录取中，北大尽了最大努力，将绝大部分预留计划投向了农村户籍考生，最大限度地实现了扩招。四是进一步增加中西部地区的招生计划。近年来，北大大幅增加了河南、湖南、贵州、陕西、宁夏、新疆、西藏等中西部地区的招生计划，并在实际录取时进行了大幅扩招。2012年北大在中西部地区共录取1236名考生，比上年增加95人，提高了3个百分点。今年，北大进一步扩大了中西部地区的招生计划，最终录取人数达到1343人，比去年增加107人，同比增长5个百分点。五是进一步加大对农村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资助力度。为帮助更多寒门子弟圆梦燕园，2013年北京大学调整了新生奖学金的等级和发放对象。全额奖学金5万元，能够覆盖本科四年学费和生活费；半额奖学金2.5万元，可以覆盖本科四年学费。新生奖学金将发放给真正有需求、家庭有困难、无法负担大学学费和生活费的优秀学生。此外，北大还建立了日趋完善的“绿色通道”帮扶体系，资助家庭经济困难新生的力度逐年加大，目前已有十余项奖学金、助学金计划。2013年，针对家庭经济特别困难的新生，北大专门将考生赴京路费与录取通知书一起寄送至考生家中，为他们顺利入校、安心学习提供坚实的保障，确保不让每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辍学。通过采取上述措施，近年来，北大农村学生人数比例连年保持稳步增长。2013年，北大（校本部）农村学生占录取学生总数的比例为14.2%，比上年增加1.7个百分点。为了尽快扭转农村生源比例偏低的情况，北大一直在坚持不懈地努力，而且还将继续努力下去。

                应当说，这些措施在短期内对于切实提高农村学生比例具有一定效果，但从长远来看，更为根本的也许在于，高校必须从自身人才选拔和培养的需求出发，根据农村学生的特点，有针对性地设计相应的招生录取制度，使提高农村学生比例成为高校招生的内生需求。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效率与公平兼顾的政策目标。“让勤奋好学的农村孩子看到更多的希望”，这既是殷切期盼，也是号召与托付。用切实的行动点亮农村孩子心中的明灯，这是大学，特别是重点大学必须肩负起来的历史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