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混淆公函维权与医闹界限

    中科院一怀孕女博士杨女士在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猝死，网曝死者家属等50名医闹“占领”医院产科。杨女士死亡后，其单位中科院理化研究所曾向北医三院发公函，要求对杨女士离世的原因“做出公正、透明、翔实的调查，给出一份真实、完整的结论”。这被网友称为“中国科学院大战北医三院”，中国医师协会官网亦发布“维权声明”，对中科院理化研究所的发函行为提出指责。

    如此的一幕，到底事实与真相如何，依然缺乏明晰客观的认定和判断。就报道来看，院方与死者家属之间，中科院理化研究所与中国医师协会之间，都只是立足于自身主张和立场。事已至此，很多人都对“中国科学院大战北医三院”保持高度关注，对于中科院理化研究所的公函争议颇多。

    最需要厘清的则是，中科院理化研究所的公函属于何种性质？就某些网友的观点来看，认为其等同于“红头文件”，发函行为裹挟权力因素，以单位意志向院方施压。其实，这种理解无疑是片面的。众所周知，只有具有行政管理权的机关才有权力制定“红头文件”，而中国科学院是国家自然科学最高学术机构，并没有行政管理权，更没有制定“红头文件”的资格。而且，从公函中的内容来看，只是要求医院“做出公正、透明、翔实的调查，给出一份真实、完整的结论”，并没有出现“以权压人”的情形。

    从格式、内容上来看，这就是单位所发出的普通公函，在“法无禁止即可为”的原则下，公函内容涉及单位员工利益维护并无不妥。然而，之所以引发公众的吐槽和争议，正是在于很多人混淆了医闹和公函的界限，将公函当作了助长医闹的帮凶。尤其是，在医闹入刑的背景下，人们普遍对医闹行为保持敏感，严惩医闹成为绝大多数人的思维认知。那么，中科院被误认为也是一个“衙门”，一旦出现公函介入私人维权中，则更容易放大对医闹问题的焦虑。

    其实，审视这一起事件，应该保持客观和中立，而不能仅仅凭借主观推测和臆断。到底是否具有医闹情形，死者家属与院方各执一词，缺乏公安部门的权威定论。但是，不管医闹行为成立与否，其与公函并没有联系，而是应该割裂开来。假如，只是错误地认为公函怂恿了医闹行为，只会陷入到认识层面的误区，不利于廓清事件背后的事实与真相。医患之间的纠纷，应该在客观真实的证据之下寻找解决思路，而公函并无原罪，不会左右和影响事件的真相和处理结果。

    事实上，假如不是中科院理化研究所和中国医师协会的发声，该医疗纠纷事件也不会引发如此的轩然大波。正因为“约架”双方名头甚响，才将该事件的影响力不断扩大。那么，对于各方来说，还是应该回归事件纠纷本身，通过法律途径和渠道解决问题，最终让事件真相水落石出。